嚴嵩的死，讓我想起了另一個人，他就是岳飛。岳飛的死，可以説是中國歷史上天字第一號的大冤案。其讓後人之痛心疾首，一如明代詩人文徵明的《滿江紅》所説：“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然而岳飛曾經是極受信任和器重的，宋高宗趙構甚至對他説過“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的話，還對王德等人説“聽飛號令，如朕親行”。所以文徵明才説：“慨當初，依飛何重，後來何酷！”這就和嚴嵩不乏相似之處。嚴嵩最得寵的時候是很風光的。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還為他修辦公室，每天賜禦膳，賜法酒。最後呢？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睡在墳場裏，靠人家上墳的供品過日子。岳飛和嚴嵩在皇帝那裏所受的“兩重天”待遇，真是何其相似乃爾！

　　或許有人會説，你怎麼能拿嚴嵩和岳飛比？一個是公認的大奸臣，一個是公認的大忠臣。一忠一姦，涇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別！這當然不錯。但我們要問：奸臣就可以冤枉麼？壞人就該冤死麼？罷免（後來又抄家）嚴嵩，處死嚴世蕃，固然是實現了“實質正義”，然而這種正義如果要靠不正當的手段來實現，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義”。我在《帝國的惆悵》一書中，使用的就是這個標題。

　　正義要靠非正義的手段來實現，這種荒唐的事情只可能發生在荒唐的時代。不過，即便在那個荒唐的時代，也有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説，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姦黨”而不是“反賊”。其實，就連説嚴嵩父子是“姦黨”，也是冤枉的。他們兩個惡貫滿盈不假，對皇帝卻是忠心耿耿。我們知道，嘉靖皇帝為了長生不老，是要親自煉丹的。丹煉好以後，要找人吃一下，試一試。誰試呢？嚴嵩。嚴嵩多大年紀呢？七八十歲。然後吃下去還寫實驗報告，説什麼臣夜服仙丹一丸，渾身燥熱，痛下淤血二碗云云。這正是鉛汞中毒的症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的充當皇帝實驗室的小白鼠，你還説他是奸臣？所以，嚴嵩只能算是“姦賊”，不能算是“奸臣”，更不是“姦黨”。

　　實際上嚴嵩原本也是“正人君子”。《明史》説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初入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自從嘉靖皇帝發過一次“雷霆之怒”後，嚴嵩身上原本不多、卻好歹還有的那麼一點“正義感”，就蕩然無存了，他也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可以説，嚴嵩這個“奸臣”，其實是嘉靖“培養”出來的。

　　那麼，嘉靖這個混賬皇帝，又是誰“培養”出來的？何況中國古代的皇帝，又有幾個不混賬呢？只不過混賬的程度各有不同罷了。還説岳飛這個案子。岳飛的死，在民間常常是歸咎於秦儈之罪的，但史家卻另有説法。許多歷史學家都指出，大宋一朝，原本有一個比較好的傳統，就是不妄殺重臣；岳飛以前，也不曾有一位大將被殺。秦儈膽敢破此先例，謀殺岳飛，沒有高宗的默許，幾乎就不可能。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文徵明説得好：“彼區區一儈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説，秦儈那賊，不過算準了皇帝的心思而已！

　　同樣，嚴嵩幹了那麼多壞事，沒有嘉靖的縱容，也不可能。不要以為嘉靖在西苑煉丹就兩眼一抹黑了。實際上就連一隻蒼蠅從朝堂飛過，他都知道，怎麼會不知道嚴嵩都幹了些什麼？不過睜只眼閉只眼，甚至有意放縱罷了。等到不想放縱時，他自有辦法對付。所以，嚴嵩混賬是因為嘉靖混賬，秦儈醜惡是因為趙構醜惡。皇帝，是所有這一切的罪魁禍首。

　　但你不能説皇帝就天生混賬，皇帝的混賬也是被“培養”出來的。誰的“培養”？帝國制度。前面説了，秦儈謀殺岳飛，是看準了高宗的心思。什麼心思呢？“徽欽既返，此身何屬！”也就是收復了中原，迎回了欽宗（其時徽宗已死），趙構就得讓出皇位來。為了保住皇位，他就不能把仗打得太大，也只能向敵人曲膝求和，甚至幫敵人除掉岳飛。“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這，也許就是他默許甚至暗示秦儈殺掉岳飛的原因之一。

　　其實宋高宗也好，明嘉靖也好，如果不當皇帝，也未必就有多壞。靖康之難時，當時還是康王的趙構，也曾有過“慷慨請行”赴金人軍營談判的壯舉，而且表現還不俗。嘉靖的個人素質也不差，至少是個明白人。但是一當皇帝，就對不起了，既沒有是非，也不講道理。“盡忠報國”如岳飛，“貪贓枉法”如嚴嵩，在他們眼裏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想用就用想殺就殺的。原因和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他們是皇帝。

　　從這個意義上講，混賬和醜惡的就不是嘉靖和趙構，而是皇帝制度。或者説，嘉靖混賬，是因為皇帝制度混賬；趙構醜惡，是因為皇帝制度醜惡。正因為這個制度是混賬和醜惡的，所以，就連皇帝本人，也未必都有好結果。黃仁宇先生就説，他《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從權臣到名將，從清官到太監，從貴妃到皇子，其“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顯然，制度才是問題所在，皇權才是萬惡之首。

　　所以，我覺得對於歷史人物，確實要有“歷史之同情”，要看到他當時的那些處境和原因。最後我們得出的結論，也不應該是個人品質的優劣，而是制度的問題。簡單地把歷史人物分為好人和壞人、善人和惡人、君子和小人，是沒有意義的。人性中不會純粹是善，也不會純粹是惡。壞人也有好心，惡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我們要弄清楚的，就是這些原本也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是怎麼變壞變惡的，如果有此可能的話。

　　曹操就恰恰是這樣一個可以讓我們做分析的人。一些朋友不理解我現在的講法。他們質問：你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的時間和篇幅去講曹操？為什麼不多講講高風亮節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講曹操這個“姦雄”，有什麼教育意義呢？你究竟是“品三國”還是“品曹操”？我當然是“品三國”，不是“品曹操”，但重點是曹操。講曹操，或許沒有多少“教育意義”（其實未必沒有），卻很有“教訓意義”。大家知道，我們對這個節目的想法是四句話：以故事説人物，以人物説歷史，以歷史説文化，以文化説人性。這就要有一個典型。曹操，就恰恰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可以讓我們實現自己想法的典型。

　　為什麼曹操是這樣一個典型呢？因為在他的身上，善與惡是並存的，而且都很突出。他的人生道路，也是一個由“不太惡”到“比較惡”的過程。曹操這個人，可以説是少年“頑劣”，青年“英雄”，中年“梟雄”，晚年“姦雄”。這就很有意思了，值得分析。比方説，他臨終前曾留下一份《遺令》，其中説到婢妾和藝妓們平時都很勤勞辛苦，我死了以後讓她們住銅雀臺，不要虧待她們（見本書第一集），很有些人情味。但是，也就是在他去世前沒多久，他的一個兒媳婦──曹植的妻子，僅僅因為穿了一件漂亮衣服，便被他以“違制命”的罪名賜死。這就不但毫無人情味，而且簡直是暴戾、恐怖了。

　　那麼，曹操又為什麼要以如此之小的罪名處死他這個兒媳婦呢？是因為他嗜殺，以殺人為樂，或者容不得別人對他的命令稍有怠慢嗎？恐怕不是。在我看來，他殺曹植之妻，是為了敲打甚至貶抑曹植；敲打貶抑曹植，是為了讓曹丕順利接班；而讓曹丕順利接班，則是為了保證曹魏政權韆鞦萬代。此外，他殺崔琰、殺楊修，也都與此有關。所以，他如此濫殺無辜，只是為了權力。而且，他能夠這樣濫殺無辜，也因為他擁有權力，並且是不受監督、限制和制約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力，才是比任何惡人都更可怕的東西。它甚至能使一個人從“不太惡”到“比較惡”和“非常惡”。我以為，這樣看問題，才是“現代視角”。

　　我“品三國”，講到最後，將會回答這些問題。我在前期，是想把這段歷史盡可能按照原貌先交待出來，結論是放在後面的。但是我不會歸結于個人道德品質的優劣，只會歸結于制度，包括曹操的悲劇，包括諸葛亮的悲劇，都是制度所使然。

　　不過，制度問題也不簡單。比方説，我們前面做的比較，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法治”優於“德治”。其實不是的。中國古代的問題，主要不在於主張“德治”，而在於實行“君主制”。美國人能夠防止他們的總統作惡，也不僅僅因為“法治”，還因為他們實行“民主制”。民主制主權在民，政權民授，總統自然可以監督。君主制主權在君，君權神授，誰能奈何得了？就連曹操這樣的“準皇帝”，還有孫皓那樣的“小皇帝”，也拿他沒有辦法。所以，討論一個歷史人物是君子還是小人，是沒有意義的。爭論法治和德治孰優孰劣，也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健全的社會和現代的國家，都既不可以沒有法律，也不可以沒有道德。道德管底線，法律管顧忌；法律防止作惡，道德使人向善，二者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的。比如我們講“反腐倡廉”，就是既要有法律（反腐）又要有道德（倡廉）。這大概才是比較理想的制度。

　　其實就連中國古代那個問題多多的制度也有他的道理，也有一個演變過程，而且在誕生的時候還是不錯的。否則，我們這個民族早就滅亡了，更不可能有讓全世界矚目的燦爛輝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這個制度又是有問題的。而且，正是由於自身的弊病，終於導致山窮水盡，不可收拾，最後被革命所推翻。現在我們建立了新中國，我們有了新制度，這是值得慶倖的事情。然而，一個新制度的建立決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長時間的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今天的諸位，將來都要為我們新中國的新制度做出自己的貢獻。為此我才要把我們的歷史做一個回顧，知道我們歷史上有過哪些成就，走過哪些彎路，又有哪些謬誤是我們現在需要避免的。這才是我出來講史的一個真實的意圖，這也就是我的歷史觀。

　　當然這裡面的內容是很多的。由於各方面的原因，今天只能説到這裡，算是開個頭。諸多問題，只好留待將來。不過我還是很感謝老牛先生，讓我有機會把這些思考整理出來。雖然我至今不知道這位先生的真實姓名，但我真的很感謝他。

　　事實上，學術討論的目的，不是比個高下，爭個輸贏，而是探明事理，啟迪智慧。成都武侯祠有清人趙藩之“攻心聯”雲：“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我略改數字，以為自勉，並與諸君共勉：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書非好辯；

　　不審勢，即褒貶皆誤，後來治學要深思。

責編：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