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24日 18:09)

　　傳媒與公共領域——讀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文/張志安

　　關於哈貝馬斯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性研究學者中，能象哈貝馬斯(Juergen Habermas)那樣既保持富於激情的理論思考又積極投身實際政治活動的人似乎並不多。這位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理論社會學家、哲學家，退休後仍然從事研究、著述和學術政治活動。90年代，他同弟子們一起組織政治俱樂部，定期舉行政治沙龍，從政治哲學的角度討論內政外交問題，對政府的外交政策産生直接影響。1998年德國大選中，哈貝馬斯在關鍵時刻為社會民主黨大造輿論，提供理論支持。在德國、歐洲、北美哲學社會學領域，他的理論都有著廣泛的影響。

　　哈貝馬斯出生於1929年，曾先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經濟學等，並以論文《論謝林思想中的矛盾》獲哲學博士學位。1961-1964任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1964-1967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1971-1983任德國馬格斯。1983-1994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社會學教授，1994年退休。

　　雖然他著述豐富，但被翻譯成中文的並不多。其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認識與興趣》、《技術和科學作為意識形態》、《理論與實踐》、《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論社會科學的邏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交往行為理論》、《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後形而上學思想》、《包容他者》、《事實與價值》以及《真理與論證》等，廣泛涉及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不同領域。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哈貝馬斯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在我國學術界有著不小的影響。創作于1961年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幫他獲得了教授資格，筆者所讀的即是學林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的中譯本。

　　關於《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哈貝馬斯的原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發表後，直到20多年後的80年代，其關於公共領域的理論才受到西歐各界的強烈關注。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以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視角，探討了自由主義模式資産階級公共領域的産生、發展、瓦解的歷史及其社會結構、政治功能、觀念與意識形態等。他認為最早的“公共領域”理論起源於奴隸制時期的廣場集會，建立在自由發表意見和對話基礎之上。人們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中的角色截然不同。真正的公共領域則誕生於18世紀資本主義發展催生的資産階級內部。

　　根據哈貝馬斯的理論，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指一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市民們假定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言論，不受國家的干涉。通俗地説，就是指“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在這種不受政府侵擾的自由空間，哈貝馬斯強調，市民間以閱讀為仲介、以交流為中心的公共交往。在理想的民主政治下，國家在法律制約下只能承擔公共領域的擔保人角色，是保障自由的權力機關，而不能干預。

　　哈貝馬斯研究公共領域結構時重點採用了民主理論的視角，強調了政治公共領域對實現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公民公眾擁有對公共事務自由發表意見、交流看法的空間和權利。他研究的公共領域主要是資産階級的公共領域。黃金時代的公共領域由擁有部分經濟和政治特權的資産階級組成，在小規模的咖啡館、圖書館、大學及博物館等場所談論時政，而且人員嚴格限制在資産階級內部。因此，“公共領域”概念的提出，體現了資産階級的政治理想：建立一個民主的、平等參與的、自由討論的整合社會。由於哈貝馬斯過分注重對資産階級公共領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對平民公共領域的關注，因此，不少學者對其理論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産生懷疑。約翰*湯伯森曾經指出，哈貝馬斯這種“厚此薄彼”的視野，僅把無産階級的大眾交往看作政治宣傳和組織渠道，實際上把資産階級的利益心照不宣地等同於公共領域的共有利益。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的後半部分，哈貝馬斯重點分析了資産階級公共領域的轉型。從19世紀末開始，壟斷資本主義導致的財富不均衡導致了對公共領域的不平等控制。參與經濟利益分配的國家，逐漸控制了原本為公共服務的媒介，媒介的民主功能不斷下降，諸多免費的公共服務機構轉為私有開始收費，“社會的對話被管理起來”。由此，具有政治功能的媒介集團被意識形態所操縱，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趨向融合，從公私分明轉向國家社會一體化。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中，公共領域的結構性框架遭到來自國家干預社會和社會依仗國家權勢的雙重過程的夾擊而致瓦解。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催生了當年資産階級公共領域的資本主義，又親手摧毀了資産階級的公共領域。

　　關於傳媒與公共領域的兩點思考

　　1、核心問題：傳媒的管理體制。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尤其是美、英等國媒介市場化浪潮導致媒介性質、功能的轉變密切相關。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傳統的大眾服務性傳播結構發生深刻變化，電視和報刊的私營化程度日益提高，由此導致媒介越來越多地受市場和國家控制，其原有的政治、文化功能遭受嚴峻的挑戰。

　　眾所週知，傳媒作為信息傳播的載體和意見表達的平臺，在西方自由主義傳統看來，是民主社會的組成部分，在公共領域中承擔著不可替代的責任。作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傳媒對社會的民主實現起著重要作用：既鼓勵和保障大眾參與公眾生活討論、表達各自意見的自由權利，又對國家機器和民主進程行使批判和監督功能。公眾使用傳媒可行使包括知情權、表達權等在內的言論自由權。哈貝馬斯在論述資産階級公共領域時，曾經對傳媒的這種作用給予高度評價，在很長時間內，傳媒也的確給資産階級表達意見、討論時政提供了相對廣闊的公共空間。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傳媒受到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控制，保障和推動公共領域的功能日漸式微。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在於傳媒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矛盾，是強大的市場利益驅動和政府利益集團控制的兩股力量作用的必然結果。實際上，誰能掌控傳媒，傳媒就為誰服務，由此，哈貝馬斯公共領域落實到傳媒研究領域，歸根結底就要探討傳媒的管理體制問題。

　　在此問題上，西方自由主義學者和左派學者的觀點針鋒相對、截然不同。前者批判政治保護主義，倡導傳媒的市場化，認為如果傳媒由政府管理必然成為政府的奴役，只有市場化才能保持其自由和獨立，才能防止政府對傳媒的控制和干涉。在他們看來，真正市場化的傳播系統才能最大程度上反映民意，給公民提供應有的知曉、表達權；相反，後者批判傳媒的市場化，認為市場製造壟斷，私人控制傳播意味著對自由權利的妨害，傳媒的市場化導致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差別消滅。而政府通過相關政策可保護傳媒不受壟斷控制，當壟斷産生威脅，甚至可以通過政策鼓勵競爭、抑制壟斷。時至今日，非此即彼的學術探討已經顯得意義寥寥，最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在保護傳媒獨立性和鼓勵市場競爭中找到平衡，如何建立真正獨立於國家和利益集團之外的傳媒制度。對此，哈貝馬斯強調民主政治領域應該與經濟和政治領域分離，的確有其獨特的前瞻性和深刻性。

　　2、中國國情：無法存在的公共領域。

　　如上所述，傳媒公共領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於傳媒的管理體制。因此，根據中國的新聞體制和新聞事業的特點，我們可以判斷，傳媒公共領域很長時間內無法存在。

　　回顧1949年解放以來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過程，政治和經濟始終以兩種突出的力量影響著傳媒管理制度的變革。這種變革的根本特點是：政府始終以近乎壟斷性的態勢對傳媒行使著絕對的領導權。傳媒的國有屬性和由黨管理的政策沒有根本改變，傳媒性質和基本功能沒有根本改變。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傳媒的首要任務還是宣傳黨的政策和方針。

　　同時，我們也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作為直接推動力，促使傳媒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傳媒自身的經濟利益驅動，隨著政治因素對媒介影響的適度調整，快速地釋放和體現出來。除宣傳黨的政策、方針外，傳媒在傳播信息、實施監督、提供表達等方面逐步拓展了比較廣泛的空間。中國的新聞媒體在保證正確輿論導向的前提下，逐漸給受眾提供日漸寬鬆意見環境和表達空間。

　　在市場和觀念的雙重鼓勵下，各種傳媒結合自身特點以不同形式，給公眾民意和多元意見的表達提供機會。如報刊開設的小言論、讀者來信、專題討論，廣播推出的熱線傳呼，電視談話類節目廣受歡迎。其中，還不乏對構建中國傳媒公共領域起到很強推動作用的精品，如《南方週末》的《百姓茶坊》、中央電視臺的《實話實説》等，這些欄目從受眾利益和需要出發，敢於針砭時弊、反映現實、表達民意。據悉，知名學者王元化先生曾經盛讚東方電視臺《東方直播室》對“營造民間的公共空間”大有裨益。但是，所有這些具備了傳媒公共領域雛形或者願望的嘗試，都始終被嚴格控制在政府的政策之內、控制在政治的需要之內。

　　以《南方週末》報為例，該報因相對大膽的新聞報道和相對自由的意見表達，不斷遭受著來自新聞主管部門的警告、批評乃至處罰，其報社負責人因報道“越軌”幾度檢討、更換。可見，即使政治因素的控製作用會因實際情況稍做放寬、調整，但其歸根結底始終沒有動搖著中國傳媒的核心使命和根本屬性。根據國家需要，傳媒的管理體制完全可能因其政治需要做相應調整。如國家推行重要經濟政策（改革開放）、發生政治危機（八九事件）、面臨重要考驗（駐南使館遭受轟炸）等，媒介就會被黨和政府強化控制，以保持社會穩、促進問題解決。因此，傳媒給受眾提供表達的空間被監控在有限的範圍之內，傳媒公共領域的産生缺乏基本的制度土壤。

　　網絡媒體的蓬勃發展似乎給傳媒公共領域提供了存在的轉機。最新發佈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到2001年12月31日，我國的上網計算機數已達1254萬台，我國網民已經達到3370萬人，比去年同期增長49.8%。作為新媒體或“第四媒體”，互聯網正憑藉其信息海量、覆蓋面廣、速度迅捷、互動性強、多媒體性等特點，成為越來越多受眾接受信息的重要載體。由於網絡提供了比較隱匿、平等、開放的自由空間，加之不分國界、全球交互的技術特點，借助網絡平臺表達意見的機會和空間都被空前放大，其中，與構建傳媒公共領域最相關的就是電子論壇。

　　有研究者以人民網“強國論壇”為個案，考察網民借助電子論壇自由表達意見的現狀。得出結論：網絡構建的公共領域相比于傳統媒體的公共領域極大地推進了民主性和自由性。公眾參與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重大話題討論的機會是在傳統媒體時代不可想象的。公眾利用網絡構建的一個公共空間——“強國論壇”可以在法規條例的允許範圍內自由傳播信息、表達意見。受眾的表達權也就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擴展和延伸。

　　在這種看似樂觀的情景之後，筆者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網絡媒體無論從宏觀的體制上看，還是從微觀的操作層面看，都與傳統媒體沒有本質的區別。網絡媒體登載新聞的業務需要國務院新聞辦和信息産業部批准，新聞操作的日常業務受到新聞主管部門的監督和指導，電子論壇的內容受公安機關和新聞主管部門的雙重監督。所謂“法規條例的允許範圍內”自由傳播信息、表達意見，更準確地説，是在“符合輿論導向和新聞政策”和“法規條例”兩項要求內進行的。因此，作為受眾的網民在電子論壇中的言行，就其本質而言，始終掌控在政府允可的前提之下。從這個角度看，網絡媒體給受眾營造的意見表達和討論的空間自由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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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解讀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一切批判都是值得尊重和提倡的，但這種批判不應該被誇大。有學者注意到，我們對於哈貝馬斯是熱情大於理解，被動接受大於積極挑戰，盲目追問大於積極商談。正像哈貝馬斯在他的家鄉經常被誤解那樣，我們也沒有注意到他作為時代批判者的特殊角色，當然，也就忽視了他作為時代的批判者之於我們的實際意義。為此，我們應該研究理論，同時，也不拋棄實踐。

　　其他參考書目：

　　1、《大眾文化與傳媒》 主編/吳士余、倪為國 上海三聯書店 2000年10月出版。

　　2、《關於文化與傳播譯叢》 文/周憲 許鈞 “文化與傳播譯叢”，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3、《中國傳媒新論》編著者/何舟 陳懷林等 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9月版。

責編：王麗華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