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大的敵人是我自己——張潔  

央視國際 (2006年04月18日 14:26)

　　記者：您應該算在《新聞調查》堅守最長時間的人了，還是先談談怎麼來到這個欄目吧?

　　張：每個人的人生在很關鍵的時候都會有一些交叉的路口，你在這個路口下車了，可能這個地方就會讓你停留很長一段時間。來《新聞調查》是96年1月份，此前我在《東方時空》已經做了三年。93年9月份我從雲南來到北京，加盟《東方時空》。為什麼來北京呢？是因為在雲南那個時候我主要經歷致力於專題片和紀錄片，做編導、兼職做攝影。感覺在雲南做了七年電視之後，覺得我對電視的理解也好，已經達到一個高度，再往前走就覺得有點迷茫，不知道該怎麼走，所以當初來北京其實有一個比較直接的動因，就是想到北京廣播學院的一個研究生班來上學。然後就帶著我從事電視工作的積蓄五千塊錢來到北京，來後發現學費漲了，大概七千多才能讀下來，我學費不夠。心想算了，不上學了，去找工作，就給中央電視臺的《東方時空》挂電話。

　　記者：當時不怕人家冷落你麼？

　　張：説起來我跟《東方時空》有一定的緣分，這個緣分在哪兒呢？93年大家知道是中國第一次申奧，5月1號那天雲南搞了一個比較大的活動，就是有一個殘疾人騎自行車沿中國周邊繞一圈，叫做“走遍中華爭奧運”。5月1號從昆明廣場出發，經過滇藏公路、川藏公路到西藏，到青海、新疆烏魯木齊，到甘肅，寧夏銀川然後到東北這麼一大圈，時間大概半年多，我在這個活動中承擔什麼角色呢？我是總編導兼總攝像，就是要求我製作幾部殘疾人的環中華的紀錄片。當初我帶著兩部攝像機上路了，5月1號正是《東方時空》開播，我們大概走到了8月份走到北京。走到北京以後，《東方之子》採訪我們主角，騎自行車這個殘疾人，沒帶攝像，讓我當攝像，拍攝完了以後，也就是後來《實話實説》的製片人兼總導演喬艷琳，説我看你的身手不錯，跟我們一塊兒幹吧，我聽了以後一楞，中央臺是誰想去都能去的？她説我們那兒特自由。當初一説腦子裏留下一個印象。後來那個活動到北京以後，基本上重要的使命完成了，我們把全國各地收集來的申辦奧運的信件、禮物轉給北京奧申委，我退出了，退出時身體不太好，我在北京做檢查。正好經費也緊張了，我們把人裁到最少，最後剩下一輛車，一個攝像，一個製片跟著主角往南走。

　　這麼著找工作，就給《東方時空》的編導打了一個電話，説行啊，你第二天來吧，我向老闆推薦你。第二天就跑到中央電視台東門口辦了登記，坐電梯到14樓，敲開1403房間見著了我的製片人時間，白白胖胖的，長的跟活佛似的，從頭到尾把我看了一眼，你叫張潔，小喬説你不錯，留下來試試，你做過什麼？我説攝像、編導都能做。這樣吧，你明天去拍個片子，跟編導去。我説行，沒問題。隔了一會兒，穿一個很長衣服大大咧咧的小女孩兒走進來，誰是張潔？我説我是。你啊，明天拍片子幾點到什麼地方，別忘了，我説行沒問題。這麼著，就在《東方時空》開始了第一次實踐。那個節目是有關北京郊區縣委書記的，但由於他婉言謝絕沒拍成。

　　我是9月26號來的，當天正好是中秋節，然後整個《東方時空》有一個聯歡會，他們叫我一起參加了。那天白岩松主持晚會的時候説了一句話，説《東方時空》的節目之所以做得那麼好，能夠那麼火爆，由於這裡聚集了一群全國各地的高智商的打工仔。我才知道，原來是這樣，他們這個地方對人才是敞開的。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到《東方時空》一種文化或者是一種團隊精神。然後後來參加了這個《東方之子》的第一次研討，在國慶前。那個研討會上是特別開放，再好的節目也可以粉碎它，沒有任何權威。後來我覺得這個集體比較有意思，我在雲南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對攝影對畫面的剪輯我認為有一定的造詣的，但是那個時候講究長鏡頭，我對長鏡頭的實踐上沒有琢磨那麼多，那次看片子，看了幾個攝影，覺得很有意思，我覺得這個地方儘管是八分鐘的小欄目，但是可能還對我會有一定的創作的空間。

　　我報道那天，見到白岩松，説你是雲南來的？我説是，他説我雲南還有一個同學呢。國慶以後第一趟跟白岩松出去了。當初我們的攝影師是江兵，還有羅芳華，三人一塊兒到江蘇浙江出了一趟差。一開始白岩松對我以為關係戶介紹來的，他老覺得有點對我不太感冒，但是那一趟我跟江兵住在一起聊，江兵是特別有思想的攝影。我聊完以後，他説，你將成為《東方時空》最優秀的編導。後來那次做了十幾個節目，回來以後我負責編輯了一大半，我的節目一編出來，全組觀摩，我嘴上不説，我説我五十分鐘的大片都做過，八分鐘對我來説小菜一碟，那些片子做出來以後，時間給予極高的評價，白岩松很激動，覺得第一次出手非常好。

　　記者：這好像是所有來的人都要經歷的過程吧？

　　張：對，這裡只認才華，不大講其他的。我們做的那批人物幾乎囊括了11月12月份晚間黃金時段和週六週日，一下子奠定了我在整個欄目組的地位。然後我開始基本以做編導為主，在《東方之子》一待就是三年。儘管我的作品大家覺得非常不錯，但是我一次金獎沒有獲過，到95年的時候我開玩笑説，今年到年底我獲不了金獎我就離開《東方之子》。果真快到年底的時候，依然跟金獎無緣，然後正好聽説評論部要創辦一個大型的欄目叫大片組，大家腦子裏沒有印象，我覺得機會來了，我給製片人張步兵打電話，他不認識我，我説是《東方之子》的誰誰，然後他説行，你來吧。就這麼著，到了《新聞調查》。

　　記者：當時最吸引你來到《新聞調查》的是什麼？

　　張：容量。因為我覺得做《東方之子》有很多技巧的東西，比如選題，人物的口才，跟人物關係特別大，八分鐘展不開，好多東西用不上，你的積累用不上。後來我想因為我來北京之前我在雲南做的就是這個東西，每年一部兩部總是大的代表作出現，我覺得我肯定能用得上。後來跟時間談，時間特別痛苦，因為時間對我印象特別好，一向重用。正好96年1月2號跟他談的，他喝了酒，説今年怎麼幹。我説實在對不住，我要走了，大片那裏更是我的嚮往所在，我説在《東方之子》待了三年多謝你的關照，他一下震驚了。

　　記者：你在《東方之子》那幾年，應該算是個新的歷練和事業鋪墊吧？那時有什麼感覺？

　　張：我感覺到整個中國的電視革命基本從《東方時空》開始的。當初來到《東方之子》欄目，最吃驚是他的提問和對方的回答方式，跟我以往接觸到的採訪完全不一樣，比如説採訪歐亞民，陸建華提的什麼問題呢？——你是不是由於身體殘疾你自卑？你是要通過另外一種方式證明你自己？很刺激的提問，甚至開始讓我覺得不舒服，怎麼對我們的英雄説這種話，多麼不禮貌？這是當初的《東方時空》。所以我進了這個組以後，其中一個觀眾來信説，你們那麼沒修養，讓這些名家難堪。到後來我知道《東方時空》倡導的是一種粉碎性採訪。時間説我們以往做宣傳，假話遍地，套話官話遍地，我們現在讓人説真話，真話靠你的問題刺激出來，我們要讓我們的受眾我們的嘉賓聽到真話講真話，我們要造就一代的觀眾，讓習慣聽真話的民族成熟起來，以後誰講假話，他們都會抗拒，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新鮮，我在雲南做電視的時候沒有人跟我講這個東西。這麼一種傳播真實的理念，這麼一種自覺的追求，是從《東方之子》開始的。所以那個時候很多東西開始往這個方面探索。另外除了傳播真實的東西，要真誠地面對觀眾，《東方之子》採訪的時候必須把仰視改為平視，拍老百姓的時候把俯視改為平視，這種觀點對電視操作者來説，不僅是機位的問題，其實是在塑造一種什麼樣的觀念呢？就是以人為本的電視理念。每個人是有尊嚴的，都不應該被神話，在我們攝像機的眼中，一個很普通的老百姓，一個很多光環的高官，他們是等值的，你不用崇拜他們，也不用蔑視他們。這種觀念的建立，對當時的中國影響很大，這是一種電視行為方面的東西，因為當初很多電視人是不適應這種的，但在《東方時空》被強化，就是要求有平民意識，就是要求你看待對象的時候必須取這麼一種姿態。所以《東方時空》對中國電視的影響，與其説他是電視文化方面的，其實我覺得更是從創作一種嶄新的電視理念開始，從操作和電視行為開始，這個特別了不起。

　　我這三年基本上對這些東西一聽就喜歡，馬上在自己創作中加以實踐，在《東方之子》也有一系列代表作了，比如説我採訪狼牙山五壯士的時候，他還原歷史實説，當初我們跳下懸崖不是英勇就義，是為了求生，只有班長和另外一個他們跳下去就是為了不當俘虜，跳下去死了，另外兩個戰士我們是朝有樹的方向跳，我們要生存下去，有一個手抓不住又死了，他跟另外一個就活了下來。日本軍隊上來了以後，不是像我們電影描述那樣的，朝懸崖下打槍而是對天鳴槍，列隊敬意。這是歷史的真實。我把這個節目播出來，説明真實的東西是這麼建構的。所以《東方時空》這幾年，他為我奠定一種作為一個電視新聞人，所應該有的一種基本立場。這個東西特別重要。

　　記者：你在《新聞調查》做編導期間，拍了一些有影響力的節目，哪些節目覺得滿意，哪些覺得遺憾？

　　張：在雲南的時候腦子更多想的是紀錄片，目標也很簡單，把紀錄片拍好，獲國際大獎是目標。但是在《東方時空》以後，新聞性紮實了，接受很多技法上理念上的熏陶，這些對我以後在調查做深度的報道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其實我並不喜歡新聞，覺得新聞是時過境遷的東西。我老喜歡做人性的東西，但是進《東方時空》才發現，新聞的力量，特別是真實新聞的力量，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所以《新聞調查》對我來説，我要利用這個平臺，利用我的智慧，利用我關注的選題，來促進中國的法制民主自由等等一些東西。這個訴求非常強烈。所以來到這個攝製組的第一個節目《西古縣村記事》，也是準備開播的節目，就是我們這種想法的一個載體。

　　我們為拍這個片子，在一個村裏前前後後去了五六趟，呆了很長的時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是一個農民要求民主選舉，撤換腐敗村長這麼一個故事。農民從城裏請來律師幫助自己實現這種願望，當初接觸這些農民的時候，我們非常感慨，96年那個時候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試行的環境當中，但是農民已經知道用法律要求民主，那個時候説實話，偌大的中國有幾個人有民主意識？起碼我沒有。但是農民這麼做，這讓我興奮不已，這個節目我們傾注心血來做，今天我們做村民選舉，民主選舉村長，以後我們做民主選舉鄉長，縣長，省長。參加這種革命性的記錄，特別興奮。

　　所以做這個節目整個攝製組投入非常大。我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因為也沒有藍本，也不知道怎麼做這個大片，單純看了一下美國60分鐘的節目，知道是有出鏡記者，制定了雙機拍攝，必須有採訪記者出現，製片人跟我説，下去以後牢記著焦點的題材，生活空間式的拍攝方式，《東方之子》式的採訪這麼幾處，我知道了，雙機拍攝，就是一台拍主持人，一台拍採訪對象，另外生活場面要把紀錄片的魅力應用到片子中，節目焦點不用説了，反腐敗的題材。帶著這種觀點投入《新聞調查》第一期節目創作，我的攝影師是從《焦點訪談》過來的，錄音師也是《焦點訪談》過來的，素質特別高，都是電影學院畢業的。

　　我們一開始是磨合，你水平怎麼樣，我水平怎麼樣，一開始誰瞧不上誰的感覺。王曉鵬、劉昶，都是高手，但是三天之後我們團結得像一個人似的，大家那種理念和主張，特別相似。然後這個節目我們拍得非常動情，也非常投入，後來拍完了以後，80多盤帶子，把我整個房間，我住的房間鋪滿。製片人把編輯機搬到我的宿舍，編了80多天，一個人在那兒，編到最後一場高潮的時候，就是農民下跪那場，眼淚嘩嘩往下流，。那種過程，現在想起來真是。

　　記者：這個片子沒有播出來吧？

　　張：對，這個節目由於涉及到上訪，涉及到一些農村很尖銳的矛盾。當初河南還是河北有一個例子，節目要播出了，上訪的人成百上千的出現。另一個我們處理上也不是太成熟。領導當初有一句評價，説你們把記者和律師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任意鞭撻各級政府。罵得我們頭都暈了。我們沒想到一心想為農民請命，請出這麼一個結果來。

　　記者：好象那裏面有一個細節，現在還在爭議，就是農民下跪的鏡頭現在回過頭看？

　　張：過了。

　　記者：當時覺得過了嗎？

　　張：當時沒覺得過，當時覺得震撼。我指過了並不是拍攝這場戲過了，但是我們處的環境來説試圖播出這樣的畫面，過了。

　　記者：理會你的意思。其他的，比如《生命》啊等等，好多，拍了那麼多片子，你的理念和環境有哪些矛盾衝突？

　　張：我在《新聞調查》播出的第一期節目是反對不良文化的，這是命題作文。當初做這個節目帶著一種情緒，你不説我新聞紀實，好像比較右，那好，我做一個左的節目給你看看，然後做了這個，我是總導演。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一個朋友打電話來，張潔兄，出手太重。我聽了以後，心裏往下一沉，因為那個節目現在看下來，意識形態那種鞭撻太過了，儘管那些低級庸俗迷信的東西應該批判，但是我的潛詞造句大了，過了。當時帶著情緒做這個節目，我想讓你看看這樣的節目我也能做。這個節目播出以後，迎合了當初的政治氣氛，評價非常好，還獲了一個銀獎。這個節目完了以後，做得是一個講中國民族工業不善於保護自己商標遭遇侵權的問題，這個節目做得還行，是及格的東西，但不是什麼優秀之作。年底報了一個題，這個題我比較喜歡，這個題有一種民生性，那時候《新聞調查》的選題受限制，要揭黑弄不了，就做主題，這個主題比較好，有很強的民生性，特別採訪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長，他説了一句話：公交優先實質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具體説就是強者讓弱者，富人讓窮人，官員讓百姓，這個話説完以後，我腦子一下建立起一種概念，這個片子主題就是這個東西，因為中國的改革從政治上説有一個比較大的脈絡，就是逐漸地強化執政為民的東西，在以往我們的歷史上不是這樣的。但是那個時候慢慢開始，關注執政為民這個問題。公交優先，公交上坐的著什麼人？老百姓，底層的，讓公交優先就意味著小轎車少了一條道，小轎車坐的什麼人呢？強勢，富人官員，所以我對這個片子充滿了強烈的創新的慾望。這個片子做得非常舒服，策劃也做得非常細。

　　拍攝的時候我們住在招待所，早上4點起床，坐了103路無數次。而且這個片子視覺上非常好，這得益於我對影像的高度重視，我對視聽語言，什麼東西用視聽表述，我一直非常在意，無論聲音畫面，都是精雕細刻。把這個片子做得非常好看。片子播出以後，有一次街上聽一個我不認識的人説，他看了央視一個節目，講北京公共交通的，他本來不準備看，結果一看從頭到尾了，沒覺得拖累，我一下覺得特別高興，編導的追求就是讓你不認識的人看節目看下去，説明你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到位了。

　　97年做了一個《公開選拔副局》的節目，這是個推動時代進步的東西，領導選用的民主化、公開化這個跟我一貫的思路又是相吻合的，做這些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題材，我充滿了激情，這個片子裏面很多段落你能看出我們的追求。片子播出以後，在全國反響特別大，特別是在官場，因為第一個全面的探討這個問題的這麼一期節目。之後參加香港回歸，然後回來以後，做了一期國企改革的節目，應該是我的一個代表作，我第一次涉足於企業報道，經濟報道，這個片子打動我的是它的禁區，就是中國的國企在97年的時候面臨非常大的問題，産權改革，但是這個企業是中型企業，有數千的員工，非常大的的固定資産，按照國家的政策不允許賣的，但是當地各級政府的官員就把這個賣了，國家不花一份錢，工人也獲得了這個資産，應該説是一個皆大歡喜的，這裡面奧妙無窮。

　　當時我跟《中國青年報》一個主編方向明搭檔，他對經濟非常了解，我們的分工是你來挖主幹，我來電視化表現，合作特別愉快。當初我走的時候，對製片人説，如果這個不拿金獎，我自動離開《新聞調查》，因為這是中國第一個講産業制度改革的節目。

　　97年小平去世，中國到底往何處去？重慶嘉陵化工廠，有幾個操刀者，一個是市長，一個是體改委副主任肖健康，肖健康當縣委書記的時候，把所有的小企業賣出去了，這隨時有可能坐牢的，這種做法，但是不走這條路的話，企業必死無疑，解剖這個麻雀我覺得特別有興趣。這個節目做出來以後，我們圈內反響特別好，但是這個節目也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的原因呢，也非常有意思，因為那年是開十五大，然後這個節目本來是作為獻禮片趕制出來，領導看了以後，説這會怎麼開，調怎麼定不知道，先放著。等到大會報告出來以後，把進一步加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提出來了，把私有經濟也給了高度評價，而這個片子呢一直討論，姓公還是姓私的問題，講改革的艱難，覺得跟形勢的發展有些滯後了，於是成為我第二個沒被播出的片子。片子沒播出我自己住院了，身體不行了。然後到了98年。春節以後開始接著幹活了，又做了一個節目是減負的，做的還行，完了自選題，98年是改革開放20年，我對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找一年鑒看98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報了三個題，一個是鳳陽小崗村，一個是少年大學生，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的天才，另外是“真理標準大討論”。三個題批了一個，題批下來以後，那時製片人是夏駿，他説你做這個題能做好看嗎？都是文人的筆墨官司。但我堅信我能把這個節目做得生動好看。因為這段歷史充滿了生命感，而且“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句話仍有現實意義。這個素材我現在還保留著，因為裏面很多人都去世了。沒有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沒有中國的思想解放，沒有中國思想的解放就不會有十一屆三中全會，而且“兩個凡是”也走不出來，起碼中國的改革開放為此會推後很多年，所以我覺得做這個節目意義太大了。後來節目做出來以後，夏駿、王堅平、錢鋼他們三個人審看，很興奮，給我極高的評價。楊偉光臺長親自審，審完以後讓我們給中宣部復了一個帶子，宣傳部又轉到廣電部，誰也不説這個片子能播，誰也不説這個片子不能播。

　　這個節目做完沒能播出，於是接下一個，帶著羅陳做公車改革。做這個片子的時候，可能由於片子被槍斃，身體的各種破壞，腿關節開始發炎，忍著疼痛帶著攝製組拍了兩個星期，到拍完那天我站不起來了，乘飛機用擔架運回北京。那天兩個製片人接我，把他們嚇壞了，他們可能以為我活不了，所以後來一住院住了兩三個月。所以基本上是三年斃了三個節目，住了三次醫院。

　　記者：再後來呢？

　　張：後來説我鳳凰涅磐了。99年以後順了，也不住院了，片子也不再斃了。再一個我的節目為什麼好看？我的這些選題都有命運的東西在裏面。所以儘管我播出的節目不是特別多，但是由於節目都好看，而且把很枯燥的東西演繹好看，所以專業製作能力在組裏得到了非常高的認可，但是也有一種説法，到99年我出院以後，恢復工作以後，好多人説跟著張潔只能做資料片，不能播出，錢也拿不到，所以我暗自下決心，以後做節目再不能錯了，這種不服輸的本能，仍然起了作用。99年2月《眼球丟失的背後》又是一個敏感的題，講了一個北京人民醫院的眼科大夫為救病人到太平間偷取眼球被家屬起訴的故事.。找這個題的時候，北京市已經全面封殺這個媒體，不讓報道，但是我仍然要做，因為這個對人們改變對人體器官捐獻的觀念，我覺得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太難得了，新聞是什麼？就是抓住歷史的瞬間，然後起到一種影響力，這種影響最終的結果就是促進一種非常理性的東西。所以做這個題特別艱難，整個攻關過程極其艱難。我覺得這個片子很懸，沒準出不來，後來這個節目拍攝時又聽説“第二次生命”的選題，我的第一念頭，這是一個正面的選題，拍下來，保證幹活的兄弟還能拿到錢。那麼一種狀況下套拍兩個節目，20來天的時間把節目套拍，大家説你厲害，一箭雙雕，哪兒有那麼厲害？人家覺得我是一個死亡編導，只會做一些很強的藝術性的東西，我要做一些播出的，我要保證收入，大家願意跟我幹，但是沒想到兩個節目都出了，而且都在一個月內播出。那時候《調查》的編導播出一期節目都是很大的榮耀和成功，我一個月播出兩個，而且兩個節目分量都挺大的，這一下把夏駿高興的，專門為我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評論。

　　記者：當時也有人講97年是夏駿年，99年是張潔年？

　　張：後來中國駐南斯拉伕大使館被炸，我們也趕了兩期好節目出來。然後到99年，是《調查》歷史上很不平靜的一年。

　　記者：怎麼不平靜？

　　張：首先法輪功的出現和全面揭批法輪功。第二個是欄目的兩個製片人突然提出辭職下海。然後賽納臨危授命，出任第三任製片人。還有一個，99年我們40分鐘的節目改為30分鐘。

　　記者：對當時的輿論環境現在怎麼看？覺得焦點的問題在哪？

　　張：一直對這個欄目定位不清，李東生想把《新聞調查》做成一個類似人民日報社論那種電視論文，立意非常深、高、權威，談的都是國計民生。特別夏駿的東西朝著這個思路做。孫玉勝是非常尊重電視本體的人，要把《新聞調查》做成有 故事性和有人文色彩的欄目。《調查》從96年出現以後，不斷有一些大的主題的東西，所以那個時候儘管調查做了很多是非題，但是頭三年我們還沒有找到節目的定位。《新聞調查》為什麼在中國電視有非常好的口碑？就是它的思想、理性。但從整個電視來説，還非常浮躁。《新聞調查》像夏駿、劉春、王利芬等等這些人的介入，把他們學者的思考帶到電視裏面來。夏駿是學者化的編導，劉春也是知識性的編導，他們的介入，使我們《新聞調查》有一個思辯的力量。

　　而且夏駿寫的策劃案，看起來就像一個論文的提綱，電視節目做起來三段論，電視論文深刻、宏大，但是讀起來略顯枯燥，那個時候的電視是這麼樣一種態勢。然後這個東西經過市場檢驗，但市場反饋並不是太好，説你們的節目非常厲害，非常有思想，但是我很少看，太累。這是廣院的研究生親口對我説的。所以後來到97年9月份播了一個《國家的孩子》，那個節目既有時代背景又有人物命運，那個節目獲得金獎，而且獲得專家的好評，那個時候袁正明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把這種類型的節目放大？然後説我們要跟東升臺長進行一場對話，到底做大宏觀的東西，政治性的東西還是做人物命運？結果98年1月份，安排幾個老編導跟東升副臺長對話，關於《新聞調查》的何去何從。那算一次重要會議，總的來説想説服東勝放開一點，讓我們做點故事做點命運，沒料東生臺長一開口就説，沒説不讓你們做啊，你們可以做。領導的轉變這麼快，讓我們措手不及，有了這場對話，於是有了《從市長到囚犯》，才有了《大官村裏選村官》，我們是1月份對話，3月份片子出來。

　　記者：這個可能跟整個輿論界的好轉有關係吧？

　　張：《新聞調查》第一次收視高峰是在98年。《透視運城滲灌工程》，是我們稱之為出現過早的一個，為什麼過早？那個時候氣氛好象不適合這種東西，偏偏就出來了，為什麼出來？就是因為朱?基積極支持輿論監督，他到《焦點訪談》題字“輿論監督，政府鏡鑒，群眾喉舌，改革尖兵”。朱?基大膽前衛的思想影響到了中央臺。這個節目壓了20多天，據説朱?基親自看過，然後橫空出世。我非常興奮地寫了一篇文章《新聞調查的品質》，最後稱道的就是這期節目。我們新聞記者應該做這樣的東西，而不是做紀錄片，或者做大的主題調查。《新聞調查》做的就是調查，有調查感的東西。

　　所以那時儘管腦子還沒有“調查”的概念，但是這個節目一齣來我就叫好。然後到了99年，孫玉勝接管《新聞調查》，整個選題和審片是他，這個時候人文故事，案子事件多起來。

　　記者：您個人對《新聞調查》定位理念和品質怎麼看？

　　張：我們在頭三年，在《新聞調查》生存發展的時期，我們靠思想、理性、思辯這三個東西使《新聞調查》在中國電視界獲得了它的地位，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稀缺資源，都是電視裏沒有的東西，層層剝離的東西，我們給電視一種思想的魅力，這是頭三年《新聞調查》我們做的事情。99年之後，《新聞調查》開始做人文故事，開始做案件，做的比較多，這是我們往電視本體那方面回歸，在尊重觀眾，尊重傳播的規律，如果説以前頭些年的主題可能我們是主動朝政府靠，做一些大的選題，這次我們是主動向觀眾靠攏，這也是孫玉勝的電視理念：改變我們的語態，他在《十年》書上寫的，為什麼要改變？那就是由於你必須按照觀眾所接受的這種心理來尋找你的選題，尋找你的表達。

　　99年之後，你就會發現，《新聞調查》的節目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體系，具有強烈的故事性，我們不再把自己放到特別高的位置上，因為以前李東生副臺長主管我們的時候，他要求《新聞調查》播出以後應該是報紙的老總誇這個節目，各部的部長議論這個節目，是這麼一種定位，是一種高端定位，但孫玉勝是低端定位。所以這麼樣的話，應該説99年以後《新聞調查》開始轉型了。

　　2000年基本延續了故事人物命運這些東西。但是遇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專家説識別系統沒有建立，紀錄片也做，專訪也做，主題性的、調查性的東西也做，到底什麼是你的強項？2000年提出做真相的概念，建立一個識別系統。那個時候我們已經主動地向調查靠攏：探尋事實的真相，2000年中國關於調查性報道的理論文章還非常少，什麼是調查性報道？不大清楚。但是我們提出探尋事實真相的概念以後，我們認為這種定位符合我們96年創辦欄目的想法，因為我們知道揭蓋子是調查節目的最高境界，所以選題方向向這個方面調整。

　　記者：這個調整過程是怎麼樣？

　　張：99年10月份製片人賽納上來以後，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們怎麼樣把《調查》領著往前走一步，賽納提出來我們做“新聞備忘錄”，這也是對《新聞調查》包羅萬象選題的歸類，這之前《新聞調查》覺得我們無所不能，什麼樣的題我們都能做，什麼樣的東西給我我都能做出一盤好菜來。《新聞調查》編導的確厲害，甚至給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節目，也能做出一期《初級意味著什麼》。到那個時候，我們想歸類，放棄一些東西，賽納説我們就做新聞行不行？中國一年所有大事我們一個個記錄下來，我和劉春説沒有問題，我們嘗試。

　　記者：嘗試的結果理想嗎？

　　張：結果運作了兩三個月，問題來了，拍了半天，節目往往出不來，不能播，一壓壓一年，比如“又舜號”海難、牟其中大案，打招呼了不讓做，後來發現我們做新聞備忘錄是不可能的，這塊控制太嚴。跟著過春節，過完春節以後，3月份還是4月份，賽納把我們約到京都信苑去，説要不想個什麼轍，提什麼口號引領一下？他説我想了兩個月，我們做真相怎麼樣？劉春一聽特別興奮，説真相好，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天我做的欄目名稱就叫《真相》。然後就開始琢磨廣告詞，片尾加一個廣告詞：《新聞調查》“一期一個真相”，或者“每週一個真相”。目的是解決關注度的問題，我們把“真相”打出來，肯定有觀眾。我們三個很興奮了一天。

　　到了5月份，正好4週年，我們請了專家來開會。然後賽納很興奮把“真相”的概念拋出來了。我記得當初會議上有尹鴻，有朱羽君，包括李大同等一些專家，結果他們説做真相，從哲學意義來説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真相，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真相，這個站不住腳，另外一個是這種環境下敢保證接受的東西是真相嗎？那我們再想想吧。本來開完這個會想馬上把廣告打出去，還是不死心，不忍心輕易放棄真相的概念。後來琢磨，賽納説真相過分了，説探尋行不行？我説沒問題，探尋是一種姿態，我也不是説告訴你真相，而是儘量探尋，儘量趨於真相的過程。我們覺得沒問題，就開始做廣告，找廣告公司。正好12月份，我們又從30分鐘恢復40分鐘了，而且週五調到週六，就把廣告附在改版後第一期節目。在12月2號首次打出《新聞調查》——探尋事實真相。最後領導也認可了。

　　記者：下一步你們開始探尋真相？

　　張：是這個樣子。我們選題就開始往這方面去靠，有沒有內幕？有沒有被遮蔽的東西？找題。這麼一齣來以後，到2001年《新聞調查》第二個收視高峰又出現了，第一期叫真相的節目，是《溫嶺黑幫的真相》，其實是一個死老虎，但是的確公佈了黑幫從小到大發跡的過程。第二期第三期連起來播的分別是《絳縣的經驗》、《海燈神話》，跟著到了5月份《范李之死》，7月份《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11月份《藥品回扣內幕》，12月份《南丹礦難內幕》、《黑哨內幕》等，那年《新聞調查》歷史上優秀節目最多。2001年，跟探尋事實真相有關係，等於是從2001年開始正式介入輿論監督，強勢介入。專家、臺領導、觀眾對2001年表現有特別好的肯定。

　　記者：從此是否意味著你們踏上了一條新思路？

　　張：應該説《新聞調查》上路了。大概我數了一下那年有12期左右的好節目。跟著2002年了，按説應該好好繼續探尋真相，得到2002年十六大交接，是政治年，正面選題中性選題為主，當然我們對“三農”問題的 做的比較好。整個2002年出了一個劉姝威的節目，還出了一個關於東突恐怖組織的，這兩個算頂級作品。還有兩期節目值得稱道，一個是《疫苗風波》一個真正的事件發展同步的調查，然後是《最後的警示》，關於艾滋病的黎家明的故事。這四期節目代表了2002年《新聞調查》製作的水準，但是影響力最大的作品是劉姝威，到目前為止還無法超越那種影響力。這個節目讓我反思了很多東西，為什麼一個女人講了一個故事如此打動人，又如此有廣泛強烈的社會反響？超過了我們拍了一年多的大案要案，為什麼？這是一個低成本的運作，就在外面辦公室坐著採訪。

　　記者：對這個節目特點有自己的感悟嗎？這個節目為什麼影響這麼大？

　　張：有感悟啊，我分析特別具體，只是沒有形成文章而已。首先這是一個非常人性的節目，揭黑，女性，報復，這些要素。藍田是一個大公司，一個弱女子和大公司對抗，而且揭露很多內幕，而且言詞非常尖銳敏感，選題上具有天然吸引力。另外是具有故事性，一波三折，跟藍田交接以後一波三折，戲劇性跌蕩起伏，觀眾的心始終被劉姝威的命運牽著。再一個劉姝威的口頭表達，口才之好，讓人嘆為觀止。劉姝威非常良好的心理素質，這個節目除了故事性命運感之外，還有邪惡和正義的較量。觀眾看智慧的記者和智慧的嘉賓交接，而且在這種智慧的較量中，把中國權力中國經濟生活不正常的一面揭露得淋漓盡致，劉姝威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表述上非常知道節奏、氣息、停頓，説到最悲愴的時候，眼淚滿含眼眶，但是聲音沒有變，把話説完，然後眼淚一點點流下來。既揭了黑，還塑造了一種合格公民的形象。我後來分析為什麼純揭黑的節目沒有影響力？純揭黑的節目會讓人對生活的環境失望，這個節目既揭了黑，同樣塑造了一個非常令你尊敬的人，所以傳播的效果説，媒體在你揭露社會陰暗的時候，它的力量遠遠弱于既揭了黑幕，但是又給了人力量，劉姝威節目就靠這個。我深知這個社會充滿了那麼多的險惡和黑暗，但是有劉姝威這樣的人，我感到可救，我感到有希望，這是這個節目之所以在中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的重要原因。中國政法大學的劉敬東博士寫了很長一篇，講七尺男兒看過這個節目以後的感受，寫得非常精彩。

　　所以後來我在説所謂的正面報道負面報道有全新的理解，比如我們做揭黑的節目，如果我們的節目裏有一個主人公，這個主人公冒著風險為公眾利益跟邪惡做抗爭，這個節目出來比純揭黑的節目傳播好很多，換句話，所謂一個受眾，不管東方西方的，其實對人來説，有一種本能，本能就是這個社會安全，社會美好，對人有基本的信賴，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不安全的社會裏。美國“911”之後，為什麼全人類面臨一種困惑，因為911以後有序的規則被打亂了，不安全，美國的發展，美國人的境界，美國人的精神和物質財富，是許多國家、許多民族嚮往的，但是發現這個東西都沒有拯救美國。恐怖組織駕駛兩架飛機就把物質文明的象徵給毀了，人類進入到了一個難以調和的文化衝突之中。科技發展有什麼用？如果一個社會一個世界讓人找不著安全感的話，這個社會任何發展毫無意義，所有的進步都沒有人的精神進步重要。這是我最近在香港的演講主題：我們這個社會怎麼了？五千多年馬上六千多年了人類歷史，為什麼變得越來越不包容，越來越不理解？你看目前整個人類格局的變化，屠殺自殺爆炸，超過歷史上任何時候。

　　如果説這種局面的出現是文明衝突，我認為文明衝突論，這個標題有問題。你要叫文化衝突我覺得挺好理解，文化是有衝突的，但是叫文明衝突。什麼叫文明衝突？文明是人類創作一切精神和物質的最好的東西，文明是不應該有衝突的。這是我的理解，文明是不應該有衝突的，因為文明對任何一個個人都好東西，是幾千年人類精神物質創造的一種結晶，一種最理想的狀態，比如説盧浮宮，比如説那些音樂，比如説手機、飛機、互聯網，比如説一種美好的精神，都是一種文明。這種文明是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人都需要的。這種文明會衝突嗎？不會，但是文化會衝突。

　　但是不管怎麼説人應該越活越聰明，越活越理性。所以“9。11”之後，世界的秩序似乎沒有了，理性沒有了，你看最近發生的一系列爆炸案，包括西班牙發生的爆炸案，感覺人類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目標了。

　　所以再説劉姝威這期節目，我們還是要給人類一個信心，《與神話較量的人》給了中國人一個信息，儘管有黑幕，儘管有權力支撐這些東西，但是我們有劉姝威這樣的公民，説明這個國家還沒有到那種不可救藥的地步。不是這個社會的人都是茍且偷生，沒有，還是會有人站出來。這個社會是需要這種東西的。這個人如果出現在歷史上你會敬重他，出在同一個時代，更敬重他。

　　所以這個節目影響力在這兒，讓我們深思也在這兒，給了你一種信心。包括我説我的《第二次生命》，為什麼獲大獎？因為顯示了人的精神，一種犧牲的精神，愛的精神。東方的下崗工人會為了女兒這麼做，讓西方人感受來自人類的溫暖，我們是高級動物，一個中國的下崗工人，一個普通的中國母親，他為了女兒付出最大的犧牲。這種愛無國界，它使人感到驕傲，所以打動了中國人，也肯定打動西方。所以媒介的重要職責是讓人類對自己有信心，而不是絕望、悲觀、失望，不是那個東西。

　　記者：是什麼精神或是一種信念支撐你在做電視？而且似乎有很旺的激情？

　　張：這種激情，首先來源於我對生命的理解。人都是一個過程。為什麼哲學家都要談生死呢？因為一個人的生死觀，生命觀，它會反過來制約你全部行為和活動。人只能活一次，生命尤其短暫，所以生命的尊嚴才顯得如此重要。我的最大的敵人是什麼？是死亡，不是別的。死亡是我們的終極敵人，除此之外壓抑人性，為人類製造災難，製造痛苦，這個是附加的敵人，但是生命的終極是死亡，死亡是對人對生命最大的摧殘。那麼作為一個文化人，或者是作為一個正常的社會人，你的使命是什麼？非常簡單：捍衛生命的尊嚴。為了讓生命活的有尊嚴，為了讓生命活的好，你必須創造什麼。

　　記者：你想創造什麼呢？

　　張：從歷史來看，我們生命在一起交融，在一起工作，這是階段性的，但是這是一種緣，在這個時代，在這一百年裏我們相遇，一百年後我們誰也找不著了。生命是那麼短暫寶貴，我們就應該讓它在有限的時間內，做出一些對人類有意義的事情。什麼樣的生命行為最有意義？就是我剛才説的，消除人類的災難和痛苦。我從小是個非常陽光的人，特別喜歡明媚的生活，但是隨著一天天長大，我知道要捍衛生命的陽光，要跟壞東西做鬥爭，這種信念到我高中畢業到大學，基本這樣，這種東西支撐著你。你知道了中國人五千多年怎麼走過來，你選擇了新聞這個職業，這個職業對實現你這個理想非常有幫助的事。或多或少對這個有推動作用。我們用不著把媒介的作用誇大，也不合適。在推動人類歷史往前走的過程中，你是其中一個，在整個人類文明進程鏈條上，你是其中的一環。足夠了。所以這種態度不僅使你變得自知，而且自明，你不會把自己無限放大，不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偉大，不會，因為人的確太渺小了，活長一點不就一百年，一百年後我們誰也找不著誰，但是我們的行為過程可以在歷史中留下軌跡，這個軌跡是根據你的意願寫的，不是根據別的意願。

　　你想成為一個什麼人完全自己，不在別人，我的問題在於我想由於我的努力使大多數人得到幫助，而不是我和我的家人得到幫助。所以有了這種信念，其他的一些東西都不話下，挫折、疾病、痛苦，那都不是問題。而且現在你要堅持做下去，堅韌就行。換句話説，人類歷史走了幾千年了，你碰到的時代，有比中世紀更黑暗的嗎？沒有吧，沒有比法國大革命更慘烈的嗎？沒有吧，有比鴉片戰爭更讓人窩火的嗎？沒有。我們僅僅需要一個堅韌就足夠。所以無論橫著比，豎著比，我們做出這點堅持，都特別簡單。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你剛才説的這個問題。

　　記者：在《新聞調查》八年中，您從一個編導到現在的製片人，這種角色上的轉換，有什麼不同？

　　張：轉換過程中挺痛苦的，因為我自己覺得我是創作型的，一年能有幾部作品出來，哪怕兩部作品，要求並不高。即使一年一個好作品，我覺得這一年就可以交代了。但是做製片人不一樣了，做製片人你要把握你創造的東西，因為創造是很個體的，你必須藏起來，然後利用你的業務能力、水準，你的認知標準，你的智慧，政治的也好，專業的也好，然後引領整個欄目往前走，然後要研究分析每個人，要看清楚每個人的長處和弱勢，要用特別完善的團隊文化引領大家，朝著既定的目標往前走。

　　這個責任太大，我跟你説過，我是一個天性追求簡單快樂的人，我成年的生活不是我的愛好，讓我對那麼多人負責不是我的愛好，我習慣自己對自己負責，我自己做編導的時候，我的口碑，我就沒有聽誰説過我不好。因為我是跟我自己較勁，我對其他是忍讓謙和，我為什麼忍讓謙和？這跟我的死亡觀有關係，活著挺美好，好好活著，很善良很友好的合作，有智慧發揮出來。所以我做編導的時候我能夠把自己的東西把握的特別好。做了製片人，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成功的製片人。很多人也懷疑，不僅我自己懷疑，去年3月18號上任時很多人也懷疑，估計《新聞調查》有一多半的人懷疑。

　　記者：不至於這個樣子吧？

　　張：因為我給他人的印象，張潔就是一個不冷靜的，感性的，好衝動的這麼一個人。而《新聞調查》是一個豐厚的，龐大的，博大的，理性的，冷靜的，跟張潔的天性相差很遠，能不能帶好這個隊伍，大家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但是呢，好就好在有一種把事情做好的願望。我是理想主義者，什麼是理想主義？就是做任何事都追求最好。追求最好是對生命，對人的思想智慧的一種特別高級的表達。是付出，是對自己生命的相信和忠誠。否則哪能做到最好。我們現在放眼看去，無論有形無形的人類的文明遺産，凡是讓你特噁心的東西，肯定是沒有做好，包括長安街上很多建築，有的建築師應該關到大牢裏面去，因為弄了一個特噁心的東西放那兒。其實你看到特別好的東西，哪怕很小的，都是有智慧的人，有責任感的人，他們能把特小的都做得特好。我們説文明是被創造的，所以我們有了這種把事情做好，把我們的智慧調動起來的信念，我們就可以創造一種全新的一種欄目和一種電視節目。

　　同時我認為好就是能讓它最大化的好，把一個事情做完美。另外一個，我自認為我是一個非常謙虛的、非常聽得進去各種建議的人，我想我的智慧不夠的時候我借用大家的智慧，整個欄目不夠的時候，我借用欄目外的智慧，總能把欄目做好，事實也證明了這點，我們這一年走的非常好。

　　記者：我知道您2003年上任以後，在欄目內實行了改制，當時為什麼這麼做？

　　張：有那麼幾個因素，一個是我從歷史的角度看，我認為《新聞調查》走過了八年，必然有一個歸宿，我非常不願意用輿論監督這個詞，我認為是太古的詞彙，調查報道是我們純粹的解釋。一個調查欄目肯定是以做調查報道為最高境界。我們從96年開始我們這個東西，在節目中找到出口，98年以後我們基本做這個東西，到了2003年，《新聞調查》走過八年了。七年前我們起步，我們上路，整整花了七年的時間才找到很純粹的路，從欄目自身來説，我認為是個必然的過程。

　　另外一個，市場的壓力。電視市場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要對欄目有新的市場要求，這個市場什麼市場？具有觀眾收視的市場，也有領導專家評價的市場，末尾淘汰，收視率這些東西，然後競爭資源的白熱化，逼著一個欄目要明確什麼樣的東西是你最擅長的，是其他不能替代的，比來比去，我上任以後好好分析過七年來，我們各種各樣的作品，我們曾經總結給我們做了很多這樣的調查那樣的調查，但是哪類是最具有競爭力的？不是第二次生命，也不是劉姝威，而是…這種東西是我們最具競爭力的東西，要説劉姝威，我們怎麼和王志較勁？拼不過。要做…，我們怎麼跟《紀事》欄目較勁？也拼不過。那個不是我們的強項。

　　記者：為什麼説《透視運城滲灌工程》是一個精品節目？或者説是標誌性的節目？

　　張：首先，它是在做調查。我們《新聞調查》説實話晃悠走了七年，但是做的調查的，有調查空間的，有調查結果的，屈指可數。很大程度是沒有在做調查，雖然我們喊了七年。《第二次生命》不是在調查，收視率最高的也不是在做調查，我們在做一種電視節目，是專題化記錄化的。我們做的一些節目，只是用調查做的一種包裝，一種偽調查，它不是調查。但是《透視運城滲灌工程》是第一次很純粹的調查。我們通過我們的調查，我們揭開了假象，然後記者的行為第一次閃閃發光。王利芬跳進坑裏拔罐的時候，王利芬在向書記和市長髮出追問的時候，王利芬還是王利芬嗎？不是。他是一個調查記者，一個散發人格魅力的調查記者。整個節目看完以後，欄目的魅力，媒介的魅力，人的品格，欄目的品格，媒介的品格，都很透明。所以我説它是精品。

　　但很可惜這個節目很另類，98年就出了這麼一個，99年也見不著，説明了這種東西要成為主導性的東西，時候還沒到。還得等到2003年。到了2003年之後，除了我剛才説的因素之外，我是覺得？這個節目像催化劑一樣促使我們的反思，一個欄目到底什麼最重要的？是你的雙機拍攝？還是你西裝革履非常專業的出鏡記者？這個節目對我的直接幫助就在於我可以忽略以前我們恪守的要件，追求調查欄目靈魂的東西，做真實的調查在2002年最後季度評獎中，對我們的評判是，你們在調查什麼？你們不值得調查，還沒有調查，我就知道結果。所以為什麼説我們是偽調查。

　　另再一個，真正的調查是要有風險的，有代價的，可以説在調不調查，調查還是是不調查中取捨，它其實是一種人格的較勁。我要穩妥一些，我要保險一些，我可以不去做調查。我做分析，分析多牛，又不得罪人，還專門跟精英打交道，還可以積累很多社會關係社會資源。要做正面報道更不用説了。但是調查就意味著找茬，意味著你由喜鵲變成啄木鳥，意味著對你有對抗性的行為，意味著你絞盡腦汁維護公眾利益，你要付出所有的智慧、代價這些東西。所以某種程度來説，做調查性的報道，為什麼説媒介最高貴的行為呢？因為只有特高貴的人才能調查，一般的記者做不了。因為它難度太大。它太痛苦。所以某種程度説，它也是極有尊嚴的一種電視人行為的本體回歸，財富和權力到底是什麼態度？諂媚？迎合？還是保持距離。而調查性報道在所有報道中最能鄣顯媒體獨立精神的，我要調查你是我媒體自身要調查，不可能説給你一個命題作文做調查，命題作文沒有這種東西。另外再一個，調查的這種東西最能夠顯示記者獨立思考，沒有現成檔案，只能依靠自己，所以把獨立精神作為媒介必須具備的一種高級追求的話，在調查裏是最能體驗這種追求的。

　　這些東西歷史註定在2003年將光臨《新聞調查》，我們義不容辭把這個事擔起來，當然我們做的怎麼樣，根據我們的才華，根據我們的智慧，根據我們的努力，來定它的成果的大小。但是在2003年底我們回過頭看，就我們這批人，我們的智慧而言，把我們生命的價值發揮到了極致，儘管你説換一批人可能做的更好，我承認，但是我們這批人我們誰都沒有偷懶，我們誰都沒有後退。2003年將是《新聞調查》這批人在生命中非常重要一點。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被放大，這是一個令人驕傲和尊敬的。

　　記者：《新聞調查》去年播出的一些節目，可以證實您剛才説的麼？

　　張：是，剛才我説高峰，2003年高峰值最多，再加上一個非典，兩個多月我們做了十期節目，我們的記者五六次深入到現場，記者的職業精神，讓人特別感動，跟社會很多人比起來，我們有太多的理由驕傲。我真的應該為2003年寫本書。

　　記者：您覺得在什麼狀態下才能産生更多更好的調查性報道？

　　張：對於調查性報道，我們去年討論的時候，就提到這個問題。首先是寬鬆的輿論環境，強大的物質基礎，足夠的時間容量，一流的人才儲備，堅定清晰的努力，這五大條件缺一不可。

　　所以以後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完全看這裡面有多大的變數。最近我們強大的物質基礎上就受到了挑戰，我們被迫裁員，被迫裁工資，然後我們獎懲體系績效考評，這都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想沒有回頭路。

　　記者：信念是堅定的？

　　張：我們的生命被浪費的太多太多了，我在中國活了40多年了，我對中國最大的悲哀感覺生命的價值沒有在生命這個過程中充分的發揮出來，生命在一些無奈無聊當中消耗。西方國家為什麼發展那麼快，很大程度就是人的資源最大化，人的資源效益最大化，而我們不是，我們是在消耗，在抵消，在等待，在無聊，等同豬狗有時候是。人是有智慧，有創造力的，我們大部分時間沒有在創造。

　　所以我們耗不起，我們必須在我們有限的生命中創造出無限的財富出來，這才是人應該幹的事情。什麼時候如果我們的人才資源，比如《新聞調查》的每一個人，他們覺得在這個崗位上，比如説如果我的文字能力好，我的思辯能力好，我的口才能力好等等，我都能盡數發揮，那個時候説明我們的環境已經達到最優化，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有問題。所以經營《新聞調查》小環境的時候，我腦子裏想每個人的價值在這裡是不是得到釋放。大環境我們不能創造，小環境我們可以創造。

　　記者：剛才聽您説片子審查的過程，覺得中國的新聞跟政治關係太密切，甚至領導的變更也會對節目發生很大的影響，很多事情自己無法掌握？

　　張：但是有一點，中國固然有很多讓人覺得特別憤怒，特別無奈，可是有一條清晰的脈絡必須看到，你看96年的選題，再看今年的選題，包括新聞環境，這個要靠一代人一代人的奮鬥。説句老實話，這種進步像黃河水，儘管很緩慢，但是畢竟往前走。這是我們奮鬥的動力，必將往前走。所以我們為什麼出這本書？我們想把這個過程理出來，第一代製片人、第二代製片人，第三代製片人和第四代製片人，我們要梳理清楚，以後每個來《新聞調查》的人，和關注《新聞調查》的人，看到這點。我們相信這個欄目會對未來中國社會有強大的影響力，隨著社會越進步越開放，這個欄目的影響力將越大，我非常堅信這點。

　　記者：感覺中國社會整個進步有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輿論監督既促進了社會進步，而社會進步也讓這個欄目具有更多影響力。

　　張：像我們上周播出的中國音樂學院黑幕的東西，對中國教育的震撼，説實話，那種影響力你都想象不出來。到明年再高考的時候，我想很多人搞歪門邪路的人會收斂，如果我們利用我們目前的格局把事件深入推動一下，在其他媒體的配合下，最終能夠出臺一個什麼樣的東西，比如説以後每一場考試必須有外校的評委，必須有錄像，這些東西功不可沒。而且我們監督的對像是中國音樂學院，所以每當好節目播出的時候，是《新聞調查》的節日，我們看到了自身的力量，我們《新聞調查》欄目的力量。

　　記者：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目前這種體制下，做這種調查節目，哪些會讓你感到興奮？哪些讓你感到痛苦？

　　張：按照我們的價值觀念立項的節目，做出來播出我都特別興奮，比如到今年的三期節目都非常興奮。要説痛苦，是我們帶著這樣的熱忱、激情和信念做出來的節目，被那些手中握有權力，利用公共資源 把這個節目斃掉之後，我們很痛苦，難以用語言形容。 如果是一個獨立的媒體不會這麼痛苦，我們不是。但是這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你無法超越。這種痛苦你必須要面對。這兩天為了這個節目的重播很傷腦筋。但是我們畢竟讓它播出來了，這是最大的成功。所以有時候你覺得我在一件好事，于國於民都是一種好事，但是遇到這種結果，這是現實的殘酷性，這是你需要韌性的戰鬥精神支撐你，當你聽到一些卑鄙無恥的官員到處宣告，某某欄目被我們擺平了，你心裏做何感想？心如刀絞。但是必須面對。還是劉姝威那句話，正義終將戰勝邪惡。

　　記者：如果真的某一天中國社會進步到比較完善的民主制度，腐敗不是那麼多的時候，可能對這個欄目來説，反而沒有像今天會有這麼多的可現採的範圍。也許目前的中國恰恰是這個欄目生長最好的時期？

　　張：這個過程我估計有這麼豐富的題材和影響力，起碼能做50年。做到我退休沒有問題。

　　記者：剛才談到團隊精神，你對《新聞調查》有一個什麼樣的評價？

　　張：其實我對調查的同事，要求比較高，但是有時候靜下來想想，有的同事真的特別優秀，如果説調查性報道是新聞報道樣式中的極品的話，我認為《新聞調查》的人是極品中的極品，無論是年輕的，年老的，他們那種職業精神，義無反顧的東西都特別讓人感動，理想主義者最大的毛病是最高的尺子衡量作品，但是説實話，我對這個隊伍來説，我相當滿意。畢竟在我們身上儘管有人性的弱點和缺點，但是總體來説，這個隊伍的人格力量是非常高的。重視精神追求，不是重視精神追求的人在這裡待不下去，我們的收入並不是臺裏最高，我們的工作勞動強度和精神折磨是最高，但是八年堅持下來，而且這麼多人義無反顧到這個隊伍裏，願意跟著我們一起往前走。我們的實習生也是非常優秀的。所以有了這樣的隊伍，再創造業績不奇怪了，關鍵是好的制度好的方向，然後就是公平的一個環境，這個比較重要。目前來説我盡力做到了。

　　記者：講述一下有哪些難忘的事吧？

　　張：比如我們做《天災人禍》的記者組，為了這個調查報道，他們在村裏住了很多天，自己做飯，住帳篷，我開玩笑説這是當年老八路的作風。所以《新聞調查》的許多報道怎麼做出來的，就是這麼做出來的。包括去年做槍擊案的節目，也是住帳篷，而且是一個揭黑的節目，危險性比這個還要大，當時都做了準備，三天出不來怎麼辦，一旦被抓住怎麼救出來等等。你想一個調查記者，如果連生命都可以置之不顧，報道出來的東西一般都出人意料。 你像編導譚蕓，是我們一個成就很高的揭黑女記者，《海燈神話》《藥品回扣內幕》等一系列的節目，前年發現得了癌症，做了第一次手術，出院以後第一個節目是《夫妻看黃碟》，最後這個節目被斃了，回來的路上就説，沒事兒，張潔，給我找下一個選題吧。我當時一震。今年又發現了卵巢腫塊，懷疑是惡性腫瘤轉移，又做了手術，然後我們去陪她，説沒事兒，如果是良性的話，半個月之後我又可以做節目了，別為我操心。這種員工。一個製片人碰到這種員工應該是很幸福的事，但這種員工在我們這個團隊中不止一個。所以有時候我也想是不是變得更寬容一些，更包容一些，不要對大家吹毛求疵，他一種這麼樣的精神狀態來對待工作，對待每一件事，所以我覺得我對員工好，儘量很人性化，我覺得太應該了。

　　記者：剛才説到人才問題，您覺得如果用一個人，原則是什麼？

　　張：原則非常簡單，德才兼備。光有德不行，適應不了殘酷的競爭市場，光有才華也不行，沒有德支配的話，你的才華可能變為邪惡的東西。所以我所希望的就是一個有責任感、與人為善，不説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起碼私心不是太重，良好的專業知識，良好的人際關係，這種人是我比較喜歡的。像胡勁草、項先中，這些跟我私交並不多，但是我很敬重他們，幹的非常好。所以包括這些老攝像也好，你們覺得他們有點孤僻，有點冷淡，但是像陳威也好，內心深處是滾燙的心。我帶著王曉鵬採訪慰安婦，解放50年了，被強暴的村子幾乎沒有什麼變化，王曉鵬大罵鄉政府，“我操你媽，50年了”，儘管很過分，但是我特別感動。王曉鵬絕對是一個對低層充滿了同情的人，你看得出來。他特別容易被感動，別看張嘴就是錢錢錢，但是那是表象，內心深處是一個特別熱愛勞動民眾的好攝影師。如果沒有這種人，來到這個團隊裏，也覺得團隊容納不了他，一個特別自私的，特別糟糕的，不學無術的，可疑鑽營的，沒有市場。我的執政理念非常簡單，把人際關係降到最簡單，把大家的智慧發揮到最大化。這樣的話我們身上的質量就得到非常大的提升。

　　記者：今後你想怎麼樣帶領這個團隊並推進這個節目的發展？

　　張：一如既往地根據這一年來改革的一些東西，讓它進一步完善。作為我，應該更多的與上層溝通，保證我們節目的存活。我們節目的存活太重要了。一個好的節目能夠給一個團隊帶來一兩個月的興奮週期，范銘的《命運的琴弦》通過了的那天感覺被打了一針強心劑，本來三個節目面臨死亡，節目播出也受到威脅，整個特別鬱悶，結果這個節目一旦通過，不一樣。

　　記者：這個節目播出以後，好象同樣也給你興奮之後帶來了新的鬱悶。比如説重播的取消。

　　張：那不一樣，和播出來説太小了，另外我是那麼對待挫折的，人的進步，思想的深刻，都是在痛苦中熬出來的，一般情況下幸福生活不會使你思考變得更有創造性，再一個，你的每一次進步，不管是思想深處的還是專業操作上，都是每一次對這個實行超越，這個超越可能來自於非常殘酷的失敗，非常尖銳的批評，非常徹底的否定，才會突然覺得我該改了，我該換一個方式來做這個事情。

　　的確是這樣，我覺得我在電視上悟性非常快，我在雲南的時候有這种老師，我作品一齣來讓他們指點，每一次批評，下一次再看節目毛病沒了。幾次之後，非常快，兩三年，我的節目基本都通過。所以我做編導的時候我是花錢買批評，我那時候心態特別好，現在的編導應該向我學習，現在很多編導聽不得別人説不好。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真是一個想成為大編導的人，你真應該花錢買批評。為什麼我特別崇尚“你的敵人是你自己”這句話？阻礙你進步的不是別人，就是你的慣性，你的局限，你的認知的東西。比如説你不注重聲畫結構，這是你的毛病，你該克服這個毛病，你不注重聲音，這是你的毛病，你能不能在聲音上有所追求，如果是你的腦子糊塗，邏輯性不強，你能不能訓練一下你的理性思維呢？使你的節目變得非常邏輯非常清晰，我以前也是一個特感性的人，但是經過調查兩三年的鍛鍊，我認為我的理性精神邏輯思維鍛鍊出來了，所以每一次別人對你的批評真是良藥。如果你能一次一次地把別人的批評轉化為糾正自己錯誤的東西，兩三年之內，你的進步決絕是快。所以有時候人和人的超越，是人格的超越，為什麼説是人格的超越？因為你要把批評當成一種良藥，這需要人格力量。需要人格力量不是常人能辦到的，因為常人是喜歡聽好話的。我不否認表揚也能使人進步，但是我想表揚對一個人的進步促進作用遠遠不如批評的促進作用來的大，來的快，肯定是這樣的，所以跟自己較勁就是一種人格精神。因為你知道最根本的東西在哪兒，包括我們做調查性的報道，我們選擇調查性報道，我們認為是道德的選擇，你可以是市場的選擇，是調查欄目的選擇，但是我跟你説這是電視欄目道德的選擇，為什麼？因為它需要你跟財富和權力保持距離，才能夠做一個好的調查記者，這個時代跟財富和權力保持距離，一般人能做到嗎？做不到，它需要用信仰來維繫，這個信仰怎麼來？靠人格。就像我們開玩笑説的，以後不能跟哪個地方政府建立特別好的關係，不能那麼幹了，因為我們要做調查性報道，我們不允許我們生活中自己設立一種障礙，那個圈是不能進去的，之所以我們要跟他們保持距離，因為人一旦接觸以後人是有感情的，人很難做到我今天吃你喝你的，明天我該滅你還滅，我們做不了，我們是凡人。我們待長了跟你有感情，該下手下不了手，這種選擇應該是道德的選擇，應該是人格的選擇。

　　記者：您以前做編導更快樂，還是現在做製片更快樂？

　　張：不太一樣，以前做編導的快樂更多一些，因為對我來説前期快樂，後期快樂，播出更快樂，我老能處於創作的愉悅中，因為我是帶著創作的心境，我倒不是説主持正義，除了這種正義的東西之外，我還有一種技術上的東西，畫面的處理，把拍攝的選擇，光影的利用，這是做電視的魅力，不管你是好人壞人，我拍你有不同的講究，這種創作經常讓我感到職業的幸福感。後期呢？那個時候所有人的衝突都沒有了，就是素材，你編吧，炒這盤菜吧，編出一個得意的段落來以後，特別把平常的鏡頭用的有神奇的效果的時候，那很快樂，那簡直是。人驕傲因為智慧驕傲，你發現智慧的力量。那種感覺特別好，播出以後不用説了，打出你的名字。現在沒有什麼快樂，節目播出以後作品是誰誰的，只有臺領導説你欄目抓的不錯，表揚表揚你，但是比較虛，我的價值已經分散到每個人身上去了。當然如果連續兩三期播出好節目，那種快樂也很大。不一樣，我現在覺得自己是社會工作者，價值被瓦解了，分散了。我曾經有一個階段想回來做編導，後來徵求錢鋼意見，把我説了一頓。不行，你得挺住。我説挺住吧。現在更得挺了，因為大家跟你説了賊船了。

　　記者：您在《新聞調查》經歷很多，你怎麼看待這個精神操守？

　　張：生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你不可能説你在哪個驛站停多長時間，但是我特別強調這點，人跟人相處的這段時間，一定要有一種特別好的交流或者好的印象，兩個蘋果似的，你給我一個蘋果我給你一個蘋果，是一個蘋果，但是我的思想交給你的思想，是兩個思想，我不希望調查每個人跟我一樣，做到退休做到白頭，但是我希望每一個跟調查擦肩而過的人，他在調查的這段時光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回憶，因為這個地方找到了人的尊嚴，找到了智慧的尊嚴，就夠了。所以為什麼我現在對這些實習生很公平，給他們發言的機會，給他們參政議政的機會，使他們每個人的能力都能在這裡得到釋放。一個團隊，一個人要給人信賴，他覺得這個地方是我生命中一個美好的地方，我們應該到處製造這種美好的東西，讓你去回憶，讓你去留戀，美好回憶與我有關，足夠了。這樣人的尊嚴就出來了，價值就出來了，快樂而智慧的創造，這是人的價值。所以來來往往沒有問題，就像談戀愛一樣，也許談了好幾個，但是不管誰跟你談，你回想這段感情的時候你沒有後悔，對方回想起跟你相處沒有後悔，我們單位要尋求這種境界，什麼感情讓你不後悔呢？那就是真誠的、真心的付出，凡是一種奉獻狀態的東西，肯定都是讓你最感動的，少一點私心，多關心點別人，如果能夠把情感狀態變化為我們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狀態的話，它就能留給我們特別美好的印象，美好的東西一多，我們的生活便的很充實，其實我後來想，我做的一切事情，其實目的只有一個，享受生命。

　　死亡是最大的敵人。有時一條國際新聞使我特別難受好幾天，就是國際新聞裏幾十具屍體炸得亂七八糟，哪還有尊嚴。所以我在人類中基本上沒有敵人，我的敵人就是死亡。我就要捍衛人的生存向死亡做鬥爭，這是我終生的使命。那麼，好，壓抑人性的東西壓抑生命的東西都是我的反叛的對象。所以把死亡一想清楚，我的人生目的想的很清楚，不複雜，而且跟任何一個文化的信仰的人交流起來，我發現我出去跟西方背景的人交流，特別能説到一塊兒去，西方人對這個東西的認知上更簡單更純粹。

　　記者：您為什麼從96年一直到現在待在這裡？

　　張：不止我一個人，《新聞調查》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老同事。非常簡單，首先這是非常好的平臺，這個平臺能有自己的價值，能夠有自己的尊嚴，能夠對社會發生影響力，同時不可否認，我們的工資還可以，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在這麼一個有品位的欄目工作，關鍵是七八年來我們一直在公眾中樹立一個非常好的口碑，一聽説在《新聞調查》工作，很受尊敬。也有來挖我們的人，一萬五兩萬的月薪挖，挖不走，為什麼？錢拿的多，沒有這個尊敬。調查的人很重視精神生活，活在尊嚴中覺得很舒服。錢這個東西很重要，但是夠吃夠用就行了。買車買房，買完你追求什麼呢？就是精神的最大化，這些東西是吸引人待下來的非常好的東西。

　　記者：您一直説《新聞調查》成了一個品牌，但是我們一直覺得《新聞調查》並不是一個新聞，還叫《新聞調查》這個名字，覺得貼切嗎？

　　張：是這樣，新聞的一個狹義解釋的話，是新近發生的能夠引起人關注的事實。但是還有一種解釋，新近發生，什麼叫新近發生？突發性叫新近發生，《新聞調查》這麼個重量級的欄目，我去關注一個事件，從介入這個事件開始，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發生了一個新聞媒介事件，所以我們提出口號，我們關注它，它就是新聞。所以對新聞概念也要做一種廣義的理解，不要狹義的理解。另外調查性報道，説實話，從新聞的解釋來説，如果這個事件發生發展過程中，你是進入不了的，發展完了留下很多懸念，很多疑惑，整個時候調查才能進入。以前我一直想紀錄片和調查片能不能融為一體。後來我分析來分析去，不能融為一體。

　　紀錄片是記錄正在發生的事情，《新聞調查》是事情過了以後我們關注它，不一樣。比如選舉，選的過程中我調查什麼呢？只有事情結束了，有人説選舉不公正，行了，我來了，調查開始。所以從某種程度説，調查就是事後調查，而不是事前調查，也不是同步調查，這是調查節目的一些特徵。

　　記者：你怎麼看待節目的收視率問題？

　　張：現在我們説收視率是生命線，前些年《新聞調查》曾經一度認為注重收視率會媚俗，會向大眾低級趣味妥協，但是我覺得有點以偏蓋全，因為對一個好節目的評價，儘管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唯一可以量化的標準就是收視率，這是硬標準，除了這個標準沒有別的標準了，你可以個有所好，但是大多數的觀眾認可就是通過收視率反映出來的，其實你看我們的優秀節目，收視率非常趨同，好的節目肯定是好，不能説特別好的節目收視率一塌糊塗，不會。另外一個，中國公眾的電視審美水準，1980年電視走進百姓，現在20多年了，有了極大的變化。包括農民工對一個節目的評判，達到了你所不可思議的程度。所以來説，收視率基本反應一個節目質量的高低狀況，而且作為一個市場經濟社會，收視率是必須的，但是不要唯收視率化。比如説現在很多央視十大欄目，不評獎了，收視率最高的就是金獎，過分了。我們最近節目收視率最高的哪個？“513大案”，但是我們會覺得這個節目是《新聞調查》最好的節目嗎？肯定不會。所以既重視它但又不為它而累。

　　記者：別人評價説，您是挺有個性的人，您覺得自己的風格在哪？

　　張：感性不完全是我的風格，好多人都感性。其實我最大的風格就是我剛才説的，我跟自己較勁，我折磨我自己，我不折磨別人，我跟誰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肯定是我讓，因為我覺得讓是一個境界，比如説碰到一個好選題，誰跟我爭這個好選題，肯定我讓，我接一個稍微不好的選題，我折磨我自己，我把不太好的選題做好。我的前進就是這麼前進的，我老跟自己較勁，因為我覺得別人的生命挺好的，幹嗎折磨別人呢？折磨我自己把我的潛能開發到極致。我做了製片人以後，説我好人不多了，罵我的人很多，一開始我特別不習慣，因為我這個人最怕別人説我不好，到後來慢慢習慣了，因為製片的位置就是招人罵的位置，也不是誰都能理解你，他的利益受損害的時候他就罵。所以我現在也不把大家的這種異口同聲説好當成最高追求了，以前我是把好評當成我最高的目標，我不能容忍別人説我不好，那樣我覺得很失敗，我把做人成功看得比事業成功還重要。我做編導的時候，沒人説我不好，因為我不跟任何人衝突。我挑的題，都是別人不願意做的題，但是我願意做，但是我有興趣。

　　記者：題材很多，也很廣泛，但是有的你可能需要一種情懷，才能做得了。

　　張：像做《眼球丟失的背後》節目，這是我的性格表演，我是一個職業演員，我能夠駕馭這個東西，但是畢竟來説，我還是更喜歡做本色，因為做起來得心應手，這方面對我來説做的非常輕鬆。所以臺裏有一大批編導特別是女編導對我做製片人他們很傷心，因為他們總希望每年看張潔的好節目，但是直到我做了製片人以後，基本跟創作告別了。他們覺得特別可惜，我也覺得挺可惜。

　　記者：還可以偶爾回去客串一下編導？

　　張：工作理順了，我可以做一個。但是我不知道我做調查性報道，儘管現在領著大家做方向挺好，但是我現在能不能做好，我還缺乏實踐，比如説我以前做其他節目我比你們牛，現在做調查報道，我説具體方面你們是行家，你們怎麼做就是怎麼樣，的確是這樣。因為以前我們沒有説按照調查報道要求這麼做，但是現在我們提出來。這方面就沒有專家了。我們做我們就是專家。

　　記者：張步兵覺得《新聞調查》在評論部最大的特點是除了理念之外，還有一個製造精良的傳統。

　　張：所以八年來，《新聞調查》前三任製片人到以前的創建人員，他們的確給調查留下特別陳年的財富，你比如説規章制度的建立，財務制度的建立，包括我們三百塊錢的食宿標準，第一代製片人延續下來的，包括拍攝上的講究。張步兵是搞拍攝出身的，哪個攝像拍不好，叫過來就批評。下去他們搞的這些最基本的攝像操作規程，記者操作規範，建立財務管理體系，設備管理體系。到了賽納那時候搞的調查的發言，都是一些精華，其實我們今天做調查報道，應該説在這麼七八年基礎上往前走了一步，跟以前創辦《新聞調查》不一樣的，我們有諸多的動力和養料。

　　記者：在具體的團隊管理上，您怎麼操作？

　　張：方向調整清楚以後，接下來是用什麼樣的機制來重建調查報道的深層問題？這個時候可能我們一個老齡化隊伍，創作熱情的消失，創作也模式化，這個時候你怎麼樣讓這批人煥發出另外一種面貌，這是一種機制。我們開始求助人力資源專家，在中國電視界首次引入資源管理的概念，經過跟專家的磨合，我們建立一套績效評估體系。這道評估體系裏導向非常清晰，揭黑報道是我們最高境界，於是我們啟動評估體系，我們對這個報道節目加分，我們設計了一套評估的表格。這是第一個。編導在選題的時候就知道，這樣的題是能得高分的，而且收視率高的節目加分的，錢也拿得多，這務實的一面，我不能讓大家只為理想，我也讓大家務實。

　　第二，風險機制。凡是揭黑的報道，做輿論監督的報道，經過了我的驗收，他可以拿到薪酬80％。打消後顧之憂。以前為什麼揭黑節目大家不願意做，風險大成本大，拿不到錢，現在把這個東西打消了。這是第二招。

　　第三，記者中心制的確立。因為從我們調查歷史作品看，都是記者有非常良好的表現，無論行為和採訪。《透視運城滲灌工程》為什麼成為98年的絕唱？就是王利芬是這個節目的編導，又是出鏡記者，所以他能把自己的主體性發揮到機制。由於引入了記者中心制，團隊的概念就建立了，但團隊之間有互相競爭，所以我改革是一環扣一環，現在説起來容易，當初改革的過程極為艱難。首先我們能不能做調查報道？我們做了以後能不能存活？這是一種顧慮；再一個，記者中心制，編導能不能想通？以前我們是編導中心制，中國電視就是編導中心制，現在轉過來跟國際接軌，出鏡記者具不具備這種素質？具不具備這種向心力？具不具備新聞熱情、公關能力、凝聚團隊的能力？都是課題。但是我們想好了一直往前走，不後退。

　　記者：這樣做能行嗎？

　　張：想不通，解釋，反復溝通。特別是搞記者中心制，我是一個一個編導談話，或者電話或者當面談，去年 9月18號正式開始試運行，今年1月1號正式實施，你看下半年節目，我是6月份開始啟動我的計劃，但是你看，邊改革，成果邊顯現。所以2003改制很重要。以前我不自信，只有想做好的願望，但是通過去年的實踐，我覺得還是具備這個素質的。所以到年底臺裏、觀眾給我們欄目以極高的評價，我們是臺裏的十大優秀欄目之一，排名第八，很不容易。我們的專家評價指數是第一，專家評價是最高的，新浪的觀眾調查中，我們排名第二，第一是《藝術人生》，我們一度領先成為第一，很難得。

　　記者：今年5月17號是《新聞調查》開播八週年的紀念日，您搞了一個國際調查性報道的研討會？

　　張：我們既然把調查報道作為核心競爭力，作為一種追求提出來，而且我們的理念闡述是從西方國家的，我們認可的東西，但是對我們來説剛開始，我們希望能夠跟一些做了很多年的西方同仁，西方媒體進行接觸，從理論到實踐，他們都有哪些理論和經驗教訓提供給我們，直接跟國際接軌，看看我們的差距在哪，我們怎麼可能儘量少走彎路，但是某種程度來説，我們是一個跟西方不一樣的國家，也許我們的平臺不太對等，但是我覺得在一些相通的領域，我們是可以對話的，很多選題層次上我們可以相互交流的。他們看了我們一些作品，感到非常驚訝，他們沒有想到在中國也有調查報道性作品，所以有的專家説在中國開調查報道研討會，本身意味著中國的進步，中國的民主，中國的新聞已經成為一支非常有力量的新聞隊伍。他們有這種感覺。

　　作為我們來説，讓我們來吸收消化全球的調查性報道的一些理論和實踐經驗，從大的來説融入國際調查性報道隊伍，因為全球的調查記者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維護這個社會的健康發展。我們可能面臨一些等同的困境和壓力。另外整個中國理論界對調查性報道，一直定義非常模糊。然後甚至對調查的定義出現了多種誤解。一些方面專家把我們的欄目看成調查性的欄目，播出的任何節目都是調查性報道，另一個我們國家跟西方不一樣，我們不可能全做揭黑，所以我們調查性報道也包括正面的報道，有人提出了一個概念，叫“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調查報道”，我覺得這方面沒必要跟西方提出不同的概念，我們自己梳理的時候，把我們的欄目看成調查類的欄目，把非調查性報道稱之為調查節目。這樣我們就清晰了。

　　我們做了三百多期節目，其中有一批為數不多的調查性報道，是我們調查節目中的極品，所以我去年對調查七年從調查節目到調查性報道，講的是《新聞調查》從96年到現在走過的歷程，一開始做調查報道，出於各種原因沒法做，然後我們改做主題，然後我們這些節目中一點點強化要素，然後到了2001年全面豐收，然後到了2003年。這個時候我們也就吸收消化調查性報道，我們腦子清晰了，我們想以這個會議把我們理解的東西傳遞給我們新聞界的同行，傳遞給專家學者，在國內營造一種調查性報道的概念，充當好這個時代賦予我們新聞人的角色，做好社會的守望者和監測者，推動中國新聞良性向前發展。所以這個會議不僅對《新聞調查》來説，我認為對中國調查性報道特別是電視新聞報道的發展，會起很大的作用。這是我們開會的初衷，

　　記者：好像是第一次？

　　張：第一次。

　　記者：您剛做製片人時，不少節目骨幹人員因各種原因離開《新聞調查》，那時您怎麼想？

　　張：那個也是一種危機應對。一個欄目，記者品牌和骨幹的流失對欄目的損害太大，1月份流失了王志，3月份流失了董倩，流失了耿志民，六月份流失了莊永志，從策劃到編導到記者。

　　記者：您怎麼過來的？

　　張：柴靜4月份才來的。比如説王志走了，對楊春來説就是一個機會，只要給他條件，他就會出來。這也是一個人才觀。人很重要，但是任何事業都不是説缺了誰就完不了，關鍵是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會創作極大的生産力。比如説《新聞調查》我走了，同樣調查要往前走，所以後來我也説，調查如果擺譜，我覺得很沒有意思。

　　記者：現在楊春的主持，很多專家和普通觀眾也是很喜歡的。

　　張：楊春半年變化挺大。

　　記者：您對調查記者的造就和培養有什麼考慮？對調查手段的開拓有什麼考慮？

　　張：調查記者最重要的就是採訪水平。説到採訪水平説到調查手段，我們常規的調查手段就是採訪，就是人證，你能不能憑你的提問，你的姿態和形體語言讓對方説話，這個很重要。所以這方面的採訪的水準的打造，應該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每期節目回來以後，都挑一個很重要的採訪人物，看這個姿態對不對，這個表情對不對，這樣採訪進步會非常快。另外主持人畢竟是一個載體，主持人有“秀”的成分，所以的話我們也要對主持人的形體服裝造型進行打造和包裝，這個媒體證明是很有效的。比如室外採訪，穿什麼服裝，室內什麼樣，手上拿一個本還是筆，習慣動作是什麼為好，這都要設計，裏面都有學問。但內在和外在的要同時下手，工作要長抓不懈，不是抓一陣就完了，其實調查手段我想除了採訪之外，更多的是公共關係，所以公共關係的能力需要培養，與人交際的藝術需要培養。另外我們的編導和攝像，可能應該學一些刑偵學和偵緝學的東西，這樣的話與狼共舞的時候，你知道什麼東西是最準確有效，什麼東西對法律上最有效，因為我們做調查報道考慮跟我們打官司，所以為什麼説調查的編導不能覺得自己牛，調查是你做一輩子的事，無論是你的內涵也好，影像表演也好，你學一輩子也不敢説節目做到了頂峰。這樣對調查的編導也好，記者也好。這個欄目做到退休也不敢説我什麼東西都能對付，調查是你永遠爬不到頂峰的。

　　記者：美國調查性報道最輝煌的時候是上個世紀的60到70年代，中國這個民權社會遠遠沒有到來，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這種調查生存有非常強的生命力？

　　張：對。另外一個，我覺得在有限制的環境中做調查報道，比在沒有限制的環境中做調查報道更牛。

　　其實評論部好就好在，央視的改革就是人事制度的改革，我這種人散落在全國各地方檯，都屬於不入流，不識時務的人，但是來到央視評論部，發現同事很多，大家在一起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事情，這個事情看得見摸得著，影響力看得見，這種感覺特別好。

　　我93年説來就來了，自己來了不適應，一來發名片就是央視記者了，我説中央電視臺記者就當上了？拿名片採訪，那時候特別有意思。那時候其他部門好多人，都是我們臨時工，新聞聯播的人拍攝，文藝部的人拍攝，他們覺得這是權力，這不是誰都能當的，只要跟臺裏老職工在一起，都是臨時工，很傷害人的。有一次，團委寫通告：“奧斯卡電影觀摩——正式員工之外拒絕入內”。對此我寫了一篇東西。孫玉勝看了那個東西，馬上給他們打電話，説你們怎麼回事你們？弄得他們道歉。我想我們拋棄了一些東西，就是為了公平公正，受教育我們認為是基本的權利，如果連這個權利得不到保障的話，我們為之奮鬥的民主自由有什麼意義。那篇文章現在找不著了，我自己也沒留，這篇文章在評論部打工仔中産生不小的影響。

　　記者：您是鬧“革命”出身。

　　張：寫了很多小文章，很多人看這個文章知道我。不是看我的節目。

　　記者：好象孫玉勝在那個《十年》中專門説了這個事情。

　　張：對。

　　記者：您怎麼構建這個團隊？

　　張：特別簡單，把做欄目跟做人聯絡起來，即，欄目人格化。我們要做的是公信的媒體，換句話説什麼樣的記者有公心？什麼樣的記者是這個時代的公眾所信賴的記者？然後我們做這種記者。做欄目也一樣，什麼樣的選題是公眾願意看的，那你就做這樣的節目。所以我們這種選擇就是為了公信做選擇。我們把做事和做人聯絡起來，在調查，你要做一個受人尊敬的同事，行，人類有很多美德，你朝那個美德靠近吧，你肯定受到尊重，但是你要説向另外一些受人鄙視的靠近時，肯定大家不接受。所以做優秀記者也不複雜，很簡單。

　　我覺得人就是一個簡單到複雜的結合體，但是我覺得複雜應該複雜在精神層面。所以簡單是為人簡單，了解我張潔簡單，幾句話知道我什麼樣的人，但是我同時是很複雜的人，我的精神領域，你摸不著看不見，這就是複雜性。我覺得美國人可能看上去是全世界最簡單的民族，愛憎分明，但是你説美國人的創造力弱嗎？不弱。科學家、藝術家，引領整個世界整個科技發展潮流，所以他們把簡單跟複雜駕馭得比較好。中國人毛病比較多，經常把該簡單的東西弄得特複雜，本來最簡單的弄的最複雜，複雜極了，摸不透。現代的中國人反這個東西，要説跟醬缸做鬥爭，這樣你才能活出新的人生軌跡出來。

　　包括反腐敗，中國反腐敗簡單嗎？不簡單，容易嗎？不容易。為什麼？我跟大學生講，一提腐敗你們義憤吧？義憤。看了《新聞調查》揭發這個過癮嗎？過癮。但是我告訴你，如果你們班某個同學，比如他爹是青島市長，能夠免費把你們全班請過去，住五星級賓館，用公車讓你們吃住行全免費，你們什麼感覺？你們會抵制嗎？你們會聲討嗎？你們不會。我估計你們不會。你們會覺得這個同學很牛鼻，他爸很厲害。這就是中國的反腐的艱難。一到我們享受腐敗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反腐敗。

　　所以這個是最要命的問題。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對這種東西要保持清醒，保持警惕，太難了。我覺得我好在哪兒，我跟腐敗靠近的時候，我心裏另一種聲音提醒我，我鄙視你我看不起你，我並不能説始終一點腐敗沒有，享受公共資源的時候也有過，但是這個時候有另外一個聲音提醒我，我覺得這種提醒特別重要，起碼不會使你朝著那個方面滑過去，所以像這種精神的培養和塑造，對全民族來説特別重要。昨天《中國青年報》登了一個對作曲家的批判，説的非常對，第五代藝術家對社會失去了批判精神，對底層百姓失去了同情和關懷，從技術層麵包括團隊也好，包括張藝謀這樣那樣的商業炒作也好，我現在越來越看不起這些，所謂藝術家，知識分子，概念是什麼？永遠跟現實是一種批判態度，永遠從最底層確立價值觀。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現在越來越遠。

　　就這個我挺驕傲的，我認為我始終保持這個東西，一種批判的立場，一種關懷的東西，這種東西特別重要。現在其實很多既有批判精神的人，但是如果同時得到時代的好處的話，他的批判會越來越弱，因為他已經是既得利益者。中國的中産階級是什麼樣，按説中國出現中産階級是社會生産力的代表，他們應該擁護一些民主法制的東西，但是有一項調查特別奇怪，對民營企業調查裏面，80％、90％的人擁護這個現行體制，這個民主法制比較混沌的狀態下發財了，不願意法制化，使他的資源喪失了，這個報告極為深刻，中國最前衛最精英的中産階級居然是這麼一種價值判斷。

　　所以可見這個社會向前發展多麼艱難的事情，中國出現無數反復倒退不奇怪。我讀中國歷史中華民族是這麼一個民族，只有到了災難最深的時候，力量就爆發出來了，但是不到最後的時候，中國人很多醜陋的東西的確非常多。

　　記者：魯迅總結得好，説以前闊了的要復古，現在闊了的要維持現狀，現在沒闊的要革命。你仔細分析這句話，這幾乎是一個規律。

　　張：我們小區裏有一些富婆，整天抱著狗，管狗叫兒子，整個人生目標是這條狗。人的差別真是很大。

　　記者：我相信無論什麼時代，您這樣的理念和標準，都是稀有的。

　　張：但是這麼多年的經歷，使我知道韌性對一個人多麼重要。要學會生存，我現在怕有時候説話過於激進，雖然現在這個時代比較開明的時代，但是有很多禁區。所以韌性的，建設性的精神是中國最缺的，中國現在不缺振臂一呼，然後被打入另類，不缺這個，缺的是在現有新聞體制下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中國歷史上，什麼樣悲慘的事情沒有發生過啊。想想劉少奇、彭德懷的遭遇，前些年的時候，跟一位新聞界的前輩有一次溝通，他有句話至今還在印象中，他説中國共産黨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會有一些堅守真理的勇士，比如彭德懷、張志新等人，任何時期，總會有一些聲音發出來，甚至是以為生命代價的。這也是我對共産黨很敬重的原因，也是我後來入黨的原因。

　　記者：記得我的大學校門橫幅就是——用我們的雙肩扛起祖國的明天，一直都很影響我。現在可能沒有哪個大學有這樣的牌匾了。雖然理念高尚，但是相對來説有點遙遠了。現在更多人想的是個人的價值實現，甚至當個人的價值跟社會價值發生衝突的時候，會捨棄社會。

　　張：你要相信無論社會再怎麼功利，再怎麼發展，這些精神層面的東西肯定存在，一個民族95％都墮落了，起碼5％沒有墮落，一定相信這個，否則這個民族沒有辦法往下延續了，現在99％的人不為愛情結婚，但是總有1％的人為愛情結婚，不要因為你沒碰到愛情就懷疑愛情，愛情肯定有。但是這種稀少性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是正常的。

　　記者：我個人並不是特別喜歡理想主義者的説法，因為理想主義者的確有一種堅持，但是讓人感覺有點飄飄的。我覺得可以説一個人還是應該有一種精神和信仰的支持，但不一定非要做一個理想主義者。好，最後一個問題，您對《新聞調查》還有什麼期待？

　　張：期待我們每一個節目都能安全地播出。期待我們的同事身體健康。期待我們彼此更包容。

　　採訪記者：趙華

責編：武林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