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消息：建國56年來，中國的五年計劃從未像“十一五”這樣如此吸引國內外關注。“十一五”規劃將以科學發展、共同富裕等諸多亮點，確立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新的政策取向。

　　備受海內外關注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于10月11日下午在北京閉幕。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確立了中國未來五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從《建議》內容看，與之前的十個五年計劃相比，“十一五”規劃將體現出諸多亮點。

　　一、社會公眾首次廣泛參與建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多年間的“五年計劃”，從來沒有像“十一五”這樣牽動13億中國人心，並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也從來沒有像如今中國政府高層如此重視民眾對於該規劃建議的參與。

　　2005年7月27日，洋洋8萬言的《中國公眾對編制國家“十一五”環保規劃意見建議書》出臺，並上報國務院。該建議書的412萬中國公眾建言者來自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港澳特別行政區，也包括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不少建議將體現在“十一五”規劃中。

　　這份8萬言的建議書源於此前的一次全國範圍內的公開問卷調查，即由中華環保聯合會，通過《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中國環境報》及中華環境公眾信息網發佈的公眾調查問卷，徵集民眾對“十一五”環保規劃的意見和建議，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承擔此次公眾調查的問卷回收及統計撰稿工作。

　　據統計，參與調查的公眾平均年齡為29.7歲，71.1%是男性，具有大專以上學歷者佔67.6%。他們主要來自學校、國家機關、事業單位、軍人武警和國有企業。其中超過1/3的參與者是學生(包括25%的大學生和10.4%的中學生)，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佔8.2%。

　　香港《文匯報》為此以《“十一五”規劃納412萬人建言》為題，分析説這凸顯了該規劃報告的制定過程充分體現出“科學性”。

　　而早在兩年前，專門負責五年規劃編制工作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下稱發改委)曾公開發佈消息，面向海內外公開招標“十一五”規劃的前期研究課題。這是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首次將未來發展規劃以公開招標方式向社會諮詢、徵求和購買方案。

　　據了解，這次招標主要面向大專院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行業協會及國際組織等；願意參加投標的單位按照規定，可根據自己的研究優勢確定研究課題和重點，填報《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研究課題申請書》；發改委專門組織成立了評審小組，對投標單位的申請方案和研究力量進行評審，擇優確定中標單位，並於2003年11月30日前下達了項目中標通知書；後來，中標單位與發改委簽訂了項目協議書，規定在2004年6月前完成研究報告初稿。

　　一直以來，中國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多在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部委的研究機構中進行。由於缺乏民間的參與，制定出的政策與法規有時難免未全面考慮各方面的利益，而更多地是反映了部門利益或地方利益。

　　據悉，“十五”規劃編制時，政府也曾向社會徵求建議，但當時只是希望各界“獻計獻策”，其性質與招標完全不同。對於這次招標，《中國新聞週刊》當時以《“十一五”招標：到民間“買思想”》為題作過專題報道。

　　公眾和眾多研究機構的廣泛參與，不僅説明新的五年規劃制定的過程擁有更加廣泛的群眾基礎，而且編制的內容會更加科學，這本身就説明中國決策的民主性在不斷增強。發改委規劃司司長楊偉民曾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已經使國家規劃編制和實施的體制背景發生了重大變化。

　　計劃經濟下，規劃具有指令性，實現規劃目標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市場經濟條件下，規劃的性質、作用、內容都發生了變化，實現規劃目標，也主要依靠企業、消費者等市場主體的行為。社會力量的參與，無疑大大增強了規劃的科學性和針對性。

　　二、科學發展觀統領發展全局

　　這次五年規劃，是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是中央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中央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後的第一個五年規劃。

　　2002年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形成，隨後陸續推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綜合配套改革措施，以嶄新的面貌贏得國內外輿論的好評，並被海內外盛譽為“胡溫新政”。

　　新領導集體執政的著力點，是從關注社會的弱勢群體的生存質量出發，所謂“窮人經濟學”，尋求整個社會發展的公平與和諧，樹立了良好的“親民政府”形象。

　　新領導集體“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執政理念，“求真務實、真抓實幹”的執政風格，“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的執政目標，順應了國際環境、時代背景、中國國情和民心所向，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六合相應”。

　　新領導集體上任的第二年即2003年，即開始著手啟動制定“十一五規劃”，這在以往的五年規劃中也是不多見的。應該説，“十一規劃”是以“胡溫新政”為核心的新一屆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執政理念的更為全面、集中和完善的表達和展示。

　　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五年計劃相比，“十一五”規劃堅持發展的主線一脈相承，以與時俱進的科學發展觀貫穿始終。這是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思想後編制的第一個五年規劃。

　　和諧社會是目標，科學發展是手段。“發展是硬道理”，“科學發展更是硬道理”，“科學地發展和諧社會是真正的硬道理”；不科學地發展難免不和諧，不和諧地發展肯定不科學；發展不等於片面的數量、速度和規模的擴大和增長，“科學發展”一方面是要依託先進的科學技術尋求高質量高效益的發展，另一方面是要追求“理性的繁榮”，“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即以建設和諧社會為目標的發展。

　　從“十一五”規劃的內容看，科學發展觀是其最重要的指導方針。它意味著，中國要從過度依賴廉價勞動力、資金、自然資源和環境投入，以量的擴張實現增長，轉向更加依靠勞動者素質和科技進步，以提高效率獲取發展。也就是説，不僅要既“多”又“快”地增長，還要既“好”又“省”地發展。

　　科學發展觀是胡錦濤總書記2003年4月10日到15日在廣東非典疫情非常嚴重的時期視察廣東時首次提出的。當時，他鼓勵廣東要萬眾一心戰勝非典，並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

　　當時的提法，是全面發展觀，要求廣東要注重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注重可持續發展、全面發展。由此可見，胡錦濤同志在當時就全部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

　　兩個月之後，即2003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抗擊非典總結大會上，胡錦濤同志正式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次日這一概念第一次出現在全國報端上，並風行全國。一年之後，當胡錦濤同志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講話時，科學發展觀已成全黨全國的共識。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7月25日和9月29日相繼召開的兩次會議強調，制定“十一五”規劃，做好“十一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落實“五個統籌”，堅持“六個必須”，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又快又好地發展。

　　三、首次由“計劃”改為“規劃”

　　與過去十個“五年”明顯不同的是，在名稱上，第十一個“五年”由“計劃”變成了“規劃”。這幾乎成為近期有關“十一五規劃”報道的一個焦點。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辛鳴認為，雖一字之差，內涵卻不盡相同，顯示出黨中央對發展內涵的認識已有變化。

　　《現代漢語詞典》中這樣解釋“計劃”和“規劃”：“計劃”是指工作或行動前預先擬定的具體內容和步驟；“規劃”是指比較全面的長遠的發展計劃。顯然，後者更加注重宏觀性、戰略性、指導性和長遠性。

　　以“五年”為單位進行國家建設的“五年計劃”模式，起源於前蘇聯。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全面學習，自1952至1953年，多次派出包括周恩來總理率團的代表團到蘇聯學習，在他們的幫助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自1953年起實施。

　　“一五”計劃主要是指令性的經濟計劃，事無巨細，涵蓋了方方面面的經濟增長指標，從工業總産值增長98.3%、手工業增長60.9%、大型工礦項目施工694個到具體的鋼鐵産量增加多少、煤炭産量增加多少等等。翻開以往的五年計劃，各類指標的具體程度超出現在很多人的想像。

　　2003年9月18日，發改委主任馬凱在“十一五”規劃編制準備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表示，“十一五”規劃，要突出戰略性、宏觀性和政策性，要抓住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突出戰略方針、戰略任務、戰略佈局、戰略措施和重大政策，不宜搞過多過細的量化指標，改變以往無所不包、涉及領域過寬的狀況；強化指導和約束功能，增加制度創新內容；在編製程序上要建立規範化的民主制度、銜接制度、論證制度、公佈制度以及備案和評估制度。

　　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要通過計劃逐一配置重要資源，所以各項指標定得非常細。但過去制定的微觀具體産業發展計劃，更多屬於市場、企業和資本自我調整的內容。而在市場配置資源的今天，規劃將突出宏觀性、戰略性，規劃指標少而精，而且總體上是預測性、指導性的。從“計劃”到“規劃”，體現了從微觀向宏觀、從直接向間接、從項目管理向規劃管理的突出轉變。

　　毫無疑問，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五年計劃從“一五”推進到“十五”，其中的強制性和指令性逐漸消失，或者説主觀性的成分逐漸減少了，而客觀性的成分增多了。而計劃變規劃，表明計劃經濟體制基本破除了。

　　四、人本化改革

　　國計當為民生。早在2003年9月18日，發改委主任馬凱在“十一五”規劃編制準備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就曾表示，“十一五”規劃當體現出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中國的發展必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發展應讓廣大人民能分享到經濟進步帶來的成果。

　　“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對我們黨所倡導的科學發展觀作出的高度概括。它明確告訴人們，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價值取向，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以滿足人的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實際上，“以人為本”本身並非我們今天的創新，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中國古代就有“民為邦本”的思想。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齊國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在《管子?霸業》中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孟子也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我們也一直倡導“為人民服務”，但在某一發展階段，不經意中迷失了發展的終極目的。

　　科學發展觀解決了如何發展的問題，“以人為本”則明確了“為誰發展”的問題。

　　人，既是經濟社會活動的主體，也是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享有者。發展説到底是人的發展，是人的素質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質量的提高和生存價值的提高。

　　經濟倫理學者、陜西省倫理學研究會副會長、秘書長姚軒鴿就“以人為本”的精神內涵解釋時指出，“以人為本”就是要從人的特點或實際出發，一切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要體現人性，從人出發，要考慮人情，要尊重人權，不能超越人的發展階段，不能忽視人的需要，儘量減少異化，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為最終歸宿。

　　“以人為本”新發展觀的最終目的，就是要重建“人與人的聯盟，人與社會的聯盟，人與自然的聯盟，人與終極價值的聯盟”。

　　“十一五規劃”編制的出發點，已從偏重物質財富增長，轉向更加重視人的發展。具體體現就是，從過去單純以增加GDP為出發點,變為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核心,把人力資源開發作為重大舉措,強化有關擴大就業,加強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內容,更多地關注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群體，增加人文和社會指標。

　　五、政府回歸公共職能本位

　　“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管理、社會服務”是政府的四大職能，這後兩項任務是政府極為重要的職責，也是當前較為薄弱的環節。

　　“十一五”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抓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做到既不“越位”，又不“缺位”，在社會服務、生態環境、資源保護、優化發展環境等方面履行公共職責。

　　目前，社會對政府職能轉變的期待包括，政府在行政管理、財稅體制等方面出臺相關舉措，科學界定地方政府經濟職能，各級政府還要進一步轉換工作方式等。

　　從“十一五規劃”的內容看，社會發展、公共服務、生態環境方面的指標已經得到強化，並成為配置財政、稅收等公共資源的重要依據。

　　計劃到規劃的轉變，也進一步表明政府明確了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政府只是市場經濟體制中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對立的一個部分。

　　當然，政府職能轉向承擔更多的公共職責，並不意味著政府工作更輕鬆，就如同裁判員並不比運動員“好當”一樣，事實上，政府面臨著宏觀經濟調控層面的新挑戰。

　　六、共同富裕提上日程

　　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佔據了20多年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在“十一五”規劃中轉變為“共同富裕”的主調。與以往相比，更強調社會公平與和諧發展，體現了中國政府讓更多人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決心和努力，以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扭轉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

　　這是中國進入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後，五年規劃制定理念所作的一個重大調整和歷史跨越，表明中國執政黨將重點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趨公平的利益均衡機制。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首先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啟動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引擎。中國經濟在保持多年的持續高速之後，目前解決貧富差距過大和其他社會差別持續拉大的問題，成為新時期的重頭戲。

　　目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預計2020年將達到3000美元。從國際經驗看，這一階段常常會發生貧富懸殊、失業人口增多、城鄉和地區差距拉大以及社會矛盾加劇等問題。

　　據測算，中國東部最富省份與西部最窮省份的人均GDP差距已擴大至10多倍；10%的最低收入家庭財産總額佔全部居民財産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財産總額則佔40%以上；實際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達5到6倍。目前，中國反映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0。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説，中國是過去20多年裏貧富差距擴大速度最快的國家。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朱力説：“市場經濟只承認強者，所以必須要靠政府動用社會保障等措施來彌補市場失靈，扶助弱勢群體，更重要的是，創造機會平等的社會機制和環境。”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許光建則認為，以前一直倡導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於“效率與公平並重”，或“更加注重公平”。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指出，共同富裕並非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它更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理論追求。它的核心是“共同”，是使十幾億人能夠共同參與發展的機會，共同提高發展的能力，共同分享發展的成果，這是中國社會穩定、長治久安的保障。

　　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認為，可以預見，在未來五年，中國將不懈追求公平的增長、均衡的增長和可持續的增長。怎樣解決教育、衛生、貧富兩極分化等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怎樣使經濟增長惠及大部分人，減少發展成本，是中國十一五規劃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之一。

　　當前，中國已經有20多個省份取消了農業稅，在“十一五”期間，“農業稅”這個概念將徹底走出歷史舞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今年3月的人大會上，宣佈免除國家貧困縣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書本費、雜費，並補助寄宿學生生活費。教育部官員也透露，在2010年前，中國將在農村全面實行免費義務教育。這將使農民負擔每年減少約1000億元。

　　新的五年規劃已經從政策取向上堅持普惠制原則，為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七、區域經濟納入國家五年規劃

　　9月中旬，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透露説，在即將出臺的國家“十一五”規劃中，長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區、成渝地區以及東北老工業基地將成為區域規劃的重點關照對象。國家重點關照的四大經濟區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

　　據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分析説，國家今後考慮的區域規劃重點是跨省之間的經濟合作，珠三角因為局限于廣東，規劃應該由廣東省來做。

　　珠三角表面上從中央規劃方案上的淡出，實際上是在透露另一個信號，即珠三角已經是較為成熟的經濟區域，基本可以放手自立發展，不需要所謂的政策支持。

　　隨著中國經濟的波浪型梯度式發展，中國區域經濟呈現出由南往北、由東到西，由四週到中部的推進格局。

　　在由南往北路線上，從1980年代的以廣東深圳為龍頭的珠三角經濟區，到1990年代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長三角經濟區，直到今天以天津濱海新區為龍頭的京津冀環渤海經濟區，同時包括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在由東向西路線上，從東部沿海區到西部大開發，到今天具體的成渝西南經濟區(西三角)。將成渝地區列入十一五規劃，顯然是加快西部發展協調區域發展的重要一步。

　　在由外及內路線上，中部崛起繼東部沿海、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等戰略之後提出。

　　由於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加上行政割裂和政績考核制度不科學以及財稅體制弊端，不僅國內統一大市場困難重重，而且區域市場的統一障礙也不少。因此，注重區域經濟的規劃和定位，通過協調區域經濟發展，從而為全國統一市場的最終形成掃除障礙，是“十一五”規劃要重點突破的領域，因此將區域規劃列入“十一五”規劃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內容也就在情理之中。

　　八、自主創新被提升至新高度

　　目前，中國已是主要資源消耗量的世界第一大國。國際能源機構預測，從2002年至203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21%來自中國。2004年，中國的石油進口依存度接近50%。官方的數據表明，目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已約達70%。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發展。但由於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知識産權，我國仍主要靠廉價勞動力、資源消耗、土地佔用和優惠政策贏得競爭優勢，在國際産業分工中仍處於低端位置。有數據顯示，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75%靠技術進步，25%靠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的投入，而我國的情況恰好相反。我國主要行業的關鍵設備與核心技術基本依賴進口。

　　當今世界，人類正在經歷一場全球性的科學技術革命。企業的競爭，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較量，日益集中地表現在科技競爭方面，科技自主創新能力成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戰略舉措。

　　早在2004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就明確提出了“自主創新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中心環節”的重要論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中，胡錦濤總書記再次提出“要堅持把推動自主創新擺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今年7月2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強調，把自主創新作為制定“十一五”規劃的著力點。

　　今年8月份，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就“十一五”規劃專程赴豫贛鄂三省調研，考察的重點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問題。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指出，中國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明確提出要使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總體來看至今仍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技術上缺乏自主創新能力。

　　九、從體制上尋找治本之源

　　如果説，上世紀1980年代初實行農村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1990年代初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兩次大的體制性改革促進了生産力兩次大飛躍，那麼，“十一五”期間的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必將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事業再上一個新臺階。

　　中央把今年確定為“改革攻堅年”，而綜觀系列改革措施及其內容，不難發現，掃除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成為重點突破口。

　　4月23日，來自國務院40多個部門和全國4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副省級省會城市和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發展改革部門(體改辦)以及部分特邀單位參加了在深圳召開的2005年“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其主要任務就是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

　　實踐表明，我國經濟生活中許多矛盾和問題之所以屢屢得不到解決，其深層原因都在於體制機制未能理順。

　　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范恒山指出，當前改革要認真梳理複雜利益關係，著力解決一些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難題，其中主要集中在以下十個方面：如何建立健全農民持續增收的機制問題、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制創新問題、産權多元化格局下保持國有經濟控制力問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無形障礙的克服與有形監督的體系建設問題、地區發展與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問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中效率和公平的協調問題、混合所有制經濟格局下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調控問題、政府職能轉變的體制機制建設問題、在進一步擴大開放中實現自我保護的制度保障問題、經濟體制改革與其他改革的相互銜接問題。

　　國有企業、壟斷行業、金融、財稅、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的體制性障礙，仍制約著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十一五”期間，這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將從體制機制上實現新的突破。

　　十、創新發展模式

　　經過20多年的漸進式改革，中國的改革發展已經進入關鍵時期和攻堅階段。城鄉差距、貧富分化、資源浪費、環境惡化、行政腐敗、效率低下等多年積累的問題開始集中暴露；2003年以來出現的投資過熱問題，使中國舊的發展模式的弊端表露無遺。

　　“十一五”規劃的出臺，將標誌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全面轉型，也是對新發展模式的整體嘗試。

　　“經濟的增長不等於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不等於社會的進步，增長不是發展的目的而是發展的手段”的新觀念，將在十一五規劃中首次得到鮮明體現。

　　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以人為本，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發展循環經濟，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等，將成為“十一五”規劃的戰略目標，這些關鍵詞所做的描述也正是新發展模式所涵蓋的核心內容。

　　十一、走出“摸石頭過河”階段

　　從“一五”到“十五”50多年來，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走過了一條不斷摸索、不斷嘗試的道路，照鄧小平的話説，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十一五規劃”可以説是在繼承創新過去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一個相對成熟和較為完善的發展與改革理論體系下進行的更為明確的實踐。

　　“十一五規劃”固然是前十個五年計劃的延續，但這五年對中國未來的現代化進程來説極為重要。在2006年起的五年裏，中國能否使經濟社會發展步入科學發展的軌道，將決定到2020年能否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以及到本世紀中葉能否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

　　“十一五規劃”在一定意義上標誌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已開始走出過去“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而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時代背景、民心所向的清晰的道路。

　　理解“十一五”規劃的十一大關鍵詞

　　1、科學發展觀

　　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是“十一五規劃”的指導思想和最鮮明的特點。科學發展觀是指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科學發展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和諧發展觀念和發展道路。

　　2、和諧社會論

　　構建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最終歸宿，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具體表現為農村與城市和諧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社會與經濟和諧發展，政治與經濟和諧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和諧發展。

　　3、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為本，以民生為本。毛澤東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後來成為我們黨的行動宗旨；鄧小平提出了把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判斷是非得失的一個重要標準，即制定一切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始終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江澤民同志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並指出：“不斷發展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歸根到底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把以人為本提到戰略指導思想的高度，強調以人為本是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

　　4、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關鍵”是建立包括政績考核機制、財稅體制在內的有效的體制機制。需求結構上，實現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雙輪驅動、內需與外需共同拉動的轉變；産業結構上，實現由主要依靠工業帶動增長，向工業、服務業共同帶動的轉變；投入要素上，實現依靠廉價勞動力、資源、能源和環境為代價向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支撐的轉變。

　　5、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是對物質閉環流動型(closingmaterialscycle)經濟的簡稱。它是以物質能量梯次和閉路循環使用為特徵，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因此其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循環經濟是按照生態規律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轉向。它是實施可持續戰略必然的選擇和重要保證，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經濟模式。

　　6、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

　　既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目標，也是實現的手段。就是要統籌規劃人口資源環境與發展，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強化環境管理，健全環境監管體制，完善環境法制，推進污染治理市場化，健全環境經濟政策，加大環境科技的投入和能力建設力度，加強國際環境合作，以最大的資源利用效率和最小甚至是環境零損失的發展代價而建設的社會形態。

　　7、新型工業化

　　新型工業化的特點，一是科技含量高，二是經濟效益好，三是資源消耗低，四是環境污染少，五是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前四條是適應世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第五條則是根據中國人力資源特別豐富的國情提出來的。

　　8、自主創新

　　自主創新，意味著在獨立自主的前提條件下開拓創新，運用知識創造財富的過程，包括原始性創新、科學的發現、技術的發明，從而主動地擁有核心技術競爭力和合法的知識産權。

　　9、五個統籌

　　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

　　10、“六個必須”

　　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必須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必須加強和諧社會建設，必須不斷深化改革開放。

　　11、可持續發展

　　從經濟學意義上來講，是不降低環境質量和不破壞世界自然資源基礎上的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法悟整理)

　　“一五”到“十一五”經濟重點的變遷

　　一五計劃(1953─1957年)

　　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要求，“一五”計劃所確定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由694個大中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産合作社，以建立對農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以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

　　二五計劃(1958─1962年)

　　(1)繼續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建設，推進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2)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鞏固和擴大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發展基本建設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工業、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産，相應發展運輸業和商業；(4)努力培養建設人才，加強科學研究工作，以適應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5)在工農業生産發展的基礎上，增強國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三五計劃(1966─1970年)

　　(1)大力發展農業，按不同的標準基本上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2)適當加強國防建設努力突破簡短技術；(3)與支援農業和加強國防相適應，加強基礎工業，繼續提高産品質量，增加産品品種，增加産量，使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進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相應發展交通運輸業、商業、文化、教育、科學研究事業，使國民經濟有重點、按比例地發展。

　　此外，“三五”計劃還要求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

　　四五計劃(1971─1975年)

　　工農業總産值每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2.5%，五年合計國家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1300億元，1975年糧食産量達到6000-6500億斤，棉花6500-7000萬擔，鋼3500-4000萬噸，原煤4-4.3億噸，發電量2000-2200億度，鐵路貨運量9-10億噸。

　　五五計劃(1976─1985年)

　　目標有：到1985年鋼産量達到6000萬噸，石油達到2.5億噸，國家計劃新建和續建120個大型項目，其中10個大型鋼鐵基地，9個有色金屬基地，8個煤炭基地，10個大油氣田等等。

　　實現以上目標需要的基本建設投資相當於過去28年的總和，每年投資700億元，超出了實際可能，違反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1979年4月，中央工作正式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新八字方針)，並從這一年開始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

　　六五計劃(1980─1985年)

　　繼續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進一步解決過去遺留下來的阻礙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

　　七五計劃(1986─1990年)

　　1、進一步為經濟體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努力保證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順利地開展，力爭在五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奠定有中國特色的新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2、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在控制固定資産投資總額的前提下，大力加強重點建設、技術改造和智力開發，在物質技術和人才方面為九十年代經濟和社會的繼續發展準備必要的後續能力。3、在發展生産和提高經濟效益的基礎上，繼續改善人民生活。

　　八五計劃(1991─1995年)

　　“八五”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階段。最大成就是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1995年中國的國民生産總值達到57600億元，提前完成了“翻兩番”的任務。“八五”計劃是中國歷次五年計劃中增長最快、波動最小的一個五年計劃。

　　九五計劃(1996─2000年)

　　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第二步戰略部署，2000年，在中國人口將比1980年增長3億左右的情況下，實現人均國民生産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基本消除貧困現象，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加快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奮鬥目標是：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十五計劃(2001─2005年)

　　“十五”期間宏觀調控的主要預期目標有：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為年均7%左右，到2005年按2000年價格計算的國內生産總值達到12.5萬億元左右，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9400元。五年城鎮新增就業和轉移農業勞動力各達到40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控制在5%左右。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預期目標有：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國際競爭力增強。2005年第一、二、三産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分別為13%、51%和36%，從業人員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分別為44%、23%和33%。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水平顯著提高。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地區間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有效控制。城鎮化水平有所提高。

　　十一五規劃(2006─2010年)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推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深化體制改革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責編：常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