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城管隊員在安外大街執法時，從一無照小販身上查獲了一本“防城管作戰地圖”。圖上不僅詳細標明了各繁華地段城管隊員上下崗的時間，更有詳盡的逃跑路線。（1月3日《京華時報》）

　　記得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不少中國商人到俄羅斯或者某些東歐國家去“練攤”，並且由於收入可觀，曾一度引起國人的興趣。所謂“練攤”者，其實就是一個地道的街頭商販而已，只不過因為他們的地攤擺到了外國的街頭，不僅叫法變了，而且在我們的潛意識裏還多少帶有幾分羨慕的意味。前不久又讀到一篇《紐約市為何允許佔道經營》的文章，文章援引中國新聞網的報道説，紐約市市長彭博否決了市議會的“人行道攤位修正法案”，該法案在原有的允許商家出墻3英尺擺設攤位的規定中，增加了每年由交通局進行相關評估，對於嚴重影響公共交通的出街攤位給予取締，否則將終止核發或續發其營業執照的條款……

　　這些信息表明，無論是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還是經濟欠發達國家如俄羅斯以及東歐諸國，街頭的擺攤設點和佔道經營都是普遍現象。我不想拿紐約等國際大都市允許佔道經營為理由，作為我國城市也可以佔道經營的“依據”；也不想作“外國都允許佔道經營了，我們還……”之類的評論。我對“紐約市允許佔道經營”這一新聞最感興趣的是那個“出墻3英尺”。透過紐約市允許商家“出墻3英尺”擺設攤位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到紐約市在城市管理工作中理性、務實、靈活的作風，也可以看到我們在城市管理工作中的差距。

　　現在我國的城市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大概在於“城市形象”與弱勢群體的生存權矛盾上。近幾年由於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增多，加之因城區開發與擴張造成的大量失地農民以及為數不少的“外來”人員，使得城市裏“練攤”、做“馬路生意”者明顯增加。幾乎各主要路段和鬧市街區都能見到各色攤點以及流動商販。於是，這種城市中新出現的“馬路市場” 便與越來越被重視的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産生了一對看似難以調和的矛盾。

　　綜合這些年各地城市市容管理的實際情況觀察，對城市中的擺攤設點者採取一律取締“趕盡殺絕”的管理方式，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不僅不合目前的“國情”，違背現實的市場狀況，而且容易激化矛盾引發社會不穩定因素。尤其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中小城市更不能採用“一刀切”的簡單方法。政府只有從大局出發，站在“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高度，對城區的部分市場進行統籌規劃定位管理，在有條件的地方為城市“練攤者”讓出部分“生存空間”，使之“合理”存在，再輔之嚴格管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城管隊員對城市“練攤者”的主要管理形式仍然是“死看硬守”。城管隊員與小販之間常常處於“遊擊戰”狀態──管理人員在時攤販們“了無蹤影”，而在那些“盲時、盲區、盲段”上他們依然頑強的“捲土重來”。形成“你來我跑；你走我來，你管我服；你罰我纏”的膠著狀態。北京安外大街上這名帶著“防城管作戰地圖”的小販，就是小販對付城管的又一典型傑作。看後既讓人忍俊不禁，又讓人心酸不已。

　　客觀地説，“擺攤設點”不僅僅是一種市場行為，對於中小城市的經濟狀況來説更是一種市場需求。擺攤設點小買小賣既能“增加就業，消除貧困”，又能“繁榮市場，方便群眾生活”，進而成為城市經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市場導向下産生的擺攤設點現象就只能借助“市場之手”來疏導，試圖靠單一的行政手段去清理去禁止已經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目前各地城市都存在類似國外“跳蚤市場”的自由市場。這些自由市場大都地處城鄉結合部，雖然遠離城市中心，但市場經營狀況很好。每月數次的“市場集會”不僅滿足了人們的購物需求，緩解了就業壓力，而且對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工作強度更是一種間接的排解。由此看來，類似國外“跳蚤市場”的小型市場建設是未來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以為，除了可以在城鄉結合部建一些較大的自由市場外，在城區的次要街道及其社區也可以辟出一些小型的“練攤”場所，依據有關法規批准安置一些下崗失業人員自主創業。但前提條件必須對市容和環境衛生影響不大，依法納入統一的規範管理，使“市場”與“市容”之間找到一個能夠互相接受的“臨界點”，一個“科學的度”。如此，若規劃得當管理到位，“擺攤設點”不僅不會影響市容市貌，相反，那些分佈有序，琳瑯滿目的市場倒可以成為點綴城市的特殊風景線。

　　我剛才説過，我國的城市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在於“城市形象”與弱勢群體的“生存權”矛盾上。“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大”。 與“城市形象”相比，“生存權”無疑是第一位的。這就要求我們城市管理者認真研究溫總理提出的“窮人經濟學”，在城市管理中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學一學紐約市“出墻3英尺”的“彈性與硬性”相結合的管理方法，在努力維護城市良好容貌的同時，為城市“練攤者”提供一個合理的生存空間。（作者：賈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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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