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原創] 每個艾滋病人都和我們息息相關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01日 14:09)

　　“艾滋病是社會問題，醫生可以勸慰病人，但卻無法勸慰社會上所有的人。” “你可以為艾滋病患者一個人做治療，但你無法治療社會上人們對他們的歧視。”徐克沂醫生的話語長久地停留在筆者心頭，讓人難以釋惑。(見《工人日報》11月30日)

　　

對於我們現有的文明制度和社會秩序來説，艾滋病是一種完全異己的因素。交往和流動是全球化時代文明的動力之源，但是艾滋病卻成為了病毒傳播的因子。艾滋病解構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環節和過程，要避免它，我們就必須改變某些習慣、某些安排、某些制度，否則沒有個體乃至民族可以逃過此劫。

　　筆者絕非危言聳聽。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告誡説：如果中國有1500萬到3000萬人感染艾滋病，那麼中國經濟將毀於一旦。他還表示：“如果我們不控制艾滋病的蔓延，任由目前的情況繼續下去的話，不出十年，全球就會有１億的艾滋病患者。而這１個億的艾滋病患者將會導致政局不穩、經濟崩潰。” 克林頓的話有數據為證，根據國內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若以艾滋病病人平均死亡年齡為35.22歲和中國人均勞動年齡至60歲及每人每年創造社會財富約1.5萬元人民幣計算，平均因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減少創造社會財富而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約37萬元人民幣。如果預防措施不得力，到2010年艾滋病病毒感染數達到1000萬的話，這一數字會超過37000億人民幣。

　　艾滋病的傳播將人人捲入利害之中，它的致命性將威脅世界；它必然走著自己的路，強迫文明適應它，它不但要改變個人，也要改變社會，更要改變制度。艾滋病不僅僅是一種疾病，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最終需要依靠科學戰勝之，需要我們從人的活動、制度和文明的根源上戰勝之。在目前對防治艾滋病既無有效的治愈手段,又無預防疫苗的情況下,惟一的辦法只能是從社會的角度,就是人們行為的角度去預防艾滋病的傳播。

　　要知道，公眾對艾滋病的恐慌，已經成為了加劇社會不安定的因素，造成了社會恐慌，甚至損害了國家形象，造成政治危機。由於對艾滋病的恐慌，各種關於艾滋病的謠傳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人們的安全，如2001年年底以來，在天津、北京、石家莊等一些城市發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慌心理，別有用心報復社會，自稱是艾滋病患者，使用“扎針”手段擾亂社會治安秩序的案件。艾滋病傳聞由於其不確定性和隨意性，常常被誇大、被扭曲，不但使當地人心惶惶，甚至在全國範圍內都造成了的重大影響。1995年前後，關於河南經賣血造成艾滋病病毒傳播問題，經媒體“炒作”之後，其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公共衛生領域，不僅對河南省而且對國家都造成不良影響。此類問題如處理不好甚至會帶來政治危機。

　　我國正處於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社會轉型，經歷從器物層面、制度層面到思想文化層面的全面發展。恐懼艾滋病是一種可怕的力量，保守的力量。不少學者認為，艾滋病在世界的傳播迄今未能得到遏制，重要的問題不在於生物原因，而在於致使其在不同地區傳播的社會歷史背景未能得到認可和改變。能否正視艾滋病傳播的社會歷史背景，並改變或糾正造成其蔓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無疑是關係到能否有效地遏制艾滋病傳播的社會政治問題。正因如此，應當同時正視和克服生物和社會兩方面原因，而且除了醫學界外，其他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門也應該積極參與。

　　正如徐克沂醫生所説，社會上的人們對艾滋病人的歧視其實是來自恐懼，這種因恐懼帶給病人的傷害，確實讓患者難以接受。如果我們不解決公眾對艾滋病的恐懼以及由此産生的歧視，不但有可能導致紅絲帶本身意義的衰減，更意味著我們還沒有從根本上樹立防治艾滋病的科學意識。

　　面對整個社會對艾滋病患者的恐懼，筆者以為，我們必須用關愛他們就是關愛我們自己的態度來面對未來，讓紅絲帶永遠充滿希望之光。寬容是現代社會文明的標誌，也是正確對待艾滋病患者的理性態度。讓我們從減少對艾滋病患者的歧視開始吧！這也是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的必然要求。（作者：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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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會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