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原創] 誰該是礦難的“終極殺手”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26日 13:52)

　　新華社記者25日9時30分從大平礦難搶險指揮領導小組了解到，經過一晚上的緊張搜救，井下救援人員又發現了4名遇難礦工。目前大平礦難遇難礦工人數已達86人，仍有62人下落不明。→→專題鏈結

　　

據國家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局通報的今年上半年全國安全生産情況表明：1—6月份，全國共發生礦難事故1736起，死亡2537人。其中，一次死亡3—9人的重大事故113起，死亡501人；一次死亡10—29人的特大事故15起，死亡226人；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別重大事故3起，死亡106人。儘管礦難事故和死亡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但安全生産形勢依然相當嚴峻。

　　然而，這一次次“慘烈”的事故，都是偶然的嗎？究竟誰縱容了這些問題的發生呢？反思和檢討這些礦難事故，人們不禁要問：在國家有關部門嚴打重治的情況下，礦難事故為何屢屢發生？到底是誰一次又一次把我們的礦工兄弟送上不歸路？有人認為是天災，也有人説是人禍。其實，真正的殺人兇手是煤炭暴利、是制度不落實、是嚴重的腐敗問題。

　　一是“煤炭暴利”所趨。據一些小煤窯業主透露，開一個小煤窯每年至少能賺五六十萬元，大多數礦主賺錢在百萬元以上，賺數百萬元的也很普遍。有關部門進行過估算，我國重大礦難事故風險的概率為六百分之一。這個數字説明，儘管從總量上看煤炭行業發生礦難的頻率和死亡人數很高，但真正輪到每一位礦主的幾率卻很低。即使輪到他們的頭上，依現行法律，對違法開採的罰款5000元至2萬元，釀成重大或特大礦難的判刑也只在7年以下。微不足道的罰款，不可能使違規者感到切膚之痛；遠遠小于收益成本的刑罰，也不可能讓那些黑心礦主心驚膽戰。而與相對較低的事故風險成本相比，煤炭開採的收益卻十分豐厚。以每噸煤賣210元計，人工成本只有5元，其他開支也不過幾元，除去各項費用，開採1噸煤可獲利200多元，利潤超過1000%。減去開礦前期投入，後面的産出則是多挖多賺，小煤窯業主怎會輕易收手呢？這些暴利讓不少的煤礦業主鋌而走險，不惜以身試法，拿員工的生命健康作賭注。

　　二是“制度落實”不夠。通過此次大平礦發生特大礦難事故，再次暴露出我國煤礦安全生産的基礎薄弱和安全管理的漏洞之多問題。據報道，在此次事故之前，該集團就先後發生過9起較大的煤炭安全事故：今年4月11日，超化礦發生透水事故，12名礦工被困井下，經多方努力，礦工在被困109小時後獲救生還；2002年８月９日，弋灣礦發生淹井事故，10名礦工遇難，礦井被迫關閉；2003年1月23日，大平礦井被淹……近五年來，有案可查的各種較大的安全事故就有９起。 然而，面對如此頻繁發生的事故，鄭煤集團的領導卻並沒有引起高度重視，其對安全生産的心態也亟需端正。據透露，“411”超化礦12名被困礦工獲救後，鄭煤集團圍繞此次救援組織了巡迴演講報告團，在集團公司內部巡迴報告，鄭煤集團一些職工非常不解：一場明顯的責任事故，怎麼就被演化為一場大書特書的英雄好事？許多職工向上級部門和新聞單位表達了他們的深深憂慮。然而，職工的憂慮，社會和輿論的監督，都被當成了耳旁風，刮到九霄雲外。安全責任制落實不力、領導幹部的作風不實，使得《煤炭安全生産法》等安全法律法規在執行中成為一句空話，最終 造成了更大的事故發生。

　　三是“官煤勾結”之害。據《中國青年報》披露，湖南省婁底市委書記蔡力峰10余次下鄉暗訪，發現礦難頻繁的癥結在於黨政幹部參股分紅。漣源在婁底産煤最多，死人也最多。2003年4月，漣源市七一煤礦石壩井被查出9條安全隱患，作為檢查者之一的原漣源市煤炭局副局長張順輝既不上報，也未督促停産整頓。4月16日該井突然發生出水、出泥事故，17人死亡。據婁底市檢察院有關人士介紹，該院在張順輝家追繳12萬餘元人民幣，其中贓款8萬餘元，非法所得近4萬元。2002年，原漣源市地礦資源管理局副局長汪清湘被查出受賄3萬餘元。汪的下屬龍某也多次接受賄賂。俗話説：拿人錢財，與人消災。正是這些充當“保護傘”的官員用自己的腐敗行為為煤炭安全事故的發生埋下了“重大隱患”。其實，在許多礦難的背後，我們都能發現“官煤勾結”的影子，這些腐敗問題也間接導致了一幕幕礦難慘劇的發生。

　　“礦難猛如虎，人禍在作祟”。無數慘烈的礦難用血淋淋的事實呼喚著官德的回歸、呼喚著人性的復蘇、呼喚著生命的珍貴。它告訴我們：安全，永遠是生命的永恒主題。（李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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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