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論壇]非公經濟：路越走越寬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10日 10:37)

　　策劃：朵生春

　　

編輯：葛宗萍

　　嘉賓：劉偉 常修澤

　　播出時間：3月9日

　　記者：各位好，歡迎來到《央視論壇》。在9日兩會代表和委員們的小組審議和討論中，非公經濟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另外，在9日上午政協十屆二次會議就這個問題還舉行了記者招待會。

　　此次修憲意見中，對於非公經濟表述的變化意味著什麼？這種變化對非公經濟將來的發展又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今天我們演播室就請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劉偉教授和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的常修澤教授。我們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先來簡短回顧一下非公經濟在我們國家這麼多年的發展歷程。

　　記者：此次修憲意見中把原來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修改為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經濟的發展，並對非公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我們看多了兩個詞，一個是鼓勵，一個是支持。那麼這種變化實際上是在江澤民同志做的十六大報告中已經明確提出了。這一次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寫進憲法，這意味著什麼？

　　常：原來的提法就叫做引導，前面沒有鼓勵和支持。引導我覺得當初它的著眼點，是看到了非公經濟那種不規範的一面，因此著眼于引導它走一個正確的道路。但是並沒有提鼓勵和支持。因此，從態度上來講，並不是很鮮明，不是一種鼓動性的，主動的，積極的，而帶有某種，我允許你做，允許，而不是鼓勵。這一次我覺得加上鼓勵和支持，表明了立法機構對這個非公經濟的一種鮮明的態度，是一種鼓勵的態度，是一種支持的態度，就更加積極地多了。

　　記者：我個人是這麼體會的，説這個引導給人更多的感覺是國家政府在前，民營經濟在後，我來引導你應該這麼做，現在加了一個鼓勵和支持，這兩個詞我們就體會動力的感覺，給人的感覺是民營經濟在前，國家更多的從後面給他們一種推動的力量，能不能這麼理解？

　　劉：我想是這樣子的，加了這幾個詞，第一，體現了我們思想態度的根本性實質性的提升和變化。第二，確實體現了中文表現問題的生動，確確實實。你別看就這麼幾個字，所以很多外國人他根本不理解這中間，你説從最開始我們説承認個體經濟，允許個體勞動者，然後承認個體經濟。

　　記者：那是開了一個小縫。

　　劉：然後叫補充，然後叫必要補充，然後是組成部分，然後是重要組成部分，然後是基本經濟制度的一項構成，等等等等，你看它每次變化，也就兩三個字，但是這個是反映了什麼呢？我們中國非公經濟在改革開放當中，凝重的歷史反映到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和憲法上來説，折算成就那麼幾個字，這幾個字，字字千斤，因為它背後是非常凝重的。

　　劉：不僅是這二十幾年改革開放，我們非公有制經濟在制度上，經濟發展上做出貢獻，贏得了我們社會制度上的承認，贏得了憲法修正過程中對它的關注，不僅是這樣，實際上你看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真正對中國民族的私人資本或者是私有經濟，真正資本性的這種事業，我們從整個近現代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從制度上給予支持保護和鼓勵，不管我們過去做得怎麼樣，我為什麼感到特別鼓舞呢，大家看，我們甚至對外商、外資都説積極引進，大力支持，給予優惠，國民待遇，特別是入世了。我們對公有經濟更不用説，社會主義的基礎，如何如何，我們什麼時候講過積極支持，大力引進，大力培育，大力發展中國的非公經濟。

　　記者：其實我在想一個問題，外資是什麼，就是外國的民營資本，它都是私人的，它進到我們國家來，結果我們對它的重視還強于對自己民營資本的重視，這樣一來等於把這個問題，把這個地位歸為本位了，我覺得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劉：所以特別令人感到鼓舞，中國人在制度上對中國自己的非公經濟，自己的資本産業不要自己歧視，至少咱們不比外資遇到的環境應當更惡劣吧，所以我説鼓勵、支持、引導、監督、規範。我覺得這樣子的話，也就是説什麼呢？市場經濟是什麼？是法權的，英雄不問出身，有錢不問來路，這個企業不看你是出身，你是外資的，你是民營的，你是非公有的，你是國有的，市場不承認這個。

　　記者：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我看到一個統計數字在國有資本能夠進入的八十多個領域裏邊，外商能夠進入的是六十多個，而同樣這些東西，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四十多個。這種比例在憲法一旦確立下來這一條之後，會不會得到相應的改善？

　　常：你剛才説的這個我估計是廣東的情況。

　　記者：對，沒錯。

　　常：是東莞的一個材料，我做過這個研究，這是一個局部的情況，它大體也反映目前的一種狀態。確實到目前為止，無論是對於中國的民營資本，或者是對於外商來説也好，在政策上應該説還是有某些個限制。雖然中共中央在去年已經做出了決定，雖然我們的憲法要對此做出一個新的規定，但是在實際工作當中，還存在著一種歧視。

　　記者：問題就出來了，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有包括黨對於經濟工作的指導方向來看這些歧視都沒有了。為什麼現在隱性的歧視，開始漸漸地成為一個問題了？

　　劉：我想這個歧視是根據兩方面，一方面是什麼呢？即使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黨的方針決策以及憲法明確下來了以後，把它變成具體的制度、具體的政策、具體的制度建設下去，落實下去，它有一個過程。這肯定有一個社會過程的。這需要很多什麼呢？很多方方面面的銜接，體制上的，包括稅收，包括金融秩序上，包括所得稅、信貸一系列的監管社會問題上，你這個基本財産制度的這樣的變化，它會導致整個社會的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一系列的變化。這個變化應當説有它的一個歷史的過程。但是我想最基本的制度明確了，這個過程不會很長。另外還有一個方面是什麼呢？我覺得還有一個，我們的非公經濟本身發展，確實是有一個發展的適應性和規範性的問題，確實是有這樣的問題。就是説你要遵照的這個制度在發展，這是一回事，和你本身發展過程當中，在很多地方和這個制度在直接碰撞，那這又是一回事。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是兩方面來考慮。一方面我們制度建設，具體的制度，有一個落實的過程。那麼另外一方面就是民營經濟本身的發展，它也確實存在著一個守法，依法來發展的問題，如果這方面有問題的話，當然它就會遇到很多限制。

　　記者：剛才我們更多強調的是，鼓勵、支持和引導這幾個詞。實際上我們同一句話裏面，還有一個詞應當注意的就是，對非公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去年全國工商聯對整個全國的民營資本做了一個摸底式的調查，其中就問民營企業家，你們最擔心的有幾個方面的問題，我看了一下大概有這麼幾個，一個是普遍反映貸款難這是第一個。另外還有一個是社會治安問題，他們很擔心。還有就是要求打破行業壟斷，解決行業準入，再有一個他們關心的就是，法律上明確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産。為什麼這麼説？因為這個問題集中反映在對他們的“三亂”上，比如説調查顯示，平均每戶企業各種攤派4.38萬，各種捐贈6.25萬，應酬交際10.04萬，我聽到過這樣的説法，很多民營經濟、私營資本家他們這麼説，現在我們是一個崽八個爹，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要遇到有利了，誰都來管我們，沒有利的誰都不管我們。

　　劉：這個我想是企業發展和成長競爭的環境問題。這個東西比從我們憲法上，或者某一項制度政策上改正修正過來要艱難得多。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某一項修正，每一次會議的，而是整個社會歷史的現實的，為我們的非公經濟民營企業發展，它所提供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問題。這個環境的改造，恐怕是個非常長時期的問題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覺得我們中國現在的民營企業本身來説，從它自身和它環境來説至少有三大問題。一個問題我給它起的名字叫什麼呢？它面臨著一個困惑，在體制上，忠誠和效率在賽跑。如果是用家族人在管，忠誠，也便於監督，但是可能沒有效率，就是專業上差。如果找代理人來替他管的話，可能有專業效率，但是可能不忠誠，可能騙他。現在民營企業究竟是用家裏人管還是找代理人，而找代理人非常麻煩，第一沒有經理市場，哪兒找去，通過市場找不來。第二，還不像國有企業有組織部去幫他尋找幹部，既沒有一個組織部幫他尋找，又沒有市場，靠非常偶然的，找來的風險非常大，這是一個困惑。用家裏人管，很多企業是這樣子的。你看企業領導人他姓張，就全姓張，姓李，全姓李，中間突然出現一個姓王，一查，女的。基本上是這樣的。很多人批評他們這一點説家族化如何如何，但是現在考慮什麼呢？社會上沒有給他提供經理人市場，上哪兒找人代理，所以怎麼辦，這是一個困惑。第二個困惑我給它起的名字是什麼呢？就是高速發展與承受風險之間如何選擇它有個困惑。因為發展速度越快風險越大。小的時候民營企業發展速度特別快，真是。不是以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百分之幾十，我們看到很多天方夜譚的故事，南下口袋裏裝了幾百塊錢，幾千塊錢，幾年之後回來是億萬富翁，這在成熟的市場社會裏不可想象，在我們中國它是真的，真有這種事情。他曾經這麼快速地成功過，所以他增長慾望非常高，但是慾望高風險就大，你究竟怎麼辦？大了以後一旦破産社會責任還大。這二者之間究竟怎麼選擇。我把這兩個困惑叫什麼呢？一個叫體制的青春期，一個叫成長的青春期，這是中國民營企業本身遇到的這些問題，這是內在的。本身的內在問題再加上一個對民營企業來説並不健康，並不完備的一個社會環境，所以我們這個社會環境裏邊，對這個民營企業有一個困惑，什麼呢？支持和監督，究竟怎麼處理。我們是既有支持引導方面，又確實對它有一些不合適、不規範的地方，因為它非常生動，生動的東西最容易違法。可能你過去沒有具體的法規，它做出來了，你怎麼認識？爭議就很大。還有一個是什麼呢？即使有法規，限制它，那麼它要突破你，這可能衝撞也很大。還有一個是它確實帶有原始積累時候的齷齪或者是原始積累時候的血腥，這種現象確實有。不要説我們的法律，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條件下的法律可能對某些行為都是不能予以承認的。這幾方面匯集在一起就變成什麼呢？我們社會對它的支持和它的監督這方面，怎麼把握，這中間確實是有困惑。所以，我想我們民營企業這些問題，大概是三個方面的這種困惑。有它內在的，有它和社會之間的。

　　常：剛才您説的民營企業家顧慮反映強烈的幾個問題，其中就是個人及其企業的財産得不到應有保護的問題。這個可能是反映問題裏比較尖銳的一個。我想這麼一個現象，在實際生活中是存在的，有的地方還比較嚴重。之所以存在，是和我們的憲法，沒有明確提出保護私有財産權有關。雖然過去也講保護私人的財産，但是那個地方講的是保護私人的生活資料，注意，它講的是生活資料，沒有涵蓋生産資料。這一次做了重大修改，把所有權改成財産權，連使用權收益權都一併保護，這就大大地擴展了保護的範圍，使大家更吃一顆定心丸。

　　記者：今天上午我在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厲以寧委員説的一句話給我的印象特別深，他説他在廣東進行考察的時候，當地一些民營企業家這麼跟他説，説厲教授，你能不能給中央帶句話，跟中央説一下，不管家貓還是野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今天厲以寧教授就説怎麼會有家貓和野貓之分呢？這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夠反映一些民營企業家的心聲。他們首先是自己把自己看成了野貓？

　　常：這個問題有它深刻的歷史和制度的原因，當時中國改革初期就是計劃經濟一統天下，計劃經濟根深蒂固，中國的民營經濟是從計劃經濟的外面萌生出來逐步地成長，它是走了一條體制外的邊際演進的發展道路，因為一統天下的計劃經濟我打不破你，我在外邊生長。你站在正統的計劃經濟上就把它看成是一個野生的東西。殊不知從1999年，我們上一次修訂憲法，憲法修改案裏邊已經做出了一個新的論斷，就是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把它從體制外，把它放到體制內了。按説也是家裏的，也是我們自家人了，在這一點上跟公有經濟應該説是一樣的，一視同仁的。

　　劉：把它説成是家貓也好，野貓也好，給中央捎句話也好，這個區別最重要的在於什麼呢？實際上非公有經濟已經給我們社會證明了它在社會發展中的貢獻，它本身就是這個社會的建設者。你看我們現在粗略地講，我們非公經濟在我們國民生産總值當中，純粹私有企業，個體和私營經濟提供的，大概是20％左右。

　　常：我插一句，加上外資，大約33％。

　　記者：三分天下有其一。

　　常：非公有制經濟的貢獻。

　　劉：這是一塊産值上，吸納就業，剛才講的是GDP上。吸納就業，特別是城鎮這一塊，是相當活躍的一支力量。

　　常：這個數我補充一下，大約一年，非公經濟安排就業崗位是六百萬左右，我們一年一共安排八百到九百萬。

　　劉：十年時間大體上講從（二十世紀）90年代到現在大概10年時間，我們非公經濟企業數目大概是增加了11倍以上，平均每一戶註冊資本的規模大概上升了有45倍，平均每一戶的産值規模大概提高了有36倍，平均每一戶的雇工人數增加了大概有10倍，這些指標都反映你企業的基礎指標，在這十年裏可不是以百分之幾、百分之十幾，它是以幾十倍這樣的速度，那你想想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各方面的貢獻，我相信只要尊重事實的人都得承認。所以我們説為什麼當時江澤民同志講，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包含著這些非公經濟的領導人和企業家、企業主在裏邊。因為它確實不是誰在文件上封他的，不是誰在哪個文章裏去這麼概述的，是他幹出來的，不承認不行，確實是這樣。

　　記者：鄧小平説不管姓資姓社，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現在我們説不管家貓野貓，不管你姓公還是姓私，只要是你能夠為國家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就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就要得到尊重？

　　常：我要補充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兩個就是它對於促進科技進步的作用，因為世界信息革命、新技術革命湧來了，我們可以看到在應對這一場新的技術革命的情況下，包括信息革命、生物工程革命、新材料革命，非公有制經濟一馬當先。中關村的這些科技企業當中，相當多的是非公有制企業。它在促進技術創新方面功不可沒，這是一個。這是技術創新。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促進中國的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特別是企業的産權制度這個變革。因為我們現在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的調整，有進有退，國有資本陸續地被置換出來。那麼置換出來以後，哪一種力量去填補國資退出的空間？哪種力量？我們可以説有外資的力量，還有一種就是民營資本的力量。那麼最近這幾年據我調查，民營資本參與國有資本的置換和參與國有企業的改革，勢頭很強勁。它通過參股的辦法，通過兼併的辦法，通過收購的辦法，通過以及跟它合資的辦法，促進了咱們國家國有企業的産權制度改革，從而促進我們體制的創新。

　　記者：憲法中對個體私營等非公經濟的表述，不僅僅是一種提法上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我們國家這麼多年來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過程。隨著國家對非公經濟政策的不斷明確，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民營資本顯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投資熱情，這次修憲對於非公經濟來説最重要的是給他們提供了信心和保證，也進一步激發了他們創造財富的活力。

　　記者：而且我聽到評論説鼓勵這個詞以前從來沒有用在非公經濟上，只有對公有制經濟我才鼓勵你，現在對非公經濟同樣使用鼓勵和支持，最起碼説明一個，就是對非公經濟和公有經濟，這是一視同仁的。

　　常：最近這個問題有一個重大的決策，就是允許並且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可以進入法律法規，沒有禁止的基礎設施領域、公用事業領域和其它事業領域。這有兩個重點，一個是基礎設施，就像鐵路、民航、電力、電訊這些，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公用事業領域，包括像供水、污水處理，以及供熱、供電這些個公用事業，過去這兩個大的領域是不讓非公有制進入的。現在大膽地來做出這個決策是非常重要的。

　　記者：劉先生？

　　記者：不知道以後對於吸引多少外資對於一個官員的評價這一條是不是能夠得到相應的改變，吸引多少內資民營資本，如果也成為官僚的政績，恐怕這個現狀會得到改觀。

　　劉：這很簡單，這個問題如果從制度上來説，不是你吸引哪一個資本來，而是你這個地方真正建設的成就。我們現在還不僅是經濟成就，什麼科學的發展觀等等，要求你地方建設評價標準體系越來越科學和現代化，而不在於説哪一種資本。

　　記者：沒錯。

　　常：這裡邊有一個概念需要把它界定，就是非公有制經濟，按照我的理解和把握，它內在的包括外資經濟。現在我覺得媒體和有關方面講的時候，就是把這個外商的經濟，包括國外的在華資本和我們中國的港澳台資本，把它放在好像非公有制經濟外邊，實際上非公有制經濟是相對於公有制經濟而言的，只要它不是國有企業都是非公有制經濟。那麼這裡邊按照它內在的邏輯，應該也包括或者涵蓋外商的資本。

　　但是由於外商資本有時候單獨地把它挑出來，於是非公經濟就成了咱們常説的個體和民營了，但是科學地説它連那一塊，一塊兒包括在一塊兒。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本次修憲，這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第四部憲法的第四次修改。那麼這次修訂，跟它相適應的有一個就是對公民的這種合法的財産權保護，不容侵犯，這個論斷寫入憲法。我覺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記者：您剛才説吃定心丸這個問題很重要，但是現在他們吃了定心丸，不是把錢花在奢侈品上了，也不把錢弄到國外了，現在他們把錢投到哪兒去這是一個問題，因為有些部門還是存在隱性的障礙，因為這些年福布斯給中國的企業排行棒，都是現行的IT和傳統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我們看資本密集型交通金融保險很少見。一旦憲法這次修正案針對民營經濟的修改得以確立，這種現狀會不會得以改觀。

　　劉：會有改變，但是不可能寄希望於特別迅速。為什麼？第一，中國這次憲法的修正，我們要解決一個很大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是什麼呢？是對這20幾年非公經濟發展中産權不清的一次制度的擴清。為什麼？我們這些年我們很多民營企業，説句老實話産權天然不清，就這麼稀裏糊塗起來的，究竟是誰的搞不清，像中關村一條街當時成長起來的IT企業，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是《長不大的小老樹》，當企業上市發現無主，根本沒有出資人，誰都不是，也不是這些創業人，這些創業人雖然貢獻很大，但是你看從出資關繫上誰都沒有出資，這種天然不清的一批企業起來了。這是一。

　　還有一件不清是以家族和家庭界定的，沒有落實到自然人，夫妻之間沒有説清，兄弟之間沒有説清，父子之間沒有説清。大了以後怎麼樣，各自更關心多少是我的，而不關心企業了，所以怎麼辦，分家。民營企業這些年夫子反目成抽還少嗎，産權沒有明確到自然人，一定意義上就是不清。這是第二個不清。

　　第三個不清是經濟形式和法律形式不一樣，經濟上是個人出的資，非公經濟，註冊的時候得註冊為公有經濟集體所有制，戴了紅帽子，肯定要打架。一系列混亂的情況是我們20多年的改革當中，特別是80年代民營企業發展，非公經濟快速成長當中它不成熟，我們的制度準備也不充分。所以出現了這些生動的現象。這些現象到今天就影響到我們非公經濟乃至整個我們社會經濟、國民經濟的健康和持續發展了。所以我們這憲法的修正，既是尊重它的發展，又是針對這20幾年實實在在分工非公有制經濟制度缺陷所提出來的，是一種需要。我想這種問題一解決，對它今後的發展肯定在制度上是強有力的支持。至於剛才您説的進入那些大基礎的，交通等等這些方面，我想有另外兩個問題限制。一個問題限制大家知道，中國的非公經濟和其它那些轉軌國家可不一樣，它是民間的原生的，是在從小到大自我發育、自我競爭過程中出現的，所以它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比如我們説其它轉軌國家，比如俄羅斯，它從92年以後，它所謂的非公經濟、私有經濟就提出大私有化，大私有者的戰略。它實際上是把大型國有壟斷企業賣給私人的時候，它剛開始就規定，比如説你買這個企業一次買，買不到20％、25％，你不能進廠。所以現在形成所謂六大巨頭也好，過去傳統的官僚資本和現在所謂的實業巨頭形成壟斷也好，很快形成大的私有甚至是壟斷，而且把巨大的資源這些控制在手裏。這樣的私有者，現在我們説英國富豪的排榜頭幾名是俄羅斯人如何如何，這是這種情況，這當然是人家的事情，我們不過多評價。中國的非公經濟都是從個體戶、私營企業主這麼一點點地競爭當中過來的，所以它的實力無論從資本還是從技術還是從管理經驗、管理水平來説，它要想進入社會化程度非常高，要求的資本量、技術含量管理水平非常高的領域，我想它有一個成長過程。

　　記者：並不僅僅是壟斷。

　　劉：不是我們壟斷讓你進，還是不讓你進。

　　記者：讓你進你進得來進不來。

　　劉：進得來進不了是一個方面，你有沒有那個承擔責任的能力，但是我們幸運的是，憲法做了這麼重大的調整和修改，實際上意味著我們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將向一切有能力的人，而且我們也要求和動員一切資源進入我們這個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一切能力。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制度開端。

　　記者：就像常先生説的英雄不問出處。

　　常：這是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作為私營企業主民營經濟有沒有能力進入，這是一個問題。一個是國家，你是不是讓我進入，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從能力來説我做過研究，目前中國的私營企業，最新的數據，就到2002年底，是237萬家，它總的註冊資本實際註冊資本是23400億人民幣。實際資本，據我調查推算，比這個大得多。有的一個省，比如浙江省和江蘇省民營資本實際的量，擁有量大約在7、8千億左右，實際的資本量比註冊資本量大得多。最高的據全國工商聯自己對會員的調查，私營企業裏總資産最高的是達到250億，銷售收入最高的達到350億。

　　但是總的來判斷，中國的私營企業裏邊還是大私有企業少，中小型的私有企業多。因此確實有一個資本的力量問題，但是總的看力量也比較可觀。另外第二個角度，就是政府你允不允許我，讓不讓我進，從去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對這個問題已經原則性地做出了規定，除了法律法規禁止進入以外都可以進入，包括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但是，我感覺現在需要做的，就是把中央的這個決定和憲法新的論斷，把它具體化。你説除法律法規禁止的以外，那好，需要及時地拿出一個法律、法規禁止的那個目錄，到底你説哪個地方禁止，有了這個明確的禁止以外，其它你沒有載入的都可以進入，都不禁止。那麼這個東西有關部門據我了解，也正在抓緊來進行擬定，擬定産業的進入的目錄。

　　記者：要佔到80％左右。

　　常：70％左右。

　　劉：這是安排就業有統計現時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每年增長7％、8％、9％，經濟增長當中非公經濟做的貢獻佔了40％以上，也就是説每年經濟增長裏頭為什麼有這麼高的增長，其中一小半是由非公經濟拉動的。

　　常：從增長率也可以看出來，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去年GDP增長是9.1％，但是這一塊非公的增長率平均在20％以上，它的增長率相當於平均國民經濟增長一倍以上。

　　劉：基數不是公有制那麼大，我們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但是速度非常快，拉動了整個經濟增長，但是我們經濟增長是綜合性的指標，雖然不是全部反映發展的，它和我們的財政、就業都有很大關係的。這一點我覺得也應該給予一個比較高的評價。

　　記者：好，我想這些民營企業家們如果聽了兩位，你們的看法的話，我覺得他們會更加感動。

　　劉：確實它的發展當中，剛才你説了企業家問卷調查當中很具體怎麼落實其中貸款難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兩方面，一個是中國民營企業現在資本量很小，發展主要是靠間接融資，也就是説它對貸款的需求量特別大。那麼相對於給它的貸款可能性的資源不足，這是一個，它發展的要求。當然另外有一個，你想沒想過這樣一個問題呢，比方當一個社會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幾乎都是或者絕大部分是國有銀行在控制的時候，而國有銀行的資源的信貸資源的分配首先要聽命于政府，因為你是國有的，聽命于政府的同時，首先要給體制內服務，國有的要給國有企業服務。這種體制上的這種問題你説讓國有銀行拿出多少資源來給體制外的非國有非公經濟，可以，但是拿來之後從制度安排上這就不順暢，可能帶來的問題就非常多。所以為什麼我們講憲法我們説支持引導如何如何明確了。黨的文件也明確了，那麼好了，你的這種體制的改革，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金融貸款政策的問題，你銀行體制性的改革是不是允許一個競爭性的，包括什麼？包括多種所有制，甚至包括非公經濟進入的一個金融業，如果有這樣一個金融業，現在外國資本進來以後，金融業的市場不是也要向人家逐漸開放嗎，你要給人家國民待遇。那我中國的私人資本早就是你的國民，你為什麼不給我這個待遇。有這個體制的變化以後，金融體制沒這個變化，我相信非國有體制之外的非公經濟，它要想獲得一個公平的信貸環境不可能。

　　記者：一句空話。

　　常：對非公經濟來説整個社會越重視我們，憲法修正案通過之後，給我們很高的地位和法律的保障，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我有幾點忠告和幾點想法，四條。第一，社會對我們越重視民營經濟本身，這些企業家本身應該更加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質，遵守國家的法律和法規，提高自身的水平，這是第一條。第二句話就是，抓住當前有利的時機，來抓住商機發展自己。因為現在整個中國的經濟處在經濟週期的上升期，勢頭很好，研究我要往哪個産業推進，收購兼併國有企業，我去收購什麼什麼國有企業。

　　記者：找準方向。

　　常：找準方向，抓住機會發展自己。第三，除了我自身的非公經濟發展之外，還要研究怎麼去和國有資本、外商資本、集體資本進行融合和伸縮。因為混合所有制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發展的趨勢，是一個模式。我未必是自己發展，我可以混合起來，滲透在一起發展。

　　第四句話就是要按照現代産權制度和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來調整我們自身的公司的內部結構，加強管理，這方面工作還很多，特別是有一些家族企業，某些個管理方式，我們還需要更新，需要升級。

　　記者：非常感謝常先生的忠告，也感謝劉先生。非常感謝。

　　劉：我想在黨的十六大上表明我們作為執政黨的指導思想對非公經濟態度的變化。那麼這種指導思想要變成一種制度，要變成全國全社會的行動，一定要有制度的銜接和保障。那寫進憲法，這是我們把非公經濟在中國發展，建立系統完善的制度保證的最根本的措施。我想這是從思想變成行動，從黨的認識變成全社會的制度，是這樣的一個重大的意義。

責編：陳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