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1998年到2002年四年間，一直堅持拍攝日本侵華的紀錄片，而拍攝的地點絕大部分是在日本。特定的環境不僅給她的工作帶來很多困難，甚至還會冒著許多危險。
2001年4月，中央電視臺播放了一個 30分鐘的紀錄片《尋找塵封的記憶》，講述的是日本教師松崗環尋找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故事。它的攝像和導演同是一個人——原上海東方電臺的主持人舒曼。
一、與日本孩子的對話讓她吃驚
1994年舒曼剛去日本留學時，對日本沒什麼特別的印象，覺得日本不像是外國，不像我們到了歐洲，從房子到人整個是一個外國的感覺。
可有一次，她去了靖國神社，覺得特別吃驚。好像根本不是到一個神社來了，簡直是到了電影的拍攝現場。這裡都是當年的鬼子兵——穿著黃色的軍裝，戴著那種腦後耷拉著屁股簾的驢耳朵帽，跟她小時候看過的抗戰片子中的鬼子兵一模一樣。舒曼想：怎麼日本到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歷史問題可以説是中日兩國之間的一個情結，這個結打得非常非常深，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會聯絡到它。在日本，舒曼住處的日本鄰居有個小孩，平時和小夥伴們一起玩打仗的遊戲。有次舒曼説：什麼時候我帶你到中國去玩。那小孩説：我不去中國。舒曼問他：你為什麼不去中國呢？孩子説：我怕中國人會罵我們。舒曼問：這是誰跟你説的？孩子説是媽媽告訴他的。他説因為以前中國和日本打過仗，就像我們小孩一樣打過架。舒曼聽了特別生氣：中國和日本打仗，什麼意思？到底誰打誰？舒曼又問孩子：那麼是誰不好呢？孩子説：打架兩方面都不好。面對這個讀小學二年級的孩子，舒曼一下子説不出話來，不知怎麼回答他才好。第二天，舒曼想了想，又上他們家去了，説：我今天衝到你們家來，把你們家的東西都扔了，把你所有玩具都給砸了扔掉，然後我再打你，你説誰不好？那孩子説：當然是你不好了！舒曼説：你知道嗎？當時的戰爭就是這樣，是日本的軍隊侵略到中國來。這時孩子不言語了，過了會兒，他説：我媽媽沒這麼跟我説過。舒曼問：老師跟你們這麼説過沒有？他回答説：也沒有。
作為一個生活在日本的中國人，舒曼覺得：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一點很小的事情，都會觸動著她。她常發現：那段令中國人刻骨銘心的歷史，在日本卻被隱藏著！曾經從事過新聞工作的她，覺得應該把日本的這種現狀記錄下來，把真實的歷史告訴給更多的人。用一種什麼方式呢？舒曼覺得筆和照片都不能充分地表現這個東西，當時腦子裏冒出來一個念頭：我得買個攝像機。
到商店去買攝像機時，售貨員問她買什麼型號、什麼牌子的，她都説不清楚。售貨員問她會不會拍？她説不會。於是售貨員給她介紹了一種既便宜、對初學者又挺方便的攝像機。舒曼問：用它拍出的錄象帶，電視臺能播嗎？售貨員説：那當然差遠了。舒曼説：那不行，你得給我一個最好的。售貨員説：你不會拍，為什麼要最好的呢？舒曼説：我本來就不會拍，再買一個不好的機器，那我記錄下的東西，以後怎麼用呢？於是，舒曼買了個比較貴的3CCD的攝像機。當時價值30多萬日元。
攝像機買回了，第二天、第三天，她在家裏鑽研了兩天，可連説明書都看不懂。第一次到現場去拍片，不知是緊張還是沒弄懂使用方法，連機器都打不開。旁邊有個攝像的，看舒曼那模樣怪可憐的，就幫她把機器打開了。
因為攝像完全是個人行為，舒曼只有動用自己多年來的積蓄，在日本進行錄像拍攝。這個從沒有經歷過戰爭，甚至對所有血腥場面都很懼怕的女性，開始頻繁出現在有關那段歷史的各種活動場合中，用她的鏡頭，追尋著那些真實的歷史。
二、日本夫人請求她別把錄像帶捎回國
舒曼覺得要拍好那段真實歷史，光拍那些受害者的證言，還不能全面反映戰爭的殘酷，加害者的證言是最有力量的！他自己做了什麼，犯下了什麼罪行，如果由他自己口裏説出來的話，那比任何東西都有征服力。於是舒曼開始尋找那些侵華老兵，拍了一些這方面的材料。雖然拍得不是很好，但多少能把這些證言記錄下來。
做這事首先碰到的是語言問題。有些被攝像者説的一些方言，根本就聽不懂。舒曼就找原先在她那個地區學中文的一些家庭婦女幫忙。舒曼有時候也義務教她們中文，大家關係還不錯。
那天晚上吃完飯後，7點多鐘，舒曼就去了一個她熟悉的日本夫人家。進屋後，她一個勁兒地給她打招呼，弄得對方覺得奇怪：給我看什麼東西要這麼客氣？倒覺得不好意思似的。結果一看傻眼了——錄像裏整個説的就是怎麼在哪兒殺中國人，對中國人犯下了罪行……平時伶牙俐齒的日本夫人，在翻譯這個資料的過程中，卻結結巴巴地説不清楚，有些翻不下去的感覺。舒曼在一旁不斷跟她打招呼，説：非常對不起，還是希望您幫忙，好不容易來了，我也找不到別人，您能不能把它給翻完？後來她們一邊翻譯，那男主人就在旁邊嘆氣。屋內有只漂亮的小鳥，這家人特別善良，那女主人從不把小鳥關進籠子，總是讓它自由地飛來飛去，自由地生活。在她的印象裏，日本平時的生活是非常和平的，日本人的心地也挺善良，覺得作為日本人挺自豪。可是在這個錄像片面前，在翻譯的過程中，把日本夫人對日本的這種美好感覺擊得粉碎。當時在一旁的舒曼，非常清楚地體會到她的那種感覺。出門時已是半夜11：30了。舒曼向她道歉説：非常抱歉，對不起，給您這麼一個壓力。然後她騎著自行車，帶著這個錄像帶，在子夜時辰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舒曼突然接到那位夫人的電話，夫人在電話中説：昨天應該我向你道歉，非常對不起！我們日本人當時竟做了這樣的事情，作為日本人我感到非常羞恥。我想請求您一件事……舒曼説：什麼事？她説：你這個片子千萬別拿到中國去放。舒曼問：為什麼？她説：現在不管怎麼著，大家的關係還可以，你們中國留學生也到日本來，我們之間進行的工商貿易等，什麼都挺好的。要是您把這片子拿到中國去放，中國人知道有這麼一段歷史的話，肯定不理我們了。或者兩國關係會非常緊張；或者老百姓之間會非常仇視……舒曼聽了，愣了好長時間。那夫人聽見這邊沒聲音，在電話裏問：你怎麼不説話？舒曼説：你知道嗎，現在不知道這段歷史的，這麼殘酷的事情的，不是我們中國人，是你們日本人！她一聽愣了，説：你們都知道這個事情？舒曼説：我們中國人都知道這段歷史。我們從小唸書時，從教科書裏就學這個，從電影裏也看這個，我們沒有不知道的。她説：你們都知道？！那你們這些留學生和在日本工作的中國人，還能那樣平等地來對待我們，而且跟我們交往都不錯，真是了不起。她説她這個丈夫的父親，也是以前的老兵，在亞洲的哪個戰場上戰死了，有可能是在中國。他們家裏還有伯父和其他人，但從來也沒有誰跟她説過這段歷史。
舒曼感嘆：在這片國土上還有那麼多的人，不知道這段真實的歷史，甚至有些知道的人卻在回避這段真實的歷史。為了歷史的真實，舒曼要繼續拍攝。
三、冒險拍攝日本右翼分子的瘋狂表演
作為一個女性，在日本單槍匹馬觸及這樣一個題材，拍攝時所遇到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次拍一個控訴這個戰爭罪行的國際論壇活動，日本右翼組織事先知道了這個消息，就進行阻撓、干擾。當時趕去拍攝的舒曼一齣地鐵，就聽見高音喇叭在喊，説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等等……舒曼還沒有正面碰到過在光天化日之下，那麼清楚地聽到那麼瘋狂地在叫嚷這句話的人。當時，她只覺得噌的一下，血直往上涌，她想拍下這個鏡頭。定睛看去，那個叫喊的人處於一種非常瘋狂的狀態：頭上綁著布條，穿一件汗衫不像汗衫的怪衣服，身上背著一個大喇叭，手裏揮著一面寫著“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的旗幟，大著嗓門在那兒聲嘶力竭地喊叫……
舒曼只覺得有一種親臨戰場的感覺，精神特別激奮高亢，一抬機器就嘩地拍了起來。沒想到剛拍了沒幾秒鐘，背後就被人一把給抓住了，回頭一看是警察。他説舒曼是騷擾他們、挑釁他們，不許再在這地方待下去。舒曼好不容易找到這麼一個機會，抓了這麼一個鏡頭，而且又是那麼特別的場面，她想：我不走，我一定要把它記錄下來！她掙扎著和警察扭作一團，像一頭困獸一樣。這時跑來一個韓國女孩：我給你找個地方。説著拉著舒曼爬到一個樓房，打開窗戶，還真能看見底下的右翼組織在那兒嚷嚷。舒曼的一手抓著玻璃窗的把手，一手拿著攝像機，那韓國女孩拉著舒曼兩條腿，説：你別一激動掉下去就完了。兩人正在緊張地拍攝，沒想到後頭又有人説：你們是幹什麼的？不許待在這兒！沒辦法，又給抓了下來。後來又繼續找地方，找來找去，最後在一個三樓的拐角處，找到一扇窗正對著右翼者們吵吵嚷嚷的場面。可已經擠了好多人：英國的、美國的，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的記者，全是又高又大的，把窗戶都給擋住了。就那麼一扇窗，要想拍攝只能往裏擠。好在舒曼個子比較矮，只要一個空隙就可以了。她把他們的腰扒開一個空，然後把鏡頭伸進去，她終算拍攝到了大量的她想要的鏡頭。
四、日本官員在攝像機前縮回了目光
1999年12月，來自南京的張秀英，作為南京大屠殺中性暴力的受害者，將在日本總理府公開作證。這是第一個公開出面，以真實姓名作證的受害者，舒曼自然也到場了。
當時，她帶著攝像機，儘管機器很小，進去時心情特別緊張。因為這種場合是不可能輕易讓人錄像、錄音的。舒曼想：有機會就拍，沒機會沒辦法就算了。
進入到張秀英大娘作受害證言的程序時，舒曼一直按著攝像機包的手，悄悄地把錄像機拿了出來，找了一個比較固定而又不太容易讓有關的日本官員發現的機位，開始了拍攝。開始舒曼多少有些擔心，怕他喊停她就得停，不然的話警察就把她抓出去。
證人席上的張秀英大娘越説越氣憤：説那個日本鬼子怎麼踢她，當時不但是強暴，而且最後使她終生不能生育……整個細節都很詳盡完整。隨著張大娘的訴説，大廳的氣氛變得特別安靜，只聽見大娘的訴説和翻譯的聲音。席上有個日本官員的臉色開始變了。
舒曼覺得不能老在一個機位，得換一下角度，而且她特別想拍一下那些官員聽了這些受害經歷後，都有些什麼反應的那種鏡頭。她拿著攝像機開始轉移位置。那日本官員看見了舒曼的行動，他想制止她，可嘴巴動著卻説不出話來。舒曼當時心裏非常氣憤：犯了這樣的罪行、做了這樣醜惡的事情，還怕人家拍！也狠狠地盯著那官員。舒曼和那日本官員對視著，進行著一場目光的較量。目光戰的結果，是那日本官員縮回了他的目光，看別處去了。這下給了舒曼很大的鼓舞：沒問題我就開始拍了！她換了個角度，端起攝像機拍了起來。
一邊拍，舒曼一邊想：聽著張大娘的證言，那個官員心裏肯定有一種特別的感受，他不願聽到的事實偏偏又活生生地在法庭上展示得淋漓盡致。現在他毫無自信的眼神的回避，就説明了這個問題。這時舒曼有自信了，她拼命拍他的反應鏡頭，拍他們的整個狀態。他們頭都不敢抬，長久地低著……出去後，記者們特別興奮。有個日本記者對舒曼説：在這總理府裏，能記錄下這麼一段證言，真是不容易，以前還從來沒人敢嘗試過。當時您是怎麼給拍下來的？舒曼説：這不是我的力量，這是那個證言的力量。當時中國受害證言的那種威懾力，把整個總理府的氣氛、當時大廳裏的氣氛，都給控制住了。在那種氣氛下，那日本官員沒有那種勇氣叫停。所以舒曼就比較幸運地把它真實地記錄下來了。
從1998年開始至現在，整整4年，舒曼始終沒有放下她的攝像機，她關注的不僅有中國的受害者，還有曾經到過中國的日本老兵，以及想要探尋真實歷史的普普通通的日本人。舒曼現在已經完成了三部紀錄片，並在中央電視臺以及鳳凰衛視等多家電視臺播出。她希望通過自己的鏡頭，讓更多的人去了解真實的歷史，去為世界和平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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