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要“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也不能忽略住房分配製度的改革。住房分配製度也是收入分配製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98年國務院就下發了《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其基本精神就是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全面實現貨幣化分配。以實現“住房商品化、市場化、社會化”。快10年時間過去了，住房貨幣化分配已經成為職工住房分配的基本方式。然而，現實情況是，一些省市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早在1999年就已經實行了住房貨幣化分配。接著，屬於事業編制的單位，如文教衛生、科研單位的職工，也緊隨其後逐步實施完畢。只有企業行動遲緩，基本上是按兵不動。對於企業職工，住房實物分配早已經停止了，單位集資建房也全面叫停，而住房貨幣化分配則遙遙無期。而房價的上漲，人所共感，企業職工的住房問題出路何在？住房分配製度也屬於“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的重要內容。事實上，機關人員與企業職工之間存在“住房待遇兩重天”的現象。

　　以重慶為例：重慶市早在1999年就出臺了《重慶市住房貨幣化分配實施方案(試行)》(渝府發〔1999〕11號)，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在2000年前後就已經享受了住房貨幣化的實惠，拿到了住房補貼，用老百姓的話講，那筆錢“早就吃到肚子裏變成矢了”。直到2005年10月8日才針對企事業單位出臺了《重慶市住房貨幣化分配實施方案》(渝府發〔2005〕92號)。而企業單位，再次成為“邊緣群體”，因為文件中只有一句話對企業一筆代過：“有條件的企業可以比照執行”。

　　企業職工，以及來自企業的各界人士多次向政府部門詢問道：什麼是“有條件的企業”？什麼是沒有條件的企業？如果屬於“有條件的企業”卻不執行政府文件、不給企業職工發住房補貼，政府有何措施和辦法？還有，已經破産倒閉的企業，職工們的住房補貼又向哪去要？企業職工對社會的歷史積累，就這麼“一風吹”了嗎？然而，至今沒有明確答覆。因此，絕大多數企業單位按兵不動。企業職工的住房問題成了“三不管”的難題。現在，以“正司級購房補貼每月可達1600元”為標誌的“公務員第二輪住房制度改革”悄然拉開序幕。而企業職工只能“望房興嘆”。

　　2006年，為落實企業職工住房貨幣化分配的事，我曾給重慶市長公開信箱發了三封信，分別是2006年的3月29日、5月22日、6月7日。我的信有疑問，也有建議，都是深入調查歸納之後、耗時費力寫成的，然而都沒有得到明確的回復，令人不得要領。

　　此過程中曾經得到一位人大代表的幫助。《重慶晚報》曾刊登消息《市人大代表公佈電子信箱》説：“有位市人大代表正式通過本報公佈其電子信箱，希望借此公開向市民徵集議案和建議，並架起市民與人大代表之間溝通的橋梁。”於是向這位人大代表求助。人大代表將我的信轉給了市政府督察辦周副主任以及市人大張副秘書長。並聯絡重慶某媒體來採訪我，“請你做好準備，請不帶情緒的實事求是的談論問題”。結果，事情卻不了了之。媒體打電話聯絡一次以後也沒有來採訪。其他任何的回復全都沒有了下文。

　　如今重慶“兩會”已經召開過了。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代表和委員提出關於企業職工住房分配的提案或議案。據報道，在重慶“兩會”期間，曾經邀請若干市民代表旁聽。我不知道有幸旁聽“兩會”的市民是怎麼確定下來的？不客氣地説，如果他們真的希望通過市民旁聽而獲得來自民間聲音的話，像我這樣地關注某個問題、並且有調查有研究、有分析有主張、有理有據的市民，太適於旁聽“兩會”了。然而，我與重慶“兩會”無緣。

　　對企業老職工來説，特別是對已經退休的老職工來説，住房貨幣化補貼是一個歷史欠賬。多數的企業老職工住房條件差，面積小，結構差，亟待得到改善。這是過去體制欠下他們的。理應儘快還清這筆賬。可是，企業職工住房貨幣化政策遲遲不能落實，企業職工對此意見很大。前不久有廣州市某副區長稱，房價漲得不可開交，很多公職人員憑正常收入很難供房。並表示，“自己就是無房一族”。副區長買不起房的報道引發了不少人的共鳴。廣州市政協委員黃秉雄表示，一個家庭哪怕有兩位市級工作人員，25年的房補也不夠買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他呼籲廣州應該儘快完善機關單位住房貨幣補貼政策。這幾天，很多省市都相繼出臺了機關人員住房補貼政策。—— 那麼，企業職工的住房問題誰來關注呢？

　　所以，我很想列席人大會議，或者説，旁聽人大會議。因為我想利用這個機會向大會表達一下企業職工的心聲。既然其他代表和委員都顧不上企業職工的住房貨幣化分配問題，我們的人大會議能為普通的企業退休職工開一次綠燈，讓企業退休者以親身體會説説住房問題的甘苦嗎？(作者：華瑩山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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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雅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