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　　　　　名：徐慨
性　　　　　別：男
血　　　　　型：A型
籍　　　　　貫：南京
學　　　　　歷：碩士 ：

自　我　介　紹：
1986－1990 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文學學士
1990－1994 南京日報社《週末》報 記者/編輯
1994－1997 南京嘉遠廣告有限公司 總經理
1998－2000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傳播學碩士

主　要　業　績：
1， 任職南京日報社期間，發表27萬字，計90篇報道，獲省、市各項新聞獎8項；
2， 任職南京嘉遠廣告有限公司期間，廣告作品分獲全國、江蘇省及南京市的廣告獎項共10項；
3， 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期間，應邀赴美參加國際傳播學會（ICA）第49屆年會。

業　余　愛　好：書法，攝影，運動

最欣賞　的格言：凡有所學，皆成性格。

文章：行走在真相邊緣

　　10月18日，就在《新聞調查》剛剛亮出“探尋事實真相”的旗號沒幾天，廣西南丹縣大廠鎮鴻圖選礦廠發生尾砂壩坍塌事故，造成28人死亡，50多人受傷。10月22日和23日，《新聞調查》連續接到群眾舉報稱當地政府隱瞞死亡人數，並且，由於廣西的一些高層領導在當地的私人礦井中有股份，當地政府千方百計地阻止記者採訪報道這一起事故。為了核實情況，我們在第一時間與當地一家黨報的記者取得了聯絡，該記者自稱事發後一直堅守在事故現場進行秘密採訪，取得了大量的文字和圖像資料可以證明當地政府企圖掩蓋事故真相。他還説，為了銷毀證據，當地政府在沒有查清楚死亡人數的情況下就匆忙清理事故現場，如果我們的動作慢了，很可能什麼都拍不到了。

　　事不宜遲，製片人特事特辦，當即派一個6人攝製組趕赴南丹縣“探尋真相”。在出發前的小組會上，“老特務”陳強以他慣有的懷疑一切的陰沉語調對大夥兒説：“這事兒，我覺著，得多準備幾套方案。”這“多準備幾套方案”是什麼意思？是想方設法把死亡人數弄清楚？還是在死亡人數有可能弄不清楚的情況下想方設法另辟蹊徑？“老特務”當時沒説，我也沒聽明白。反正大夥兒誰也沒有答理他。

　　10月25日晚8點，攝製組到達南寧機場。與北京清冷的空氣帶來的感覺相反，南寧濕熱的空氣讓人覺得像是悶在澡堂子裏，混混沌沌。一乾人馬馬不停蹄，一下飛機就鑽進一輛事先租好的麵包車裏，直奔離南寧有十個小時車程的南丹縣，大家希望在明天九點鐘、當地政府組織清理事故現場之前趕到事發地點。汽車一上路，老同志們開始給新同志講段子。這裡所説的新同志主要指我，因為這是我來《調查》之後第一次出現場；雖然出鏡記者楊春也是《調查》的新人，但如果按照對段子的絕對佔有量來論資排輩，他絕對算得上是中顧委常委。段子説了不少，但歡聲笑語終究歸於沉寂。深夜裏，麵包車孤獨地在似乎無止無盡的崎嶇山路上顛簸，汽車底盤擦過石塊的聲音不時響起。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山裏起了大霧，車燈所及之處白茫茫一片。我不知道司機通過什麼參照物來識別一個接一個的彎道，只覺得那層層穿不透的迷霧不是一個好兆頭。患有小資産階級綜合症的我不由自主地琢磨起這離奇山霧的象徵意味，還沒等我琢磨清楚，睡意來襲，我的頭不折不扣地靠在了老王忠新寬厚的肩膀上，完全把“家中領導”剛剛發出的“乘夜車走山路不許睡覺”的最新指示拋在腦後。

　　第二天（10月26日）早上七點，天剛濛濛亮，我們趕到了南丹縣大廠鎮，與那位黨報記者取得聯絡。矮矮胖胖、白白凈凈、瞇縫眼、戴著一付寬邊金絲眼鏡的“黨報記者”與另一位駐站記者一齣現，立即神秘地把編導羅陳和我拉到一邊，警惕地看了看四週，壓低聲音問：“你們用的是哪的車？司機可靠嗎？”把氣氛弄得比地下黨接頭還緊張。我看了看周圍，一個敵人也沒有，但也不敢怠慢，壓低了嗓音答道：“是自己人，靠得住！”對完暗號之後，他像終於找到了組織似地説：“總算把你們給盼來了，我們已經在事故現場守了三天三夜了！”他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一會兒説我們必須換車，因為外地車輛無法進入事故現場；一會兒説為了不被人發現，攝像機不能帶，只能帶照相機進去；一會兒又説必須馬上去現場，趕在關卡的守衛人員上班之前，趕在當地政府清理現場之前。

　　我們給弄得摸不著頭腦。在去現場的車上，眾人都準備好了各自的工作器材，雖然大家一言不發，但那股嚴肅勁兒告訴我每個人都在作最壞的打算。“黨報記者”稱自己因為出來得早，沒有帶自己的採訪相機，不由分説地把老王忠新的寶貝疙瘩尼康F3挎在了自己身上。跟我們從廣西來的司機問“黨報記者”去事故現場的路該怎麼走，他反過來一個勁兒地問記者站的小夥子。這人不是説事發後一直守在出事現場採訪的嗎，為什麼連去事故現場的路都不知道該怎麼走？

　　當我們的車子經過事發現場，黨報記者稱如果我們就這樣下去拍攝，恐怕會受到當地警察的干涉，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他請國營華錫集團銅坑礦區的礦長帶幾個公安處的同志陪我們一起去採訪會比較好。儘管我們一路上並沒有遇到任何被舉報人和“黨報記者”一再提及的“關卡”，也沒有在現場周圍見到任何警察，但為了謹慎起見，我們還是聽從了他的建議。

　　兜兜轉轉，折騰到了八點半左右，我們終於到達尾砂壩坍塌現場。雖然事故已經發生一週了，從十多米高的尾砂庫裏傾瀉而下的泥水仍然淤積在街道上，提醒著人們它在事發當天的威力；街道旁是被泥水、廢砂和石塊沖毀的房屋的殘垣斷壁，被黑色的泥水浸泡著的磚瓦、門板、被褥、鞋子、動物屍體隨處可見，廢墟堆裏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滿頭大汗、肩挑著被子和鍋碗瓢盆的民工、懷抱嬰兒的婦人，在崎嶇不平的廢墟堆上行色匆匆，嘴裏念叨的都只有一句話：“回去，我們回家去，這裡太怕人了！”

　　接受採訪的現場群眾對事發當天的情景記憶猶新，描述起當時的慘狀來仍心有餘悸。但是，當被問及到底有多少人在此事故中喪生時，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説有數十人，有的説有一百多人，有的説有幾百人，簡直就沒有譜。但是，有一點是一致的，就是在場的群眾沒有一個人相信當地政府對外公佈的死亡二十八人的數字，雖然拿不出證據，但都説死亡人數比二十八要多得多。據説有這樣的規定：如果一次事故中的死亡人數超過三十人，國家有關部委就要派專案組下來檢查了，因此，當地政府為了不讓上面來人檢查，無論如何也不能讓死亡人數超過三十人。為了核實情況，我們在現場採訪完之後，當天下午就去主要承擔這次事故搶救任務的華錫集團大廠工人醫院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表明，當地政府及大廠工人醫院在事發後採取了非常積極、有效的搶救措施，五十多位受傷人員都得到了及時的治療和護理。但是，對死亡人數的調查仍然是毫無進展。

　　我們在事故現場的採訪沒有受到任何阻撓，採訪過程中也沒有任何人來清理現場“企圖毀掉證據”，這些都與舉報人及“黨報記者”的説法大相徑庭；與此同時，當我們要求該記者拿出所謂的他“偷拍”到的當地政府偷偷處理屍體的照片以及他從公安局拿到的超過二十八人的死亡名單時，他始終找各種藉口而拿不出這些證據。至此，我們終於探尋到了真相的第一層含義──用老特務的話説，我覺著，我們被他耍了。

　　也許世事就是這樣不可理喻：我們被別人蒙在鼓裏的時候，並不妨礙我們保持亢奮的心理狀態，而當我們知道自己被別人愚弄了，我們卻一下子失去了支撐點。依靠“黨報記者”來獲取事實真相顯然是不可能了，依靠我們自己，就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嗎？

　　10月27日上午，在坍塌的尾砂壩前，南丹縣常務副縣長楊永溪接受了我們的採訪。在楊回答記者的提問時，一名圍觀的群眾突然對記者説：“他（指楊縣長）在説謊！”攝製組眾人為之一振，忙把鏡頭對准此人，以為他會説出什麼“真相”，其實，他只是對政府在登記完死者遺體後要求立即處理屍體的做法有不滿、對政府給每個死者兩萬元的撫恤金嫌少而已。楊縣長介紹説，此次死亡的二十八人中只有一名學生是本地人，其餘都是外地來這裡礦區打工的民工，政府曾三番五次地要求他們撤離尾砂壩周圍的危險區域，甚至還強行拆除了民工們搭建的工棚和其他違章建築，但是，前腳政府拆完，後腳民工又把房子蓋在了尾砂壩下。而且，這些民工來礦區打工，既無固定居所，也無相應的登記管理，到底有多少人、又是哪些人住在尾砂壩下，政府都無從查起，因此，在沒有人報告失蹤的情況下，政府只能以現場發現的屍體來確定死亡人數，這就是“二十八人死亡”的由來。雖然，楊的解釋並不能成為政府推託責任的藉口，但你不得不承認他説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再糾纏在“具體死亡人數到底有多少”的問題上，我們就顯得“沒有心理依據了”（楊春語錄）。後來，我們在大廠鎮民政局查閱到的死亡人員名單以及領取撫恤金的家屬名單與我們在事故現場了解到的死亡人員情況都是吻合的。

　　在鴻圖選礦廠尾砂壩採訪時，我們巧遇了廣西冶金設計院二所總工程師伍炳源，他給我們介紹説，這個尾砂壩在設計、建造以及使用上有非常明顯的、也是致命的一些錯誤，如果當時這個廠請冶金設計院的工程師來看一看，這些錯誤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次事故當然也不會發生。伍工程師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他説，據他所知，大廠鎮上百家選礦廠、上百座尾砂壩早已建成投産，這是第一次、而且是因為出了這麼大的事故才請他所在的廣西冶金設計院前來勘查的。伍工程師的話與楊縣長介紹的“每一座尾砂壩都請冶金設計專家來勘查過”是明顯矛盾的。楊縣長説，尾砂壩的日常安全檢查是由大廠鎮的環保站承擔的，但是，我們在採訪大廠鎮環保站的站長唐毓飛時，他斬釘截鐵地告訴我們，環保站只管尾砂庫的排污是否達到環保標準，不可能管尾砂壩的安全問題。誰説不是啊！

　　對於一心要探尋真相的人來説，還有什麼比“揭穿假象”帶來的快樂更令人滿足呢？設想一下，假如舉報人和唐廣生説的都是真的：當地政府果真一路上設卡放哨，他們連夜清理事故現場，他們千方百計阻止記者採訪，他們在我們拿出的鐵證（比如偷拍到有人趁黑夜偷偷處理屍體的照片；比如醫院、公安和民政局的死亡人員名單對不上號；比如鴻圖選礦廠的註冊登記檔案一下子失蹤了等等）面前百般狡辯，那麼，敵人就會一步步陷入我們的圈套，我們就一定會獲得紮緊口袋時的無窮歡樂。但是，從現場調查的情況看，這根本就是一場沒有敵人的戰鬥──甚至連戰鬥都不是，根本就是遊戲。我感覺自己行走在真相的邊緣，離原先設想的“真相”越來越遠。怎麼會是這樣的局面呢？攝製組的每個人都心有不甘，但每個人都得無可奈何地面對現實。真相在哪？我們能弄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嗎？如果能弄清楚，死亡人數就是事情的真相嗎？如果弄不清楚，我們還能了解這件事的真相嗎？真相到底是什麼？真相只有唯一的答案嗎？如果不是，到底哪一個答案更接近真相呢？

　　10月27日傍晚，我們從大廠鎮趕到南丹縣政府所在地。縣委書記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從北京出發的飛機一起飛，我就得到消息説你們到南丹來了；你們不用問我我的消息是從哪得來的，總之你們有你們的辦法，我有我的辦法。唉呀，你們來了，我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在縣委書記的談笑間，我隱隱約約感到了他的嘲弄。

　　10月28日上午，我們採訪了在押的鴻圖選礦廠的法人代表和分管安全的副廠長，發現日常的安全生産檢查確實是由環保部門來承擔的，但他們檢查時非常馬虎，就在事發前一週，環保部門還根據縣安全生産委員會的要求對尾砂壩進行安全檢查，仍然沒有發現問題；下午，我們分別採訪了南丹縣土地局、計劃局、工商局，發現鴻圖選礦廠在註冊、登記、審批方面的手續是基本完備的。傍晚17點10分，在環保局，記者問道：“環保局是否也承擔了大廠礦區尾砂壩日常安全生産檢查的職能？”聰明絕頂的和升蛟副局長一連用了十幾個“不”字來否認環保局在此次事故中應承擔責任。

　　17點45分，南丹縣勞動局局長、南丹縣安委會主任莫玉軍接受採訪時，承認縣政府曾經發文指定尾砂壩的安全問題由環保局及各級環保站來負責，這個決定是在沒有任何環保部門負責人在場的情況下作出的，這個決定作出後，縣政府和安委會也沒有接到任何來自環保部門的異議。

　　18點10分，莫玉軍走出接受採訪的房間。在最後一名採訪對象進來之前，攝製組成員進行了對該節目的最後一次討論。此次討論是本節目在拍攝過程中歷經的多次討論中持續時間最短（約5分鐘）、話語交鋒最激烈、也是最見成效的一次。冤有頭，債有主，究竟誰應該為這起事故承擔責任呢？如果這是一起沒有責任人的事故，那麼，事故為什麼又偏偏就發生了呢？老特務在關鍵時刻一錘定音：“這事兒，我覺著，能做。”

　　18點25分，南丹縣長唐毓盛走進房間接受採訪。楊春一臉真誠地凝望著跼踀不安的唐縣長，問道：“你認為環保部門有能力承擔起檢查尾砂壩安全狀況的職責嗎？”唐局長沉默半晌不語，最後説：“當時這樣的決定可能是欠考慮的。”我真希望能看到縣委書記也在場，不知他會不會有“依然的笑容”。

　　在從南丹回南寧的路上，宏衛和我為老同志唱崔健和羅大佑的歌，這是我此次採訪中心裏最美的片斷；這一路上，諸位大師爭先恐後為我講段子，要擱在以前，我一定會想，如此的聰明才智要用來做論文、做研究該多好啊，可這一刻我就不這麼想了：有做論文的勁頭，用來多編一些段子該多好啊！

　　採訪唐縣長之前的最後一次小組爭吵，我一下子明白了老特務所説的“多準備幾套方案”的含義了。能查清楚死亡人數到底是多少、當地政府是不是真的隱瞞了事故的真實情況，固然是“真相”。但是，在一套看似正常的運作體系下，一起嚴重的事故仍然不可避免的發生了，所有相關的部門及其負責官員全都有各自的理由來為自己開脫責任，這種集體的無意識難道不是導致此次事故的更為本質、更為深層的原因嗎？

　　在新年的鐘聲敲響的時候，我不能忘記自己到《新聞調查》後參與的第一次採訪。走出房間，外面已是夜上濃粧。閃爍的霓虹，闌珊的燈火，時常讓人會忘記黑夜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