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碩士。1989年開始幹電視新聞，1994年加盟《東方時空--東方之子》。
　　職業理念:“要成為優秀的，首先必須是職業的。”
　　在今年5月召開的王志作品研討會上，專家們指出，熒屏上的王志，給人的印像是冷靜沉著、飽經滄桑又睿智機敏，甚至他質疑的目光、探詢的身姿，當然還有他良好的文化修養，都是《新聞調查》這樣大型的新聞評論類節目所需要的，他獨特的個性很好地體現了《新聞調查》追求深度、厚度的品質特徵。 　　

　　（附）王志作品研討會發言摘要

　　時間：2000年5月18日下午

製片人的話
　　賽納
　　搞個人研討會，在我們《新聞調查》還不多，也不是要給王志樹碑立傳，只是想通過王志的作品，對我們《新聞調查》記者的定位、介入方式和採訪技巧等等問題，做一個研討。
　　在中央電視臺現有的新聞欄目裏，只有《新聞調查》如此明確地提出以記者的調查行為和採訪來完成節目，這可以説是《新聞調查》倡導的方向，也可以説是《新聞調查》明顯的外化標誌；因為記者採訪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所以才舉行這麼一個研討會。今天的研討會由張潔主持。
　　
　　主持人的話
　　張潔（執行製片人）
　　電視欄目的成熟以主持人的成熟為標誌，這已經成為電視人的共識。從96年開始的《新聞調查》，按編導負責制下的主持人中心制這種機制運作下來，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王志跟我是多年的搭檔，從他93年到《東方時空東方之子》做主持人，我當時做編導，我們就一起在《東方之子》摸爬滾打三年，96年我們一塊來做“調查”，一共7年。這七年，王志一步步走向成熟，成為中國調查節目中當之無愧的第一品牌。
　　今天召開王志作品研討會，不僅僅想説王志的進步，更希望各位專家和同事説出王志的缺陷。不管怎麼説，我們所期望的主持人也許和我們今天的現狀還有一定的距離。所以，我們組織這個專題研討會，在肯定王志主持風格的時候，更希望就王志下一步的發展境界，聽聽專家和同行的意見。
　　在大家評説之前，先歡迎王志介紹一下他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王志：我這七年
　　作為我個人來説，心裏感覺很慚愧，幹了七年，像今天中午在飯桌上聊的一樣，很多跟我們一塊進來的，都成了“名嘴”，成了“國臉”，但是，我也不感到遺憾。當初從《東方之子》選擇來到《新聞調查》就很明確，從一個熱鬧的舞臺走到一個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工作崗位，“調查”節目週期很長，原來是20天，現在可能最少一個禮拜，即使每次出鏡都是你，一個月才四次，但是“調查”節目做起來很有意思，也很辛苦。
　　搞作品研討會對我來説很突然，也有點措手不及。作為專業人士有兩件事情值得珍視：一個是能夠寫一本書，把你的思想和你的觀點白紙黑字寫下來，這種東西能夠永久地被人們審視；另一個事當然就是搞一個作品研討會、演唱會，把作品一一展示出來，讓大家品頭論足一番。今天，大家的厚愛使給我很高興。為了“調查”的進步，為了使更多的“調查人”進步，我兩個耳朵，一個耳朵聽批評，一個聽表揚，也不排除兩個都聽批評，兩個都聽表揚，對節目有幫助的，我都能聽進去。
　　我一直提倡讓觀眾記住《新聞調查》的風格，覺得記者應該是節目成功的元素之一，希望通過我們的表現來增加這個欄目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我一直提倡讓《新聞調查》的記者能夠成為一個形象，成為一個品牌。《新聞調查》的定位很高，一直到今天，我們心目中一直想讓“調查”成為一個深度報道、很有水準的欄目，而且能和國際接軌。作為《新聞調查》，應該還有一個很長的、需要付出艱辛的過程；作為記者，也應該有一個不斷審視和提高的過程。我希望批評和表揚都是一種鞭策，希望我個人和“調查”一同走向成熟。
　　從幕後到臺前，這個機會是很偶然的。
　　93年底，羅芳華、張潔和白岩松帶一個攝製組到湖南拍攝，當時我在湖南臺新聞部當記者，我和時間認識，和小羅也是同事，幫他們聯絡工作，後來跟他們一起到北京，想找個藉口休休假。時間有一天提出來：“你到我們這兒來”，我説：幹什麼？他説做主持人。我説從來沒有幹過，他説：我比較了解你，我感覺你好像是我們要用的這種主持人。試一把，就拍了第一個節目，去天津拍了駱玉笙。時間，他用人確實有道理。
　　在《東方之子》工作兩年多，應該講，為我進入《新聞調查》做新聞性的深度報道採訪打下很好的基礎，起碼我知道了在鏡頭前要怎麼樣放鬆自己，怎麼提問。
　　工作到1996年，當時自己有一種不滿足的感覺，因為《東方之子》面對的確實都是頂級、頂尖的人物，對自己的人生閱歷都很有幫助。當時我感覺到，採訪一個人感覺好像有點走到頭的感覺，我跟時間提出來，我想換一個地方，他説《東方之子》從來沒有人提出離開過，我們也從來沒有這個意思，我們一直認為你非常優秀，我們找主持人非常不容易。他説：你想幹嘛？我説我想去“訪談”、去《時空報道》。他説：你去那個地方不一定有你的位置。我説：幹編導也行。
　　也巧，96年有一個全國“金士明杯”電視主持人比賽，比賽跟以往不同，它是分類的，分四類，我參加了新聞類的比賽，得了金獎。當時我自己沒覺得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這給我帶來了一個新的機遇：當時《新聞調查》成立，孫玉勝主任就把我叫到方樓二樓廁所旁邊的主任辦公室，説：你不要想別的，就去“調查”吧，“調查”是一個新欄目，臺裏挺重視，也很需要人。
　　來到《調查》以後，我就想，“調查”的採訪到底跟《東方之子》的採訪有什麼不一樣呢？如果我來歸結，非常簡單，“調查”應該有一個問號，在《東方之子》，我們提出很多問題，這種問題有可能是正面的，有可能是側面的，但是大家都很清楚，無非是變著法子捧人家，只不過我們捧得比別人高明一點。
　　第二個節目也同樣感覺到有點找不到北，第二個節目是《招牌上的文化傾向》，可以講，到現在為止，我認為在“調查”節目中，作為記者來説，這是表現很差的一個節目。
　　在這個過程中開始琢磨，《東方之子》的採訪跟“調查”的採訪到底有什麼不一樣？我回想起當年在《東方之子》最後做的幾個節目，一個是《李國安》，拍了上下集，下集也是我在《東方之子》獲得的第一個最佳採訪獎。李國安當時是一個新聞人物，我當時確實沒有想到是採訪，就覺得，我要挑動一下這個人，這個人是大家都宣傳的一個完人，是一個神人。我跟他接觸，覺得他也沒什麼兩樣，我私下跟他聊天，他也講到他這樣做的動機，為什麼到黑龍江的農場，為什麼受那份罪、吃那份苦。 他因為多年的壓抑，當時覺得年齡快到那份上了，一定要拼一下，要不拼一下也就這樣了。他談得非常實在。那個節目使我明白了怎麼做採訪。
　　通過《新聞調查》兩個節目以後，利用間隙時間，我還做了一個包頭市市長的節目，當時《東方之子》叫我幫一下忙。他在一片危房中間，地震現場，當時很多老百姓把他當作一個平民市長，他跟老百姓有很好的交流，現場由我穿針引線，氣氛非常好。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主持人是什麼回事，有一種控場的能力，覺得非常舒服，非常痛快。
　　我從心裏感謝“調查”，感謝跟我合作過的編導、錄像、錄音。賽納還是編導的時候，跟耿志民一起合作一個節目《買房：夢想還是現實》，那個節目的採訪並不見得很精彩，但是他當時有一句話給我啟發很大，是別人轉告我的，是作為好話轉告我的：跟別的記者相比，跟王志合作的時候，你想到的，你在旁邊等著，總會給你問出來，有時候，他還能把你沒有想到的給問出來，他是在用腦子提問。這些話，對於堅定我做主持人的信念，也有很大好處。包括後期機房，曼茜、叢霞，還有哈娃娜，每次節目合成以後，我就投入下一個節目，往往得不到信息的反饋，她們的評價經常是非常直觀、非常直率，對我也有很多的幫助。
　　
　　戴錦華（北京大學比較文化和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王志坐在那兒能夠有一股氣
　　王志的作品沒有集中看，最新的兩個作品也沒有看成，只能談印象。我確實喜歡他的採訪風格，而且對他的採訪印象確實和我心目中的“調查”形象聯絡得挺緊。給我印象比較深的，一個是王志坐在那兒能夠有一股氣，對整個現場有掌控感，在我印象當中這種主持人並不是那麼多；另外一個，我對他的採訪最感興趣的是，他有一種控制得很好的分寸感，或者低調，他是用這種比較統一的態度針對不同的採訪者，而又能對不同的採訪者有一種微妙的差距。看上去他很自如，沒有咄咄逼人的感覺。
　　我有一個提法，就是我們必須重視中央臺的重點欄目，其中包含“權力的媒介”和“媒介的權力”問題。毫無疑問，中央臺作為權力的媒介，它背後巨大的權力不止是象徵，而是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直接轉化成的權力，這種超級媒體對於人們日常生活深刻的介入，使人們不得不感受到媒介的權力。當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時，就是另一種超級權力的形態，不是政治形態，它可以施治于普通人，施治于整個社會。
　　有的欄目，好像沒有意識到自己作為權力的媒介這樣一個事實，而是盡情地使用自己作為媒介的權力，這種媒介的權力、出鏡記者和攝影機，當他們確實代表一部分公眾或者弱者的時候，仍然有那種酣暢，但另外一些時候就表現成一種暴力和侵犯性的因素。
　　比如當新《刑法》出臺的時候，我們有了“犯罪嫌疑人”的説法，記者在攝像機前出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證據”，迫使他在攝像機前面認罪，這種時候就給人很不舒服的感覺。一個法國人説，我今天才知道，中國真是警察國家，因為他看了一個電視節目，節目裏有一個涉嫌造假藥的，在攝像機面前，記者全盤包辦--從警察到起訴者，到公訴人，到法官；似乎這個人無需經過法律程序，就是確認無疑地該被判刑的。
　　今天世界上電視媒體暴力特徵已經被人們不斷地討論了，電視可能含有的暴力特徵，可能對人們構成的侵犯和傷害已經不斷地討論了。在這個行業當中，尤其是新聞節目的從業人員的職業倫理，也是不斷地被討論了。
　　為參加這個會做準備，我重新看了那些做成VCD的“調查”節目，我情感最複雜的節目，就是《從市長到囚犯》。怎麼解釋他的行為，其實根本無法解釋，或者説他真正的解釋不敢説出來。在監獄這個空間當中，他作為在押犯，我們記者坐在他面前審問他，我感覺很好玩，我産生了非常奇怪的心理體驗，那個時候我完全認同他，非常同情他。我覺得採訪者已經不是記者，不是媒體，背後就是國家、監獄，就是全部的權力。這個時候他怎麼定位他自己？
　　如果是現任市長開始被揭發有貪污受賄的行為，我們的記者要比這一百萬倍地咄咄逼人，要逼問他，因為現任市長仍然是權力的擁有者，記者代表的至少是社會良知的力量。但是，現在情況相反，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已經被判在監獄服刑、被法律明文規定剝奪了一切權力的人，此時此刻，他是這個情景中的最弱者，媒體可能給他提供的是他發言的空間，讓他有某種機會説出他在別的場合不允許説或者也沒有必要説的話。
　　不是我們不能用“拷問”這樣的字眼，可以用，但是這個“拷問”看是對誰，對誰是拷問、對誰是發問、對誰是追問、對誰是疑問，這些問題完全在每一個場景互動關係當中移動，每一次都需要重新確認。我想，對一個在押犯，再也不能用“拷問”，否則就把記者放在法律權力、暴力的一邊。
　　我覺得，這樣的自覺在“調查”記者當中已經形成，在王志的作品當中已經看到這樣有效地在實踐的東西，這是我特別高興和特別喜歡的一個原因。
　　要是挑剌的話，王志有時候太穩了一點，太穩就可能會平。有需要被拷問的人，還得拷問他，有需要去襲擊他的時候，還得去襲擊他，比如像“眼球”中的那個醫生，我就覺得他浩然正氣，可能需要被打擊一下。
　　
　　王志：平視是什麼
　　《東方之子》對採訪對象有一個原則：平視。平視到底是什麼概念？這麼多年我想這個問題，平視不應該是記者的眼光，應該是觀眾的眼光。當你面對強者的時候，你要給他壓下去，當你面對弱者的時候要給他扶一下。
　　攝影機架起來之後，指示燈亮起來之後，沒有幾個人能很真實地表現自己，我們做專業的都有那麼長時間的適應過程。在現場我要採用平視的眼光，目的是什麼？要達到還原真實，讓他把自己的心裏話説出來，讓他把自己的真實意思表達出來。
　　作為我自己困惑的一個地方是什麼？到現在為止，考慮我做過那麼多的調查節目，有些節目是我做的，有我的腦子在裏邊，更多的節目是編導做的。在現場，我對某個採訪對象進行了某種拷問，回來以後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沒辦法還原，沒辦法把我自己真實的想法在節目中間真正地體現出來。
　　作為我來講還算比較幸運，“調查”這幾年確實有很多優秀的編導。我採訪的時候是動腦筋的，並不是臨時抱佛腳，但後期的剪輯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麼説是不是合適也不知道--和劉春、張潔合作，我覺得非常放心。我採訪完了之後，非常放心，我怎麼放心呢？我覺得我主要的意思，如果説不是因為外來的因素，或者客觀因素干擾，是能夠比較準確地體現在節目當中的。
　　
　　張潔：88個問題
　　我跟王志合作比較多，包括我自己被槍斃的一些節目，也是王志一些特優秀的節目。曾經有一段斃的節目太多，王志説跟你走不行了，這次王志又跟劉春做的《楷模》，播出也成問題，但是也體現王志非常深的功力。
　　王志採訪很明顯的特點是：告訴你吧，我不相信。王志在工作現場就是這麼一種狀態：告訴你吧，我不相信，要我相信，你就得經得起我的挑剔。於是他在現場，我稱之為外科大夫式的採訪，一層層給你揭下去。做“眼球”這部片子的時候，我開始對高大夫有些同情，我感覺他可能心裏沒問題，王志跟我就不太一樣：我不相信他説的，他就那麼純正？我不相信他是第一次走進太平間，我不相信他像他説的那樣沒有那麼多的經濟利益。於是，王志就帶著這種懷疑和執著進行採訪。我寫過一份編導提綱，提出來跟王志商量的問題大概20多個，但是採訪一個半小時當中王志提出的問題是88個。王志這種懷疑的精神，對調查節目來説，特別重要，哪怕你去做一個正面的報道，我也要從反面挑剔，你要經得起我的挑剔。包括做“姜瑞鋒”的時候，儘管他是被官方弄出來的楷模、模範，王志採訪的時候用人性的各種東西挑剔他，迫使他從冠冕堂皇的話中説出一些人該説的話。
　　
　　朱羽君（北京廣播學院教授）：全身心地投入
　　王志最大的一個特點，全身心地投入，做得好的節目能看出這樣的特點。他老要探一個究竟，有點懷疑；因為懷疑，使對方要表白自己，這種狀態能調動別人談話的慾望，調動人家把自己的心裏話説出來。
　　再一個，王志比較低調，放得比較平等。但是，也有區別。最近沒有播出的這個節目，跟那些頭頭談話，跟被騙來説假話的老實農民談話，語氣和眼神還是有區別，雖然語調是一樣的，但是態度有一些區別。
　　另外，王志的採訪很有一些技巧。有一種問法他經常用：“接下來呢？”或者：“是這樣嗎？”問題接得非常緊，互動式的提問比較多。還有背景式的提問、細節的提問、假設性的提問、反面的提問，用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去探究對方心靈的精神；這樣問，效果很好，帶著細節去提問，對方就會還你一個細節，帶著情節提問，就會還你一些情景，有時候，提問和回答都很有情趣。
　　還有，有時候王志掌握了別人的心境，節奏感把握得很好。有時候留下一些停頓，他並不急於問第二個問題，善於傾聽別人談話，這是重要的。
　　談主持人，開這種研討會非常必要。我覺得在所有的節目裏，過去老談形式，改版的時候也談形式。但是，我們更應該注意到，電視是交流式的，是在人和人交流的過程中進行的傳播方式，經常要面對面地採訪，或者在現場進行採訪，因此，人既是形式又是內容。對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間，既是一個形式要素，本身又是一個內容要素。追求一個好的主持人，是任何欄目所要排在第一位的一個要素。主持人既是內容又是形式，他會使得這個欄目具有個性化特徵。欄目的個性化是由欄目本身的定位和主持人的個性化來體現的。我王志主持，就應該有王志採訪的“場”，是我王志的。
　　主持人中心制遲早要建立，它合乎電視傳播的某些特點，但中國建立的方式是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有策劃、有政策。但是我們要給主持人一個比較大的空間。我覺得，《新聞調查》比較缺乏偶發性，缺乏即興發揮和現場互動的東西。有些節目不好看，事情都説了，但是不好看，缺乏細節，缺乏有個性的語言，缺乏一種智慧。《新聞調查》的改進，要讓記者大膽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實話實説》為什麼好？崔永元的作用比王志的作用大得多。《實話實説》主持人的作用發揮比較好，跟製片人對這個主持人的信任有關，我們《新聞調查》也應該給一些主持人以這樣的信任度，可能會使節目有所改進。
　　
　　尹鴻（清華大學教授）：主持人的“天生麗質”
　　主持人首先要“天生麗質”，但這種“天生麗質”説的是要有個人的人格魅力：個人的氣質魅力、智慧魅力、形象魅力。主持人有一些基本素質要求：敏銳的反應，對情景、場面、狀態很敏銳的反應能力；機智的觀察，在現場他能夠觀察到事情的核心在什麼地方，問題在什麼地方；最後化成一個比較巧妙的表達方式。這是基本功。這些基本功都是現象，最核心的一點還是對人的了解。
　　我們現在的主持人，包括廣播學院培養的專業主持人，統一的聲音、統一的節奏、統一的語氣，俊男靚女。這實際跟電視傳播特性不吻合。
　　隨著對人的了解程度的提高了，主持會越來越從容，越來越心裏有數。這個不完全是技巧，技巧這個東西其實不太需要別人更多地講，聰明的人怎麼可能不知道。
　　我們今天特別高度地肯定把自己放在很平等、很平和的位置上，其實這個代價是犧牲主持人自我的某些個性。節目有一定的特殊性，使主持人發揮的空間相對來説確實比較小；在不影響節目整體形態的前提下，怎麼擴展主持人的空間或者記者的空間？
　　當然有一個辦法。我想到一點，關於點和面的問題。實際上主持人接觸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點，這個點可能引起你很多想法，不僅僅是擴展到對背景的注意，也包括對面上問題的思考。主持人的空間在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小問題帶出來，可以加進社會狀態、社會現象，各種各樣的思考，這就要求主持人有一定的積累，有一定的知識積累才能由點到面。這個東西可能是瞎讀書讀來的，有時候，這個東西靠聰明來不了。
　　嚴格説，主持人中心制確實需要一個智囊團，需要別人給他提供相關的一些東西。
　　國外的主持人，給人很大的感覺是他們特別松，這點在王志現在的節目當中還沒有做到。這和節目本身的形態有關係。《新聞調查》本身比較嚴肅，但是適當地松一點還是有空間的。
　　
　　張潔：下一步的境界
　　尹鴻老師提出主持人的人格魅力問題，我想結合王志下一步的境界應該是什麼樣的境界，談一下我的感受。
　　對“調查”的從業者來説，有一個比較嚴酷的事實：我們和《實話實説》是同一個月創辦的，他們四年，我們也四年了，但是目前的形勢是《實話實説》的收視率大概5%～6%，我們則徘徊在3%左右。説實話，當初我可以在這兩個欄目中間做選擇，當初到“調查”來，我認為靠事實取勝的這麼一個欄目，不會敗在《實話實説》的手下。但是目前的狀況，它的確穩入前十名。當今臺裏以收視率為考核一切的指標。那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呢？想不通。但是從主持人的角度來説，觀眾對一個欄目的認可可能是對主持人的認可。
　　在評論部的號稱“五大當家小生”的主持人裏面，我覺得不管怎麼説，崔永元是當今中國電視屏幕上唯一能夠讓觀眾有收視期待的主持人，我作為普通觀眾，喜歡看《實話實説》兩點：一個看崔永元的機智和幽默，另外看一些大眾話語的東西。《實話實説》的魅力除了小崔本身的魅力，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魅力，這兒提供了一個新的話語空間，我們從中讀到當今中國人的很多生活。
　　從某種角度説，主持人可能有那麼幾種：一種“入眼”，《新聞聯播》的主持人讓人看到眼睛裏；一種“入腦”，觀眾對你提供的事實，對你的知識結構、採訪水平，有一種欣賞和佩服的成份，比如水均益、白岩松、方宏進、王志，我估計是“入腦”的層次；還有一種應該是“入心”，就是敬佩你了，我想崔永元是不是有點進入到這個層次了？我分析得不一定準確；在國外這種“入心”的主持人可能會比較多，只要一見你出來，我必定把這個節目看下去。能夠走到人們心靈中間的主持人是靠什麼呢？一是靠知識結構，專業採訪技巧；再一個，主持人作為一個公眾情感的代言人、作為公眾價值觀念的代言人，有很多的地方能表現出自己應有的一些情趣。我們《新聞調查》欄目的記者是以一種理性分析見長的，但是在這方面可能稍微弱化一些。我們在看《美國60分》的時候，我們從白髮蒼蒼的老頭身上，從他們的眉頭中間經常能發現一種憂慮、一種關懷，甚至有時候，一個眼神、一個動作，就非常打動我們，情感流露同樣是構成一個主持人魅力的很重要的東西，在節目裏不一定從頭到尾都是喜怒不形於色，這個不一定好。
　　小崔有幾次很打動我，他聽對方敘述了以後，控制不住情緒，顯得有點失態，但是，正是他這種從專業角度上説的“失態”，征服了人的心，讓人覺得小崔很有同情心、很善良。我們“調查”的記者在和權勢集團做鬥爭的時候，怎麼把我們的大無畏的氣質體現出來？“滲灌”裏，王利芬和地區一級的地方政府機智地較量，她的一言一行在觀眾中樹立了一種形象。
　　當面對一個弱者，你的同情和憂慮，也有可能打動觀眾。
　　在這兒我也想提出來，王志，以後在你冷靜、深邃的目光後面，隨著你的飽經滄桑，可能屏幕上的東西會越來越有魅力；適當的情感方面的東西，怎麼體現出你的關懷、你的價值觀，這方面還是有一些可以挖掘的地方的。
　　
　　劉春（原執行製片人）：説三點
　　第一説王志好。除了專家説的那麼多之外，我有3點感受：
　　1、他有對現場的控制力，控制力是一個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對於記者編導都很重要；
　　2、王志心腸特別硬，尤其在我們和強勢人物對抗的時候，王志硬的東西就體現出來了；
　　3、王志有時候很“壞”，尤其是和一些官員打交道的時候，王志“使壞”的地方，這個使壞經常會出一些很妙的東西。
　　第二，編導和記者的合作問題。我早期和王志合作的時候，特別喜歡介入，會在紙上寫20多個問題給王志，現在我完全採取一種不干預的方式，我自己也反省，編導在現場對記者儘量不干預，可能有利於記者的發揮，尤其是有些場合有一個互動的過程，有一個“情緒場”，這時候如果在邊上打斷他，特別會影響很多東西。
　　另外，對主持人的採訪確實有一個後期如何還原的問題。我們過去的習慣是看場記，首先考慮的是雙方的問答，這樣構成我們節目理性的框架比較清晰，專題化的色彩比較濃，而有時候互動的感覺，現場的情緒，這些東西注意得特別少。從我個人來講，我最近比較注意這種東西，盡可能還原人際交流的現場感。
　　第三，給王志挑挑剌。王志的節目跟《調查》節目很相似，很沉重、沉著，當雙機對拍的時候，王志的機智、感悟都出來了，《新聞調查》最好的段落就在這個地方，這個當然有它的合理性。其實，有時候我們可以找線人，有時候可以偷拍，有時候可以找一些證據，攝像機應該給我們的節目增加更多的魅力。王志現在的特點是不是風格，如果是風格，也可能你的風格就是穩重，就是適合坐下來對話；如果現在硬要往其它方面想--比如有時候在現場的激動，不是坐下來激動，而是在現場自發的激動、衝動--是不是會損害這種風格？原來白岩松做“淮河污染”的時候，他看到一些東西，情不自禁想串場，想在這個地方説一段話，他有一種衝動，這種東西我覺得王志比較少點；也可能我們“調查”的編導、策劃過去在這方面考慮得比較少，即興的、偶發性的東西比較少。
　　
　　耿志民（編導）：兩個想法
　　經常跟王志一起出去拍片，我一般跟王志一個房間，睡覺前這種交流也挺多的，沒有太多可説的。我剛才想了一下，有兩個想法，也算是對王志的一個提醒或者忠告。對於王志，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麼明顯的氣質，面對其它欄目的一些主持人現在都已經像大眾很寵愛的明星了，王志心態不要失衡，王志所有的魅力就是在他坐下來採訪提問的時候。
　　剛才張潔説，以後有沒有可能在主持人本身的魅力方面多做嘗試；這個要謹慎，不要老想表現自己的魅力，當心成為電視小丑。我看電視的趣味比較偏，我最喜歡看王志坐下來跟人家採訪、提問，他有時候串場的一些姿勢，我看了並不喜歡。我覺得一個人不可能全方位都有魅力，某一方面表現得高於別人就夠了。
　　關於主持人中心制這個問題，我們“調查”已經是主持人中心制了呀，我們所有工種的努力，當然首先要把節目做好，其餘所有工種的努力都想盡力表現出主持人所有好的表現。對於主持人中心制這個事情不必太在意，實際已經是主持人中心制了。
　　再一個，節目出來之後，王志對這個節目有什麼感受，或者我們編導在剪這個節目的過程當中，有沒有他認為可以商榷或者可以改進的地方，這個以後可以多交流一些，這樣的話，編導和主持人會有更多的默契。
　　
　　賽納：控制力和個性化
　　我跟王志合作算比較多的，剛才大家談的兩點比較集中：一個是王志在現場的控制力，另外就是個性化的問題。
　　我先説控制力。衡量一個記者到底怎麼樣，成熟不成熟，在現場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在現場的控制力怎麼樣。這個控制力從王志身上分析，一個跟他本身的能力有關係，另外還有這麼多年的從業經驗。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王志身上體現出來的從容，這種從容不簡單是一個坐態、是面目表情的從容，而是心態的從容，這種心態的從容也是我們《新聞調查》對每一個記者提出的要求。我們面對一個採訪對象的時候，不要很主觀地先把他定位在是我們的朋友還是我們的敵人、是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壞人；在這點上，王志始終用自己的頭腦在思考，而且已經形成了調查型記者介入的一種方式，他從來沒有在採訪之前對這個人有一個先入為主的判斷。
　　個性化的問題。我們《新聞調查》的記者確實在為節目做出犧牲，按照西方電視的比較成熟的一種運作方式，一個記者的個性應該是體現他有個人的觀點，但是現在我們的環境是不允許這麼做的。從運作上，我們不習慣把一個人捧得那麼高，我們做欄目宣傳，最後剪接這個片子，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忽略記者的個性，這種東西不是我們一個欄目可以解決的。我們自身能做點什麼呢？一個就是給記者更大的空間，在我們確定了一個基本的採訪思路的前提下，讓記者有更多主觀發揮的餘地；再一個，記者本身還能做些什麼呢？從王志身上再找自己的不足，再找自己能夠進一步提高、努力的點，剛才張潔和諸位已經説了，主要是在情感投入的方面，作為個人，可能沒有和他談話的慾望，但作為記者來講，從職業的要求來講，可能要強制自己提起這種和對方談話的慾望。
　　話題有時候也影響記者的興趣、情緒，但是剛才張潔和劉春提到的那一點，王志應該注意：更多的時候王志成為第三者了，從旁觀者的角度跟你談話、分析問題，有時候可能把自己放在這個事件之外了。這樣就不會帶動觀眾跟你一塊去進入，一塊去思考，我覺得，應該把所有的問題和你拉起關係來。如果對方的回答、命運的變化、喜怒哀樂，都會引起你個性化的表達和交流的話，可能在某些方面能彌補個性化的問題。
　　
　　羅陳（編導）：期待跟王志進一步合作
　　我跟王志合作，在《新聞調查》開播四年裏合作四個節目，頻率不算太高，這幾個節目合作下來，我後來算了一下，有三個節目都是最佳採訪，看來我還是對得起王志，把你還原得還是不錯，也是王志對得起我們。
　　我跟王志合作過程中，我覺得他作為記者的專業化和職業化的素質表現得非常充分。作為編導只需要跟他交代節目需要什麼，提供一些背景資料，王志就會分析，在採訪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如果在下面有些交流，他就會發揮得更好，讓編導剪起來非常舒服，他的提問非常精到，不會有多餘的習慣性的“嗯”、“啊”這種東西，這是個人素質和多年積累的關係。
　　我期待跟王志進一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