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聰，38歲，出生香港，哈佛大學碩士。27歲，就任瑞士某銀行聯席董事。2001年冬第一次接觸艾滋病人後辭職，成為香港智行基金會創辦人。因關注照顧中國艾滋孤兒，2006年他當選為世界傑出青年，被譽為“艾滋病孤兒福星”。(資料圖片)

    杜聰：我有一種托孤的感覺河南與雲南的一些農村是中國艾滋病重災區，與雲南以吸毒為主的傳播渠道不同，河南農村的艾滋病者多因賣血而受到感染。那裏的有些農村，幾乎一代青壯年，因為五六十元一次的賣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同時産生了整整一代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他們被稱為艾滋孤兒。

    大部分的艾滋孤兒父母雙方或單方患有艾滋病，更不幸的一小部分艾滋孤兒本身也感染了艾滋病毒。根據新華社的報道，目前我國有艾滋孤兒7.6萬人，到2010年將達到26萬人。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個把人生與艾滋孤兒聯絡在一起的人，他叫杜聰。

    10年前，年僅29歲的杜聰已經是一個銀行家，哥倫比亞大學的學士，哈佛的碩士，在華爾街闖蕩的歲月，讓這個年紀輕輕的香港人當上了法國一家銀行的副總裁。10年後的今，杜聰總是帶著一大一小兩個拉桿箱，穿行于艾滋村，本來略帶潔癖的他，走進一個個破敗的家庭，看著村頭田間的一座座新墳。

    “我從來沒見到這麼大的苦難在這麼小的地方發生”。於是，他辭去年薪百萬元的工作，專職救助艾滋孤兒。4年裏，他創辦的智行基金會已經讓4000多名艾滋孤兒回到學校。

    “在開始救助孤兒之前，我從來沒有失眠的習慣，但這些年來，我不止常常失眠，還常常做噩夢，有時候會在淩晨時分驚醒，然後無緣無故地哭起來。”出現在記者面前的杜聰細心地攏了一下頭髮，語調輕柔，顯得很溫和。

    他説，“與非洲一些地方艾滋病感染者年齡層比較平均的情況不同，這裡的感染者集中在30歲～40歲的青壯年，於是在這些村莊中，中間整整一代人悲慘地死去，老一代的爺爺奶奶白髮人送黑髮人，在風燭殘年承擔起了種地，賺錢，照顧孫子的重擔，經歷著身心的雙重折磨，孩子們失去了父母，沒有經濟來源，在歧視和苦難中面對人生。”

    他永遠都不能忘記2001年夏天，去到河南一些農村考察的經歷，他們一口氣跑了數個村莊，“其中一個村有個大隊，幾十戶人家，幾乎家家戶戶都有艾滋病人，在陰暗的、密不透風的屋子裏，躺著一個個年輕而病危的人。當時藥物十分缺乏，病人普遍發燒、咳嗽、腹瀉，長滿了皰疹。”

    他記得，有一戶人家本是三代同堂，有六個兄弟姐妹，為了蓋房子去賣血，結果全部染上艾滋病，六個兄弟姐妹死了五人，最後一個奄奄一息。年近八旬的老父親天天搬運磚頭，用運一塊磚頭賺的幾分錢，來養活孫兒孫女。有一個老奶奶，她的兩個兒子已經死了，媳婦丟下兩個被感染了艾滋病的孫子走了，孫子成了老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當杜聰到她家的時候，老奶奶的一個孫子已經死了，另一個孫子已經瘦得不成樣子。老人家告訴杜聰：“等他們兩個都走了，我也就可以走了。”那悲涼的語氣久久不得散去。

    空蕩蕩的新房和一座座新墳

    杜聰告訴記者，他的眼前經常出現兩個場景：一個是村莊裏一座座空蕩蕩的房子。這些房子很新，蓋房子的錢中有相當部分是農民們五六十元賣一次血換來的，房子蓋好了，人們也逐漸死去，房子成了空房。和房子相對的是農田裏的新墳，在六個星期一次的回訪中，杜聰都會發現新增加的一抔抔黃土，黃土下掩埋的人也許正是他前一次家訪的對象。“有一次，我經過村頭一片田地，正好有兩個男人在挖墓地，大大的深深的土坑，我腦海裏浮起一個念頭，不知道是給家人挖還是給自己挖，我不敢去問。”

    第一次走訪的結果是，包括杜聰在內的五個大男人蹲在村口的玉米地邊痛哭了一場。

    這不是杜聰第一次接觸艾滋病。在美國發現首例艾滋病的25年前，杜聰還是一個中學生，有一天他的數學老師突然死亡讓他震驚，這是他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艾滋病。杜聰所住的舊金山在當時是艾滋病的高發地之一，進入大學後，杜聰發現自己的性取向異於常人，而同性戀的圈子同樣是艾滋病的高發人群，他周圍陸續有朋友死去。一直以來，他對艾滋病有著特別的關注。

    就在離開農村前的一個晚上，杜聰徹夜難眠,倚在窗前，仰望著天空中的點點星光，他下決心，要為這裡的人做點事。

    建救助體系助四千艾滋孤兒

    他的決定遭到了母親的激烈反對，“母親覺得我們把你送到哈佛，唸書畢業，不是用來做義工的。而且你為什麼那麼關心跟你毫無關係，那麼遙遠的一群孩子？”但杜聰的想法是：“這個世界少了一個銀行家不會死的，但如果不做救助行動的話，這些孩子會在社會生活幾十年，對社會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而且孩子們長得很快，不趕快救助就晚了。”他辭了年薪百萬的工作，把自己創立的智行基金會移師中原。

    杜聰把救助的突破口選在教育，並選擇了最為穩妥可行的救助體系：以村為單位，凡是村裏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都可以免費入學。他把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解釋為父母雙方或單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而且基金會將把學費直接付到學校，以免被挪作他用。

    目前，杜聰的救助已經擴大到河南、安徽、山東和廣東四個省的60多個村，受助的孩子從第一學期的127名，到目前的4000多名，其中有200多名是艾滋病患兒。最讓杜聰欣慰的是，這些孩子中已經有400多個考上高中，超過100個考上大學。杜聰説，智行定的標準是救助孩子們一直到初中畢業，但是對於考上高中或者大學的孩子，智行將繼續負擔學費，這對於在苦難中掙扎的孩子們最大的激勵。

    除了教育，他還操心著孩子們的未來。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杜聰想方設法給他們尋找職業培訓的機會，介紹到東莞一些港資企業工作。“第一批是三年前送來的，大約有幾十個孩子吧，只有老闆知道他們是艾滋孤兒，有一個已經升了兩次職了，第一次升職的時候，他買了塊手錶，要做管理工作了，得準時。”杜聰很高興地告訴記者，“我們只是想幫助他走好進入社會的第一步，這一步影響著他們的一生。”

    創雞蛋策略被政府推廣

    杜聰的救助歷程充滿了坎坷，但他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因為種種機緣，他的基金會最終成為為數不多的在第一線展開救助的民間機構。

    杜聰説：“民間機構的作用可以比喻成樣板間，在一棟五百個單元的商品房中，作為在第一線工作的民間機構，可以探索出一種適合民情和國情的模式，而在政府部門認可了這種模式後，政府部門就可以推廣到所有的毛坯房中。”

    他告訴記者，當艾滋病的抗病毒藥剛剛在河南推廣的時候，政府花了很多錢買藥發藥，但村民們吃藥的積極性不高，因為那時農民們已經處於極度不信任的狀態，他們不相信這些抗病毒藥能夠救他們，不按時按點地吃藥。由於抗病毒藥在開始服用階段的副作用比較大，甚至還有傳言抗病毒藥會毒死人。

    智行基金會推出了一個雞蛋策略。動員村民鄰居去督導病人服用抗病毒藥，同時給每位按時吃藥的艾滋病人發雞蛋。自從推行雞蛋策略後，那個村子裏服用抗病毒藥的村民一下子從46個增加到100個。那年春節，“智行”發了7萬個雞蛋。

    以微薄之力抗艾滋歧視

    4年來，杜聰總是在路上，除了爭取募捐到更多的慈善資金外，每六個星期一次的下鄉探訪是雷打不動的，近年來，他的行程還多了一件事就是到全國各個高校去做講座。他告訴記者：“希望能給即將從農村走進城市，即將從孩子成長為大人的艾滋孤兒們一個更好的社會氛圍。”

    他看到太多對艾滋病、艾滋孤兒的歧視了，“到北京搞艾滋孤兒的夏令營，40多家旅館，沒有一家願意收留這些孩子們。這些高高興興上北京看升旗的孩子們知道這個現實後將會是多麼傷心。這些孩子中的不少人心理已經備受摧殘，我親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長大後要去血戰報仇。他們沒有家庭的溫暖，如果再沒有社會的關愛，會走上怎樣的一條路？”

    “前幾天我們曾經救助的一個孤兒要結婚了，大家都為他高興，但不幸的消息來了，未婚妻知道他父親是個艾滋病人，就悔婚了。你可以想見社會對艾滋病的歧視和恐慌有多麼嚴重。”杜聰告訴記者。

　　
哈佛碩士拯救4千中國艾滋孤兒

責編：趙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