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教授主題發言：西部需要紀錄片，紀錄片需要西部
【特邀嘉賓：徐新建】紀錄片與西部——西部需要紀錄片，紀錄片需要西部。
近代中國的紀錄片從西部開始。最早由洋人，聯合中國學者拍攝。1927年，瑞典探險家斯文 赫定（Sren Anders Hedin, 1865-1952年）與中國學者合作，從北京西行，開創了中國紀錄片之路。
上個世紀記錄西部的作品不少，且以文字領先，影像作品只充當著文字的補充。美國記著斯諾的《西行漫步》、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都在當時産生過較大影響。後來的紀錄片也多把鏡頭對準西部，攝取西部的自然、人文和歷史。
半個多世紀以來，“記錄中國”的作品大多以西部為題材。從一九五0年代為配合民族考察工作的科學紀錄片起，直到八九十年代的獲獎作品，在政府部門的組織支持下，一部部記錄西部的片子被拍攝出來。在五十年代，拍攝了《黎族》、《涼山彝族》和《涼山彝族》；到了六十年代則又有《苦聰人》、《獨龍族》和《西藏的農奴制度》、《景頗族》等。那麼中國的紀錄片為什麼會偏向西部呢？主要原因我看一是由於中國紀錄片的“人類學取向”，一是中國西部在客觀上，為這種人類學取向提供了豐富的土壤。紀錄片的特點將是紀實。由於自古以來中國文化在行政治理上的“一點四方”格局影響，也就是以中原為中心和主流，對於中原自身，人們覺得已知道太多，缺乏新鮮感。西部則是“他鄉”、“異地”和“遠方”。世人一向陌生；隨便一拍，都有發現（discovery），易有影響。
在如何再現西部上，有兩部作品值得對照：1997年《最後的馬幫》和新上映的《茶馬古道系列 德拉姆》。《最後的馬幫》由雲南電視臺拍攝，主創者是史學出身的雲南電視人郝躍駿；《茶馬古道》的主創人是電影導演田壯壯。二者都表現西部的一個區域：滇藏高原。可是風格和效果卻十分不同。大家可以找來看後，自己比較。
侯洪副教授主題發言：西部紀錄片是什麼
【特邀嘉賓：侯洪】剛才發言的徐教授是文化人類學家，他剛才從一個歷史的角度來梳理了一下。確實，在這樣一個場合，我想更多的是同學，同學才是主題，我有兩個方面想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個也是一個提問，剛才有談到西部紀錄片，我想問在座的同學思考一下：西部紀錄片是什麼樣子？它大概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我們共同來思考。
第二，我們西部紀錄片在中國紀錄片版圖的位置，實際上剛才徐教授已經跑了這個話題。西部紀錄片在中國紀錄片發展歷史上有一個領先性，再一個它在國際上頻頻獲獎，當然頻頻獲獎，我想國外人不了解中國，再一個我們西部紀錄片，我們的同學肯定有體驗，它有太多太多的側面，我們好像不會一下子就把它完整的看出來，這實際上有一個豐富性和參與性的問題；最後一點，我主要談一下我個人的一些體會，在西部紀錄片在中國紀錄片中，應該説大家體會最深的是最近20 年，在這20年，我們這裡是成都，我們四川的紀錄片，從它的發展歷程來看，我認為經歷了兩個發展形態，第一個用人類學視野來寫紀錄片，把自然、環境和人擺在抒寫的首位，再細一點講，我們更多感受到是異域的風情，我們的風俗民情，從文化地理學角度講，就是我們的自然文化遺産與人文文化遺産。如果説在這個發展形態，這樣一個階段的話，主要人物大家非常熟悉了—— “三劍客”。
第二個形態，社會學視野上。最近，中國的電影和電視，電影大家知道張藝謀走向了世界，他以什麼姿態走向世界呢？比如奧運會中就有體現。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更多的看到的類型就是社會群體方面的一些反映，社會一些敏感問題的反映。當然，在這兩者之間，其實人類學事業和 社會學事業也有交叉，在我們所謂的評獎當中有一個所謂的人文類的獎，我們分為三大類：自然類、人文類和社會類，在這裡面我們可以有兩部片子説一下：一個是《紅樹林》，再有一個就是《回家的路有多長？》。
總之，我想説，我們在看西部紀錄片，如果我們在這兩種主要形態下去觀看，去做一些反思。我暫時談到這裡，謝謝大家！
【現場主持人：張小元】剛才徐新建和侯洪教授都講了紀錄片在西部，徐新建教授講的時候引用了現在的網絡。我們本來這個論壇應當是大學生談電視，現在應該“回歸”。現在有很多提問，大概有這麼一些問題：第一，紀錄片的多樣性問題，偏於人類學或者偏于動物的多樣性問題。第二，紀錄片的大眾化與精英化問題，究竟是拍給少數學生看的，甚至有一個網友説就是拍給大學生看的還是拍給廣大的中國人看的。第三，紀錄片的全球化與本土化問題。全球化主要是全球化視野和主題，與我們本土的融合，其間的矛盾怎麼消除。第四，紀錄片與我們的生活究竟是不是密切相關。當然這個生活不僅是大學生活，甚至我們中國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關。有些網友提出我們中國的紀錄片太曲高和寡。這是我們在網上以及學生提問收集來的四個話題。同學們可以就這個話題自由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