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批判》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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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業近20年，對Television一詞早已經熟視無睹，那不就是我們天天看的電視嗎？但直到2001年底，看到《電視的真相》一書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Television"（電視）一詞的詞根來自希臘語，"tele"有"遠"和"遠處"的意思，而"vision"有"視"和"看"之意。這樣理解，Television的原意應為："從遠處看"。由此引申，電話（ Telephone）的原意應為"遠處的聲音"和"從遠處聽"。
　　文化的差異和時間的流逝常常使現代人習慣於接受了既定的概念，而不去探究其演進的歷史淵源，我們認知的"電話"和"電視"就是如此。但我們與一般的"電視産品消費者"不一樣，職業的電視從業者不能對自己日日面對的問題熟視無睹，不能不去考察這兩個概念背後隱藏的秘密。從"Television"一詞中，我至少可以解讀出這樣幾個原本屬於電視本質的要素：一是同步、二是現場、三是真實、四是過程。
　　直到現在，我們打電話都是同步的，受話雙方可以同時聽到"遠處的聲音"，儘管這種聲音可能有萬里之遙。隨著技術的發展，通話的方便性大大提高：由定點到移動、由有線到無線、由可聽到可視，甚至現在還有了專門用於電視報道的可視電話（Video phone）。但對電視而言，其歷程就沒有這麼簡單了，在電視發明的早期，電視都是直播的，也就是同步的。據説上世紀30年代英國人發明電視並進而建立電視臺時，能給觀眾看的就是直播的街景、街上的行人、來往的車流，偶爾還有一些突發的現場，比如城市某處的火災等。但這時的電視只是將直播功能視作一種展示和表現的手段，並沒有將其視為報道的手段。直至60年代，這種狀況才在歐美的電視節目中得以改變。
　　半個世紀以來，電視節目製作與播出技術不斷進步，開始的電影膠片拍攝與播出在70年代逐漸被電子錄像的製作與播出取代。但是不管節目的製作播出技術如何演進，在國外一些大的電視機構中電視的直播功能一直在被強化，以至於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十幾億人，幾乎是在同一聲驚呼中，目擊了恐怖分子的第二架飛機撞向世貿中心一號樓，以及世貿中心的雙子座是怎樣在世人的矚目中轟然倒塌──因為在第一架飛機撞擊二號樓的20分鐘之後，美國幾大電視網均同時開始直播報道這一世紀初年的人間悲劇。
　　由於電話是同步的，因此我們在接聽電話的時候能夠大致判斷出對方所處的環境，也就是"遠方的聲音"所發出的那個現場。可以在這樣的同步交流中感受到對方所處的環境：他是在個人空間，還是在公共場所。因為在通話時，現場背景聲也同時傳送到對方的耳朵裏--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並不是很在意對方的現場。但如果我們把電話作為一種報道手段，就馬上可以感覺到那個現場的存在，而且能夠捕捉到那個現場中同步傳送過來的聲音信息。美國CBS第一代電視節目主持人默羅過去是一位廣播記者，他曾以希特勒德國轟炸倫敦現場的報道聞名全美。當時默羅站在一座大樓的樓頂，用嘶啞並有些顫抖的聲音向廣播聽眾報道説："我們可以在近處聽到大炮的聲音了，探照燈正大致朝著這個方向移動。你將聽到兩下爆炸聲--聽，來了！這是在空中爆炸，不是大炮發出的轟響。我們可以想到在幾分鐘之內，這一帶可能會散落一些彈片……來了！一直在逼近。現在探照燈光幾乎就在頭頂上搜尋。你立刻就會聽到更近的兩下爆炸聲，聽，來了！那麼劇烈的、無情的爆炸聲……"默羅使用的就是現在經常使用的電話報道，當時每一位聽眾都能同步聽到默羅在現場聽到的爆炸聲。在默羅的另一則報道中，聽眾還能聽到倫敦市民慌亂進入防空洞的腳步聲，聽眾完全可以通過這些"現場同期聲"感受到那個戰爭現場的存在。
　　2002年3月27日晚，阿富汗突發6.4級地震。一個舉世矚目的戰地，在遭遇"人禍"時又遇天災，阿富汗地震就不僅僅是一個區域性的事件，而成為一個有公共關注度的重大新聞。當時正在喀布爾採訪"我國援助物資運抵阿富汗"的《東方時空》記者張泉靈敏銳地發現了地震的新聞價值，她和攝像康銳急行二百多公里，在第二天進入了位於阿富汗東北部的地震現場。由於當地採訪條件的限制，張泉靈向國內發回的第一次報道就是電話採訪。由於沒有直接可見的畫面，所以在國內演播室與前方記者連線的時侯，記者所處的採訪環境、她在報道中的語氣是緊張還是沉著等等，這些"場信息" 對觀眾來説都是重要和有效的。當張泉靈在電話中告訴主持人，她所處的位置是一個臨時救助場所時，觀眾能清楚地聽到嘈雜的背景聲特別是救護車鳴笛的聲音。回國之後張泉靈告訴我，就在他們進行現場報道的時候，喀布爾發生余震，康銳手裏的攝像機都被震掉了。如果當時記者能夠充分使用這些現場聲，強調並解釋這些聲音在現場的的含義，那麼電話報道的現場感會更強，也會更有感染力。
　　電視直播時，那個同步的現場更加一目了然。由於電話和電視所能聽到和看到的是現場，而且這種現場與時間的進程是同步的，所以我們會深切地感受到電話、特別是電視傳送的內容是真實的，在直播中，這種真實更是毋庸置疑。
　　"從遠處看"， 看到的其實就是現場。電視對現場的展現不僅縮小了世界的距離，更可以讓觀眾感受到麥克盧漢提出的"地球村"概念的準確。
　　由於電視是線性播出，拍攝的又是不確定性極強的現場，再加之觀眾是坐在家中看電視、不像在影院裏看電影的觀眾那樣對時間有著苛刻的要求，所以電視是非常適合表現過程的。每一次通過電視參與了"現場"之後，觀眾都會更加深刻地認知電視表現過程的魅力，這也正是電視媒體獨具特色的優勢所在。我們來比較一下這樣兩個給觀眾印象極深的過程：1997年9月英國BBC直播戴安娜葬禮和2002年5月末美國幾大電視網直播"世貿廢墟清理完畢"的紀念儀式，兩場直播中都出現過沒有任何解説的"安靜的過程"。"葬禮直播"中，全世界25億觀眾耐心地看著戴安娜的靈車徐徐走過倫敦市中心5、6公里的送殯路線；"世貿廢墟清理完成儀式"的直播中，靈車和載有世貿大廈一段九米鋼梁的卡車行進的過程同樣安靜和緩慢，但正是這樣的過程讓觀眾充滿期待。
　　當我們注視和思索"Television"和"Telephone"這兩個詞彙，進而從這些概念的原意中解讀出"同步"、"現場"、"真實"和"過程"這些基本元素時，我們其實已經更深、更近地走入了對傳播規律的理解。對電視而言，這四個元素是最本質的，對這四個元素的認知與開發，是電視節目能否吸引觀眾的核心問題，新聞節目、娛樂節目、談話節目概莫如此。
　　梳理從前，我們自身親歷的許多探索，其實就是在探尋這些元素在電視傳播過程中的表現方式。從某個角度來説，十年的電視新聞改革，表現在節目形態上，似乎就是接近、再接近這四個元素的過程。
　　中央電視臺的前身是北京電視臺，創辦于1958年。當時的電視傳播形態與國際其他電視機構早期的傳播形態一樣，處於簡單原始的"直播時代"。由於錄像技術、攝錄設備還沒有發明和引進，所以除一些新聞片使用膠片拍攝之外，其他電視節目都是直播的。據《中央電視臺發展史》記載，中國的電視直播是從電視劇和體育比賽開始的。1958年6月，北京電視臺試播一個月後，先後於6月15日直播了中國第一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于6月19日直播了"八一"男女籃球隊和北京男女籃球隊的友誼比賽，後者是中國電視的第一場戶外現場直播。
　　如果説直播電視劇是迫於技術無奈的話，直播體育比賽則是符合電視規律的。體育比賽離政治較遠，所以體育比賽從開始到現在都一直堅持直播，即使"文革"期間和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體育賽事的直播也基本沒有中斷。這種體現電視本質和最接近國際化的節目形態，在體育節目中一以貫之地堅持了下來，在40多年的中國電視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但在其他領域、特別是在新聞節目中，直播不僅沒有得到完善和開發，而且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這種方式一直處於停滯的狀態。
　　早期的中國電視除直播一些體育比賽之外，也直播了許多重大事件，如1959年首次直播了國慶10週年的天安門閱兵式和盛大的群眾遊行。1961年6月30日直播了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40週年大會，此外諸如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以及外國元首訪華歡迎儀式等活動也都在直播之列。但據央視資深電視工作者章壯沂和張家成回憶：那時的電視直播叫"實況轉播"，直到80年代中期， "實況轉播" 這個概念才逐漸被"現場直播"所取代。雖然在今天看來，"現場直播"這個概念比"實況轉播"更接近國際化，但我認為"實況轉播"這個提法在當時還是比較準確的，因為這個概念反映了那個年代對電視功能的理解和使用。在那個時期，從業者對直播的理解只是停留在展示和表現方式的認識階段，也就是説，我們的前輩們只是把當時的現場同步展示給觀眾，而沒有現場的報道。章壯沂説，遇到重大事件的直播，有時沒有任何電視臺自己的聲音，只能轉播；有時即使有自己的聲音，也只是播音員在直播開始之前説："我們現在開始轉播……"之類的一兩句開場提示；結束時一般説："……實況轉播就到這裡，謝謝收看。"直到90年代初期，在直播兩會開幕式時，直播前後的格式仍大致如此，不同之處僅僅在於播音員的新舊交替。
　　真正把直播作為一種報道手段是90年代後期，特別是1997年香港回歸72小時直播報道。
　　在現場直播中，前方記者和演播室主持人的設置使電視有了自己的視角和觀點，特別是與事件相關的細節和背景的報道更強化了電視媒體的權威性。自1997年之後，央視的現場直播報道有了相當大的進步，不僅有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國慶閱兵和迎接新千年這樣的重大事件直播，而且還有重慶綦江虹橋誇塌案和張君系列殺人案的庭審直播。同時還有錢江潮、撫仙湖水下考古等自然與人文方面的直播。無論是直播的範圍還是直播的手段乃至直播的操作水平，都有了相當的拓展和提高。
　　走進"報道時代"，電視直播與過去的實況轉播不同，它越來越將事件置於電視媒體的報道之中，越來越將記者在現場的行為作為電視表達的手段，甚至是結構主要內容的框架原素，而不是只關注那個"未經解釋"的現場。
　　儘管在電視誕生的初期是以直播真實場景開始的，但其後的相當長時期，電視基本是以播出娛樂節目為主。直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國幾大電視網的新聞節目也都在半個小時左右，而大部分時間段是被好萊塢電影、電視劇、特別是虛擬家庭情景的肥皂劇所替代。即使目前，美國幾大電視網黃金時間排在前20名的節目仍以電視劇等娛樂節目為主。
　　娛樂節目是電視媒體的重要內容，也是不可替代的，這與電視媒體的家用屬性有密切關係，與電視本身的功能定位有密切關係，電視媒體是應當具有娛樂功能的。但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電視重新開始了回歸真實的慢慢征程。其表現不僅僅是新聞頻道、新聞雜誌、探險和發現類節目的迅速增加並得到觀眾的廣泛認可。更重要的是，即使過去的一些純娛樂節目也在走向真實，出現了所謂的"真人秀"，而且火爆異常。電視的這種回歸真實的現象頗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探討。其實，這種現象既是電視節目製作手段的本質回歸，更是人們對真實的苛求，特別是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這一點尤為重要。隨著互聯網傳輸技術手段和設備的改善，網絡的視音頻內容將有突破性進展，現在電視媒體在同一時間還只能報道一個新聞事件，而寬帶網絡有可能同時有若干新聞事件供網民選擇。即使同一新聞事件現場，也許有若干網民從不同角度上網發佈更多的細節和觀點，像英國發明的"老大哥"這樣的直播"真人秀"節目（這種節目已經上網），或其他真實場景中的懸念和故事，甚至突發事件現場的披露，將成為未來互聯網的重要賣點。
　　對網民來説，"我就是現場"，甚至"我就是媒體"的局面已經出現端倪。儘管現在網上內容充滿虛構的成分，但視音頻直播的發展將改變這一切。正像電視的真實是對印刷媒體的革命一樣，網絡的視音頻內容也許會使互聯網走向真實和權威。
　　真實的世界才是最精彩的。
　　2001年7月，我國曾引進播出了在美國異常火爆的《倖存者》，但播出之後的反應出乎引進者的意料，那就是這個節目在我國並沒有引起預想中的轟動效應。有人説這可能是由於文化的差異，但這不能解釋為什麼同樣的版本在同樣的文化環境中，港臺地區卻贏得極高的收視率。直到2002年4月，這個連續節目重播時，我才發現其中存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這個問題也許就是癥結所在：《倖存者》節目在中國內地播出時是配音的，由於重新配音改變了原來的音效比例、損失了原有的現場環境聲、特別是當事人語言的原生態，這種方式破壞了節目的真實性，使得它看上去更像一個製作不甚講究的國外電視劇譯製片。
　　今天的觀眾，有時候僅僅為了欣賞演員在原創表演時聲音的情緒和語氣，就寧可選擇沒有經過翻譯配音的字幕原版--看故事片尚且如此，更何況"真人秀"呢？這個節目受到的損失也帶給我很多思考：既然我們做的是"Television"的工作，就應當更深地走進"Television"的本意，還原本應屬於它的東西。失真，乃電視之大忌。
　　"從遠處看"，在這個對電視的原始注解中，似乎還有更深一層的東西：無論電視還是其他媒體，都要同樣地遵循新聞傳播的規律。而由於今天的新聞是"遠距離傳播"的，很多跨國界和跨種族的觀眾在"從遠處看"我們的節目，由於他們在文化背景、政治立場、知識結構、甚至生活習慣上的種種差異，有可能導致新聞傳播過程中有一些東西被衰減、被放大；被扭曲、被誤解；被忽略、被強加……怎樣盡可能地減少"傳播"與"到達"的距離？我認為負責任的態度和方法應該是正視並重視傳播過程中産生的落差，而不是忽略這一部分"遠處的觀眾"。
　　《焦點訪談》過去曾經用四句話表達這個欄目的定位："時事追蹤報道、新聞背景分析、社會熱點透視、大眾話題評説"。幾年後，時任新聞評論部副主任的梁建增跟我商量，想用一句話概括《焦點訪談》的追求。記得他當時準備了四、五句話供我選擇，其中就有"用事實説話"。梁建增表示他傾向於這句話，我當時有些猶豫，因為我擔心別人會誤解：你用事實説話，別人就不用事實説話了？現在看來，一句話要比四句話好，"用事實説話"這句話不僅是欄目的定位，更是欄目的追求。如果記者時刻用這句話警示自己，電視新聞節目的輿論監督報道就會更注重證據，事件報道就會更注重人與細節，正面報道會更注重避免概念化空泛化。
　　但同樣是對事實的報道卻能體現不同的立場及其背後的政治、社會及文化背景，這種背景是一種力量，每個把關者的判斷都受這種力量的支配。
　　2002年7月，"亞洲新聞論壇"在新加坡舉辦，我代表中央電視臺參加。
　　這屆論壇的主題是反恐報道。會議的第一個程序是由穆沙拉伕發表電視講話。這位處於反恐最前沿的總統的一個比喻讓我印象深刻，他説"……恐怖主義就像一棵大樹，現在我們只是把樹葉摘掉了，但是樹根還沒有刨出來"，他接著説："恐怖主義根源不是宗教信仰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和利益的衝突。"穆沙拉伕講話結束後，會議主持人首先讓我談談關於反恐報道的看法，我説我同意穆沙拉伕的看法，中國有句話叫"老鼠過街人人喊打"，恐怖主義現在就是"過街老鼠"；我説："中國是恐怖主義的受害者，這種受害不僅僅表現為在以色列發生的自殺性爆炸和菲律賓綁架案中都有中國人死亡，更重要的是中國也存在'東突'這樣的恐怖組織。"--當時美國和聯合國都沒有確認"東突"為恐怖組織--我接著説："根據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的報道，'東突'組織所使用的手段與國際恐怖組織使用的手段極其相似，如恐怖訓練、暗殺、爆炸等等。而且有充分的事實證明，'東突'與本拉登的基地組織有密切關係，但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國家對待恐怖組織的標準卻是雙重的，一些西方媒體同行在報道中甚至把'東突'形容為一種宗教和文化信仰。"
　　會議主持人是來自ABC的著名主持人，他追問我説："你認為媒體應該怎樣為恐怖組織做一個統一的定義？"我説："統一的標準不應該由媒體去建立、去定義，而應該由國際社會去定義"。新加坡《聯合早報》第二天對我與穆沙拉伕的講話給予重點報道。其實我當時只想説明這樣一個道理：面對同樣的事實，由於觀察的角度不同、取捨的標準不同，報道的結論可能完全相反。當時時間有限，這個問題我無法展開，我真想就這個問題與西方同行好好交流交流，因為西方記者對中國有太多的誤解甚至偏見。
　　我相信機會還是有的。
　　第二天，會議安排我發表主題演講，命題是"加入世貿組織和成功申辦奧運對中國媒體的影響"。演講結束在回答代表提問時，一位德國女同行提出了"北京關閉網吧是不是在封鎖新聞"的問題。這又回到了頭一天涉及的新聞媒體如何處理新聞事實的問題上。我回答説："除了一些惡意醜化中國的報道之外，我相信大多數西方記者對中國的報道是有事實根據的。我們也主張新聞報道要用事實説話。但對事實報道涉及兩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一個是事實的選擇，當記者面對眾多線索和事實時，記者選擇的取向是什麼；另一個問題是由事實得出一個什麼樣的結論。中國關閉網吧是事實，但由此得出中國在進行新聞封鎖則是完全錯誤的結論，因為二者根本沒有必然的聯絡"。
　　會場異常安靜，我繼續説："前不久，北京市有一家叫'藍極速'的網吧失火導致20多人死亡。北京市在調查中發現，全市2000多家網吧中90％未經註冊和消防安全不合格。為確保消費者人身安全，中國政府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對網吧進行治理整頓，重新登記，取消非法網吧。這些都是事實，"我説，"不知道歐洲的實際情況怎樣，但至少我在歐洲一些國家的街道兩旁沒有看到像中國有那麼多的網吧。只要記者深入採訪不能不發現中國都是一些什麼人去網吧消費。中國的網民發展很快，每年增加50％。很多人家裏有電腦，辦公室更是如此，所以要用互聯網看新聞在辦公室和家裏都很方便。而去網吧的人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為了逃避家長和教師的監管，他們到網吧是為了玩遊戲或瀏覽不健康的內容，所以中國整頓網吧是為了安全而不是為了封鎖互聯網上的新聞。"
　　翻譯張欣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大學，經過其精心的翻譯，我的演講達到了目的。會後，許多人表達了認同感。
　　其實新聞記者和媒體對新聞事實的處理，不僅受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因素影響，同時也受不同的電視傳播理念的影響。很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對節目涉及的事實作出節目之外的解釋，傳播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傳播者是否通過節目本身傳達了有價值的事實，是否傳達了豐富的、具有説服力的事實背景。要考慮到有越來越多的觀眾正"從遠處看"電視，對他們來説，解釋是會有差異的，而事實及其背景本身是既定的和真實的--而這些事實和背景正是觀眾得出正確判斷的依據。 
　　回憶新加坡之行的演講，最讓我感慨的是我又一次感受到事實的力量。對那些被説服的聽眾而言，他們是由於了解而理解、由於認知而認可。
　　但並不是只有那些外國的觀眾、那些在地理概念上遠在千里的觀眾才會與我們存在距離。距離産生於不解，而對電視機前的每一位觀眾而言，在接受信息、了解事實之前，都與事實有著不小的距離；觀眾在"未知的遠方"觀察事實，那麼怎樣才能讓這些"從遠處看"的觀眾更少障礙地了解事實真相、進而理解傳播者立場呢？換句話説，觀眾在遠方，媒體作為觀眾的代言人走近了事實、進一步地了解了事實，我們由此形成了一個階段性的判斷，甚至已經形成結論。但是應該怎樣表達這些觀點？應該怎樣闡述自己的判斷？是簡單直接地告知概念和結論？還是通過豐富的事實與背景的展現，來伴隨觀眾完成整個的認知過程？
　　毋容置疑，真正的捷徑是後者，只有完整的事實和深入的背景才能把觀眾帶進新聞深處。當"遠方"的觀眾自己完成了"從了解到理解、從認知到認可"的過程之後，"傳播"與"到達"的距離就不遠了。

責編：詩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