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群體的黨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優勢，為決策者提供參考
本刊記者 安庫雷 發自北京
“四不主義”
1977年某天，北大哲學系教師王貴秀路遇中共中央黨校友人，友人向他抱怨：黨校簡直呆不下去！當時距文革結束不久，北大也是“餘孽很厲害”，王貴秀“憋了一肚子氣”。過了一段時間，他再次見到這位朋友，朋友説：黨校變了！完全不一樣了！
當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復校，胡耀邦任副校長並主持工作，他開了近一個月的整風會議，創辦了粉碎“四人幫”後黨內第一個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併發動黨校808名學員，討論路線問題。
“他白天晚上都幹，一個禮拜有五個晚上就住在黨校裏，有兩天回富強衚同6號，直到12月中央任命他為組織部長。”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時任《理論動態》編輯部主任沈寶祥回憶。
1978年5月10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首先發表在《理論動態》上，文末標明“光明日報供稿，本刊作了修改”。次日，光明日報刊發此文，真理標準問題的舉國討論由此展開。
按照其女滿妹的説法，胡耀邦把中共中央黨校建成“理論上撥亂反正”的重要陣地，加速推動了中國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但較少有人提及的是，因為胡耀邦，中共中央黨校本身也種下了思想解放的傳統。
黨校1977年9月正式開學，一期808名學員分為高幹班、中級班和宣傳幹部班，在宣傳幹部班學習的原空軍政治學院政治部主任董潤民曾回憶，開學後不久，他彙報思想狀況時提及，學員們討論時不敢講真話，怕“説錯話”，“過去有人講話被記錄下來，結果挨了整成了右派，大家心有餘悸。”
這時胡耀邦説，“三不”之外，還得加上一條，討論不記錄，不附加小材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原是中共防止黨內政治生活無限上綱而提出的主張，胡耀邦加了個“不裝袋子”，將其落實為“四不”。
“你來學習，你的發言什麼的，沒有任何材料帶回去，談完就完，這已經成了中共中央黨校的不成文法了。”沈寶祥説。他記得，1979年，成都軍區參謀長就在黨校批評毛澤東，“那時候中央還沒有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通過)啊，大家都很緊張，而胡耀邦的態度是，不發動大家講，也不阻止大家講，講完就完。”
規矩要遵守，思想要開放
1979年，全程參與了中央理論務虛會的王貴秀從北大調到了中共中央黨校，他還記得1979年1月18日，務虛會第一天，周揚帶來了鄧小平的兩句話：不設禁區，不下禁令，“就是要造成一個民主的氣氛。”王説。
1986年，為準備來年的十三大，中央成立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成員包括了不少當時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員，同時在中共中央黨校也成立了對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王貴秀是參與者之一，“我們的層級低多了，但當時叫‘平行作業’，中央也不鼓勵兩個組過多聯絡，而鼓勵各自研究獨立的方案。”
“中央組”下設的辦公室與“黨校組”在如何發展黨內民主上還一度有過分歧，前者相信這需要在民主集中制下進行，後者則並不這麼認為。
3年多以後，“中央組”宣告解散，而“黨校組”則以“中共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之名存在到了1995年。
同樣受到胡耀邦感染的沈寶祥在1996年參與創辦了《學習時報》，關於報紙的言論尺度，他提出，一要創造性地貫徹中央精神，“不要照搬，要獨立思考，就算你對，我也得明白為什麼對，一創造，就有花樣了”，二要積極地把握好度，“明確規定的東西你不要去碰，但其他的，只要不違規，思想必須放開，不然，不是在浪費青春嗎？”這位75歲的老人説。
分管《學習時報》的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對沈寶祥也有過類似表態：規矩要遵守，思想要開放。
2000年，《學習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落日的輝煌——17、18世紀全球變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江澤民對此作了批示，並指示複製發政治局委員參閱。
2007年，“沒有一個中央領導對我説要登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覺得好就登了，作為黨的幹部這麼多年，你應該主動考慮：怎麼樣才是為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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