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群體的黨校教授,更多地是利用特殊的信息優勢,為決策者提供參考
本刊記者 安庫雷 發自北京
“四不主義”
1977年某天,北大哲學系教師王貴秀路遇中共中央黨校友人,友人向他抱怨:黨校簡直呆不下去!當時距文革結束不久,北大也是“餘孽很厲害”,王貴秀“憋了一肚子氣”。過了一段時間,他再次見到這位朋友,朋友説:黨校變了!完全不一樣了!
當年3月,中共中央黨校復校,胡耀邦任副校長並主持工作,他開了近一個月的整風會議,創辦了粉碎“四人幫”後黨內第一個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併發動黨校808名學員,討論路線問題。
“他白天晚上都幹,一個禮拜有五個晚上就住在黨校裏,有兩天回富強衚同6號,直到12月中央任命他為組織部長。”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時任《理論動態》編輯部主任沈寶祥回憶。
1978年5月10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首先發表在《理論動態》上,文末標明“光明日報供稿,本刊作了修改”。次日,光明日報刊發此文,真理標準問題的舉國討論由此展開。
按照其女滿妹的説法,胡耀邦把中共中央黨校建成“理論上撥亂反正”的重要陣地,加速推動了中國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但較少有人提及的是,因為胡耀邦,中共中央黨校本身也種下了思想解放的傳統。
黨校1977年9月正式開學,一期808名學員分為高幹班、中級班和宣傳幹部班,在宣傳幹部班學習的原空軍政治學院政治部主任董潤民曾回憶,開學後不久,他彙報思想狀況時提及,學員們討論時不敢講真話,怕“説錯話”,“過去有人講話被記錄下來,結果挨了整成了右派,大家心有餘悸。”
這時胡耀邦説,“三不”之外,還得加上一條,討論不記錄,不附加小材料。“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原是中共防止黨內政治生活無限上綱而提出的主張,胡耀邦加了個“不裝袋子”,將其落實為“四不”。
“你來學習,你的發言什麼的,沒有任何材料帶回去,談完就完,這已經成了中共中央黨校的不成文法了。”沈寶祥説。他記得,1979年,成都軍區參謀長就在黨校批評毛澤東,“那時候中央還沒有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通過)啊,大家都很緊張,而胡耀邦的態度是,不發動大家講,也不阻止大家講,講完就完。”
規矩要遵守,思想要開放
1979年,全程參與了中央理論務虛會的王貴秀從北大調到了中共中央黨校,他還記得1979年1月18日,務虛會第一天,周揚帶來了鄧小平的兩句話:不設禁區,不下禁令,“就是要造成一個民主的氣氛。”王説。
1986年,為準備來年的十三大,中央成立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成員包括了不少當時政治局的常委和委員,同時在中共中央黨校也成立了對應的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王貴秀是參與者之一,“我們的層級低多了,但當時叫‘平行作業’,中央也不鼓勵兩個組過多聯絡,而鼓勵各自研究獨立的方案。”
“中央組”下設的辦公室與“黨校組”在如何發展黨內民主上還一度有過分歧,前者相信這需要在民主集中制下進行,後者則並不這麼認為。
3年多以後,“中央組”宣告解散,而“黨校組”則以“中共中央黨校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所”之名存在到了1995年。
同樣受到胡耀邦感染的沈寶祥在1996年參與創辦了《學習時報》,關於報紙的言論尺度,他提出,一要創造性地貫徹中央精神,“不要照搬,要獨立思考,就算你對,我也得明白為什麼對,一創造,就有花樣了”,二要積極地把握好度,“明確規定的東西你不要去碰,但其他的,只要不違規,思想必須放開,不然,不是在浪費青春嗎?”這位75歲的老人説。
分管《學習時報》的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對沈寶祥也有過類似表態:規矩要遵守,思想要開放。
2000年,《學習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落日的輝煌——17、18世紀全球變局中的“康乾盛世”》的文章,江澤民對此作了批示,並指示複製發政治局委員參閱。
2007年,“沒有一個中央領導對我説要登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我們覺得好就登了,作為黨的幹部這麼多年,你應該主動考慮:怎麼樣才是為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