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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着機器就跑”
江黎在話筒那邊一直説，“大叔不容易、特辛苦，你真應該去採訪一下他。”
在江黎的《非典日記》裏，遇到緊急狀況，她用的最多的是“大叔拎起機器就跑”。大叔開玩笑地説江黎筆下的他像個傻子，只會拎起機器跑，但在江黎眼裏這一行為是攝像最敬業的表現，“他們不會想跑過去有沒有危險，他們頭腦裏只有一個反應，新聞在那裏，我要去拍！”
4月30號，發生了江黎在日記中提到的“危險情況”之一，大叔拎着攝像機，不到10分鐘穿上防護服（防護褲只穿了一層），跑到隔離室，不顧空氣對流的危險，在窗口拍下了醫生上呼吸機的鏡頭。在隔離室外面的江黎遠遠地看著大叔，“他趴在窗戶上，那可是污染源呀！”江黎不安地來回走着，離開隔離室的門不到一分鐘，就聽見外面的醫生驚叫，他上窗臺了！窗戶離地面很高，有1.8米左右，江黎不知道大叔是如何爬上去的，但她明白大叔的舉動都是為了能拍到好的畫面。
大叔出來之後，江黎執意要補一個現場交待，大叔拗不過江黎。但當江黎對着鏡頭説，“觀眾朋友，攝像張海鵬……”，大叔“啪”地一聲關了機器，“他説你別説我的名字，你一説我就關機……”
難忘勞動節
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江黎和大叔經歷了他們最賣力的一次勞動。
提起那天大叔的虛脫，江黎仍然很自責，“是我安排得不好，早上大叔問我在隔離區外面幾個採訪，我説只有一個，大叔説，那我就不帶三腳架了。因為三腳架特難擦，我們每次回來要給它消很長時間的毒，比較費力。結果我在外面臨時多采訪了兩個人，出了兩個現場。”
做完現場，大叔表揚過江黎，“不錯，一次成功。大叔當時説了一句腰有點疼，我沒往心裏去，滿腦子在想進病房的問題。”
病房一樓採訪快要結束時，聽到張海鵬説，“不行，我要虛脫了”，江黎嚇了一跳，“大叔可是特種兵出身，身體很好，不到萬不得已，他絕對不會説不行的。”
江黎一方面擔憂大叔，一方面擔心工作做不完，衝着大叔的背影喊，“讓人把DV帶進來。”江黎對於自己“不近人情”的表現矛盾過，但新聞敏感與良心之間該何去何從，如何統一，是新聞工作者困擾已久、爭論已久的問題，不是一個小江黎可以想通的。
留在病房裏的江黎咬咬牙，扛着30多斤重的機器，穿着膠鞋，走在灑滿過氧乙酸溶液的樓梯上，一步一蹣跚地到了2樓。“當時病人見了我特激動，從床上跳起來要和我握手，和我一起上來的大夫趕緊讓他躺下。”在連寒暄的力氣都沒有的情況下，江黎靠着門框，扛起了攝像機，“攝像機上也穿着‘防護服’，在我穿了三層防護服的肩上特別滑，我能看到鏡頭有點歪，可就是怎麼扶也扶不正。”
拍了10多分鐘，平時很少出汗的江黎能感到汗珠正順着頭髮流到臉上、脖子上，呼吸困難，“做完後，我和大夫馬上撤了，現在想起來，我還有窒息的感覺。”
更衣室裏，江黎看到了正在穿防護服準備再次進病房的張海鵬，“我告訴大叔，我拍完了，大叔‘嗯’了一聲，他的臉色依然煞白……”
“不行了，媽媽，沒電了，我要回家充電”
江黎告訴我，她並不堅強，挺戀家的，每次想家了，她都會給媽媽打電話，“不行了，媽媽，沒電了，我要回家充電”，聲音裏帶着撒嬌的語氣，可愛而動聽。
江黎沒有告訴父母自己要進駐醫院，只是説了一句，“我要去醫院採訪了。”父母看電視才得知她到了非典病區。“每天打例行電話時，我能感到媽媽特別不捨得挂線。我出來了才得知，我爸總囑咐我媽，別説那麼長，別表現對我特擔心，讓我安心工作。”
5月1號到5號，江黎的父母每天守在電視前，“不出門，我做的新聞他們一條也沒落下。”
我問過江黎，自始至終從來都沒有害怕過嗎？她的回答很堅定——不害怕，而且她分析得頭頭是道，“首先我心理上不畏懼，開始可能有點無知者無畏，一門心思想進去，進去之後，我旁邊都是醫護人員，他們可以指導我做最好的防護，我是很注重細節的，每天用酒精擦手機，結果把手機擦壞了，話筒線、攝像機、三腳架每個角落都非常仔細地擦。一有時間，就讓它們曬太陽，出病房洗澡的時候，我連小指頭都不放過。”
有人説江黎很幸運，在這個非常時期裏，作為記者，她站到了新聞的最前端；也有人説江黎是為了出名才會如此義無返顧。當我拋出這些疑問時，江黎不無感觸地説了一句話，“我只想做一個好記者，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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