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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心，我們一起來的，一定一起回去”
王芳的住院牽動了許多人的心。
得知王芳住院的消息，製片人張朝夕在第一時間打電話慰問，廣電總局、廣東省委、中央電視臺等領導也先後打電話詢問王芳的病情，囑咐她安心養病。
同事們的關心如潮水般湧來，“王志是我比較敬重的評論部前輩，他給我打過很多電話；中央臺非典防治辦公室的烏大夫，是一個很和善的阿姨，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每天一個電話問我的情況，對我有很多安慰，我很感謝她，等上班以後我想去看她；還有我們部裏的秘書劉小燕老師，人稱劉秘，以及部辦的李岩，她們兩個也是每天給我電話。我們的副主任，慈眉善目的孫克文主任也給我發了好幾條短信。梁建增主任開始幾天每天都有電話或者短信問候，我覺得很不好意思。”
在廣州肩並肩作戰的攝像郭宏偉在王芳住院以後，也成了大忙人。
“我病的時候，他説你放心，我們一起來的，一定一起回去。他一方面擔心自己身體出問題，一方面還要幫北京拍很多東西，范信德和鄧練賢的畫面和採訪都是他自己去拍的。”
當時一人一個病房，病人不能出房門，王芳每天只能見到護士和查房的醫生。郭宏偉工作之餘要擔負起照顧王芳的責任，到醫院給王芳送錢送吃的東西，還買了幾本書，讓她排解寂寞。王芳用四個字形容當時郭宏偉的狀態——心力交瘁。
“如果沒有他的支持，我什麼也幹不成，電視對畫面是很依賴的，光有編導沒有用。”
王芳並沒有太多對感染SARS的擔憂，“我只想做一個有點用處的人，生命像一株野草，希望它能燃出一點光亮。大學畢業時我寫過一篇在復旦bbs上廣為流傳的文章，裏面説，生命應該像火焰，即便痛得錐心刺骨，也要把最美麗的光芒，亮給全世界看。呵呵，那時有點孩子氣。不過我一直都是這樣想的。”
儘管説起來很輕鬆，王芳的住院仍讓她的父母寢食難安。
“我媽哭着説，我和你爸都支持你。我説，媽，我只是發個燒，從小常有的，你胡説什麼呀！我媽説，你要真是非典，媽去陪你，要死咱娘倆死一塊兒，讓你爸跟你哥過……”
母親的一番話讓病中的王芳很感動。因為她在採訪中得知，由於傳染病的局限性，有些非典患者甚至到死都是孤獨的。
“我想了解這個被公眾忽略的重要部分”
在王芳住院的第8天，也就是5月2日，她被轉到普通病房，危機解除，只是普通上呼吸道感染，虛驚一場。
在住院的日子裏有一類群體引起王芳的關注。“我作為疑似病例，接受了流行病學調查，一個小夥子站在我對面問很多問題，填表，他們很辛苦，也危險，早期他們深入廣東各地做了很多調查，填一張很複雜的表。這表是做科研數據分析用的，很多病人不配合，如果他們不負責任的話，後果也會比較嚴重……他們很辛苦，但是我們看不到。”
出院第二天，王芳決定去會一會這一群人，她撥通了廣州市疾病預控中心的電話，找到了預控中心的黨委副書記，“那時候本來説是要採訪他們中心副主任，她説他們特別忙什麼的，要給我們文字資料，還説現在不想宣傳個人……”王芳急了，對着電話和老太太講起理來，“都這個時候了，我們也不願意唱高調，的確是因為，現在社會上比較關心醫院，其實我們了解到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做了非常多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流行病學調查，比如病原查找，比如疫情監控，我説現在媒體報道雖然多，但是非常淺，都是英雄事跡，而我們想了解一下這個被公眾忽略的重要部分……”
可能是因為這番話，黨委副書記——一個王芳眼裏很和善的老太太同意他們前往了，並給他們的採訪工作提供了很多幫助。
在疾病預控中心，王芳接受着一次次的震撼，她看到女科研負責人手裏拿着一個試管，裏面是非典去世病人的肺部標本，“那個時候我受到了震撼，這可是一個人的肺啊，試管上甚至寫着他的名字……”
“那些查找病原的人跟屍體標本等東西打交道，那都是活的病毒，你説危險不危險？沒有人注意，我們就去拍了，也許用不到，但是我們拍了。”
與王芳對話的整個過程中，我看不到她，我們只能用鍵盤進行交流，但此時此刻，我仿佛能感受到屏幕那邊，王芳敲字的堅定。
在疾控中心，王芳和攝像還進入了負壓實驗室採訪，“這個實驗室是負壓的，裏面的任何東西都出不來，如果病毒不慎進入空氣中，只有在裏面做實驗的人會出事……”
除了在疾控中心採訪和拍攝，他們又抓住機會採訪了世界衞生組織到廣東的第二批專家，以及廣東省衞生廳的有關負責人，作為特別節目的資料。後來他們又去了胸科醫院的隔離病區拍攝對非典病人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和採樣，這是有相當危險性的，“我説，宏偉，我們進去拍吧，他説，王芳你不要進去了，你在外面看著，我去拍。他怕我感染，我很感動。攝像話不多，是個很好的人。”
王芳在廣州住了23天，11天的時間在醫院裏，12天在馬不停蹄地忙碌，“當時的感覺特興奮，因為在廣州進隔離病區拍攝不用請示，我們都很熟了，基本上只要我們想拍，敢拍，就能拍到！那種感覺，就像挖礦，這麼多歷史資料，都是我的！沒人管！太棒了！一個做新聞的人，你想啊，該有多興奮！”所以，他們超負荷運轉，從一家醫院到另一家醫院，從一個專訪到另一個專訪，病倒了再站起來，兩個人從沒喊過苦和累，或許現場對每個記者來講都像一聲號響，現場如戰場，號響之後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10號下午最後一個採訪進行了2個多小時，當王芳從椅子上站起來時，感到一陣眩暈，仿佛耗盡了最後一滴心血……
5月11日晚，王芳回到北京，15日上班，進入特別節目組，和許多同事一起，開始製作回顧和反思非典事件的系列片。
生活依然，工作依然，信心依然，人類終會戰勝非典。
最後以王芳的話結束本文，“我們記者，不比大家聰明，不比大家漂亮，不比大家閱歷豐富，惟一有的是一顆還算真誠的心，願意利用我們的職業優勢把我們看到的告訴大家，這就是我的職業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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