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楊虎城活捉了蔣介石，但在如何處置蔣介石上卻舉棋不定。於是，張、楊把尋求對策的目光投向了共産黨。中共于當天就得到消息，群情激昂。人們歡呼雀躍，不斷傳來“審判蔣介石”、“殺掉蔣介石”的呼聲。中共領導人也被這種情緒感染著、激動著。然而，他們很快就冷靜下來，一方面密切注視著事變的發展，一方面做著應變的準備。
事變當天，中共中央書記處連續三次去電共産國際書記處，通報西安情況以及中共意見；復電張學良，表示支持他的抗日義舉，並提醒他看管好蔣介石；急令紅軍南下，與張、楊部靠攏，為張、楊壯膽振威。
緊接著，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緊急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西安事變，地點在陜北保安城（今志丹縣）東南張聞天的窯洞裏。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等人。
毛澤東當時負責對國民黨的外部（即統戰）工作，所以毛澤東首先在會上做了報告。毛澤東根據掌握的材料，分析了西安事變的意義、事變後的形勢以及如何看待蔣介石等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變，指出：“此事變是革命的，抗日的，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背景，從此打破了由蔣介石控制的局面。”事變後形勢發展有兩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過去成為親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實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黃埔、CC各係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轉到西安方面來，在西安形成一個實質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統治的七省就範，因而提出要“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毛澤東在報告中還談到：“蔣最近的立場雖是中間派，然在‘剿共’這一點還是站在日本方面的，這一立場對他的部下是矛盾的，所以他是被這樣的矛盾葬送了。”
隨後，與會者就毛澤東的報告進行討論。大多數人同意毛澤東關於西安事變意義的分析，只有張國燾認為張、楊舉動第一是對蔣，第二才是抗日，從而低估了事變的意義。
周恩來的發言委婉耐人尋味，他提出在政權上不要與南京對立，“將來，（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現，（比建立實質政權）更為有利。”他認為蔣介石扣在張、楊手裏，這事情的處理最終要看張、楊的態度，從而暗示了他反對在西安建立政權中心和“除蔣”、“審蔣”的看法。
張聞天最後發言，只見他戴著高度近視鏡，文質彬彬，一派學者風度，慢條斯理地談起了他的看法。
“政治形勢很緊張，不斷發生全國性的政治問題，在抗日問題上表現最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妥協派（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主流派）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總要發生一種突變。因而，張學良這次行動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在這種形勢下，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而要儘量爭取、分化、孤立妥協派，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絡非蔣係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
中共中央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他同時預測説，西安事變是一次好的時機，“黨要合法地登上政治舞臺。”
張聞天的發言，明確了不在西安建立實質政權方式的主張，反而強調要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自然包括爭取蔣介石。因為南京政府正統和蔣介石是分不開的。在當時群情高昂情況下，張聞天能夠冷靜從事，提醒大家不要急躁，可謂高瞻遠矚。他的觀點很快被形勢的發展所證明。可以説，這次發言只不過是他關於聯蔣建立抗日統一戰線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事變發生之前的三個月。中共中央在9月1日向黨內發出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明確提出在目前形勢下，抗日反蔣口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這標誌著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策略轉變。
9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為聯蔣抗日再邁進一步，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進程。
責編：談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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