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道德觀念的分歧已經成為艾滋病防控工作中最難以解決的問題。沒有一致的見解,國際社會難以制定統一的行動方案
8月18日,第16屆國際艾滋病大會在加拿大城市多倫多閉幕。在長達6天的會議中,來自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6萬名與會者在一起探討、交流、爭論、甚至發生衝突,共商世界抗艾大計。
醫學界首次記錄艾滋病病歷是在1981年,25年來,這種目前還不可治愈的疾病已經奪走2500萬條生命,攜帶病毒生活的感染者目前接近4000萬。去年,全世界的新感染者和死亡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此次大會的主題是“行動之時”,這是主辦單位國際艾滋病協會(IAS)和5家協辦機構經過數月思考、論證後確定的,意在強調為艾滋病毒攜帶者和易感人群提供治療和預防措施的緊迫性。即將接任IAS主席職務的卡恩博士如此闡述大會主題:“艾滋病可以預防,可是每天新增1萬多感染者;艾滋病可以治療,但是每年200萬人為之喪命。別説了,行動吧!”
備受爭議的ABC模式
本次大會召開期間,加拿大總理作為東道主國家的領導人,卻以去北部考察為由沒有前來與會。加拿大媒體分析,哈珀是一名保守派人物,因此藉故推脫。加拿大衛生部長克萊門特的解釋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他説,“激進分子”主導此次會議,使“理性的討論不可能進行”。
圍繞艾滋病的防控策略,世界似乎分為“激進”和“保守”兩個對立的陣營。
美國保守的共和黨政府在全球艾滋病防控上投入最大,但招致的爭議和責難也最多。本次會議的明星嘉賓是兩個“比爾”,即美國前總統比爾 克林頓和世界首富、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 蓋茨。蓋茨在會前為艾滋病防治捐款5億美元,因此受到熱烈歡迎。但是當他在開幕式講話中提到美國政府在海外推廣的艾滋病預防ABC模式時,台下幾千聽眾噓聲一片。
ABC代表Abstain(禁欲)、Be Faithful(忠誠)和 Condom(使用安全套)。2003年,布什政府開始執行“總統艾滋病緊急援助計劃”(簡稱PEPFAR),該計劃承諾5年內向海外欠發達國家投資150億美元,用於艾滋病防治。根據美國政府的要求,這項資金的20%要用於預防,而且其中的三分之一必須用於婚前禁欲的教育項目。雖然正確使用安全套是防止病毒傳播最有效的辦法,但是PEPFAR計劃的安全套推廣範圍只限于高危人群,即妓女、卡車司機、士兵和一方是感染者的夫妻。
ABC模式中以禁欲為主的原則,以及對安全套的不重視,源於布什保守的宗教理念。這種模式自問世之日起便備受爭議,其有效性受到廣泛質疑。
以非洲的斯威士蘭王國為例,國王馬斯瓦蒂三世在2001年曾頒布法令,要求所有未婚女子禁欲5年,並在頭髮上扎流蘇束以免男人騷擾。如有違反,當受處罰。國王雖然禁止婚前性行為,但是允許多妻制。2003年他娶了一個17歲的姑娘,罰了自己一頭母牛。現在,他至少有13個老婆。由於性別不平等,非洲女性並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即使她們禁欲、忠誠,卻不能保證她們的性伴侶也是如此。現在,斯威士蘭成年人的艾滋病流行率為40%,位居世界首位。
目前,PEPFAR資金的絕大部分流向了艾滋病重災區非洲。大會期間,聯合國非洲艾滋病問題特使劉易斯批評美國教非洲人如何防控艾滋病的做法是“新殖民主義”。克林頓雖然表揚了PEPFAR利大於弊,但是他同意大多數專家的看法:禁欲項目不切實際。
宗教因素的挑戰
今年艾滋病大會的一個特點是宗教組織的主動參與。大會開始前,數百名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印度教和猶太教代表開了3天的預備會,尋求如何更有意義地參與大會。大會期間,宗教代表以“行動的挑戰”為題進行討論,商討宗教組織在艾滋病危機中的作用。世界路德教會聯盟的主教馬克 漢森呼籲各宗教放棄分歧,團結一致,與承受苦難者站在一起。漢森反對將道德觀念淩駕於性教育和預防措施之上,稱這種做法導致了“安全套的妖魔化”。
現實中,並非所有的宗教組織都是如此開明。擁有11億信眾的天主教一貫拒絕安全套並質疑其有效性,因為教會認為,節育措施切斷了性和生殖的天然聯絡。
2003年,梵蒂岡天主教教廷下設的家庭委員會主席、樞機主教儲吉羅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視節目上聲稱,艾滋病毒比精子小450倍,安全套並非不可滲透,因此無法阻止病毒傳播。他認為,健康部門和其他推廣使用安全套的團體有義務提醒公眾這一點,就像在煙盒上註明“吸煙有害健康”一樣。此話一齣,立即遭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反駁與譴責。
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內澤基大主教甚至宣稱,安全套是艾滋病迅速蔓延的原因,因為它“助長了亂交之風”。
天主教教廷的立場一直是抗艾人士猛烈抨擊的對象。最近,從梵蒂岡傳出消息説,教廷可能允許一方是感染者的夫妻使用安全套,但是這仍然停留在草擬階段,要經過評審後才能遞交教皇裁決。
宗教組織與布什政府推崇相似的預防策略,即強調家庭觀念,將性行為規範于婚姻之內。在布什的PEPFAR計劃中,有20%資金流向了宗教組織。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最近刊登評論,肯定了宗教組織在緩解艾滋病危機中擁有獨特的精神和世俗資源優勢,同時提醒各種宗教組織在接受防艾資助時應該特別注意,其使命是治病救人,而不是傳教。
這一提醒並非空穴來風。美國資深記者、作家艾波斯坦曾前往烏干達實地調查,她發現基督教團體的禁欲防艾教育項目中容納了很多禱告和討論基督教的內容。人權觀察組織也指出,有時實在無法分清這些組織的目的:是預防艾滋病,還是拯救靈魂?
行動之時
由於性行為和注射吸毒是艾滋病最主要的傳播方式,艾滋病防控工作早已超出了醫學領域。從1985年在美國亞特蘭大召開的首次國際艾滋病大會開始,最初的幾次會議僅限于探討生物醫學問題,是專業者交流科研結果與臨床發現的集會。到了今天,大會內容已經涵蓋社會的方方面面——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道德、安全,而學術交流已退居二線。
當前,國際社會對艾滋病的年投入是80億,與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測算的150億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但是,資金缺口並非最大的障礙,各方人士在預防和治療策略上的分歧才是最大的問題。
在此次大會中,與會代表來自醫學領域、民間團體和政界,而唱主角的是後兩類人士,因為他們不論是團體內部,還是團體之間都發生了意見分歧。這也許正是艾滋病疫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的原因——由於宗教、社會和政治等方面因素使艾滋病的防控複雜化,有限的資源沒有在統一的行動方案支配下得到合理使用。
艾滋病歸根結底是人類行為引起的疾病,100%可以預防,但是僅僅憑藉科研成果和醫學方法改變性和吸毒行為是不現實的。科學上站得住腳、實踐中行之有效的預防措施並不見得順利地貫徹落實,問題的關鍵在於人的觀念上——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就沒有在生活方式和倫理道德上統一過思想。
這次艾滋病大會上公佈的包皮環切術和女性使用的殺微生物劑讓世人為之一振,但是興奮之餘,人們發現這兩個科研項目離實踐階段還有一定距離。而即使研究成功,也只是多了個把預防措施而已。和安全套一樣,它們並不能改變性行為非理性的一面,人們仍然會陷入防治策略的爭論而莫衷一是。沒有一致的見解,國際社會難以制定統一的行動方案,更難以落實此次大會“行動之時”的宗旨。
(稿件來源: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
責編:吳曉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