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這是戲劇家湯顯祖所作。明朝的時候，湯顯祖已經感受到了徽州商人一身的“金銀”氣了，只是，湯顯祖帶著什麼樣的“夢幻”去徽州的，現在已經很難考證，今天我們所知道的，湯顯祖到徽州是去看他的朋友的。湯顯祖的朋友是汪廷訥。
汪廷訥是徽州休寧人，作為一個商人，史料上的記載並不豐富；作為一名劇作家，汪廷訥在戲劇方面的影響也較他的朋友湯顯祖相去甚遠。但是，在徽州説到“坐隱園”，或者，在中國版畫界提及“環翠堂園景圖”，那卻是一個能夠讓人津津樂道的話題。
“坐隱園”是汪廷訥經商成功後在家鄉建造的一個龐大的園林，又叫做“環翠堂園景園”。這一幅版畫，就是根據汪廷訥的園子而繪刻的。高24厘米，長1488厘米，這是中國版畫之最，是集徽派版畫、當時徽州的民俗與徽派園林與一身的傑出作品。“黃山白岳”、“松蘿田園”、“湖心亭”、“園林”，群山環抱，“坐隱園”如同鑲嵌在青山秀水之中。
就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園子裏，汪廷訥創作了許多作品，戲曲、傳奇，還有圍棋棋譜。他還親自請來了歙縣虬村著名的刻工高手，將自己的作品刻印出版。裏面附錄了大量的插圖，那些木刻版畫均為當時名家繪製，後人評價“異常精美”。
〖採訪內容〗黃山市地誌辦 翟屯建
明代的後期，實際上是我們中國的思想最開放的時期，特別是萬曆時期，高度的經濟發達以後，産生了一些市民的階層，他們喜歡看通俗小説，喜歡看一些戲曲的東西，而徽州商人就迎合小市民的情調，因此看我們的徽州刻書，加明代後期的書基本上都是小説，戲曲之類的書籍，而且市民階層的人，光看文字不行，他必須要有圖，因此在繪圖上頭，也是徽州商人首先想到的，擴大自己的市場，爭取市場的份額，因此他就在繪，繪圖上面，插圖上面他是動腦筋的，這個就是跟當時的為什麼，當時蘇州的刻書，廣州的刻書，福建的刻書，北京的刻書逐步逐步地搞不過徽州刻書，也就是因為他出圖書的方式方法上，很多的圖上面，他勝過了其他的商人。
鄭振鐸對這一時期的徽州刻書和版畫給予了很高評價，他寫道：
“他們雅正端莊，他們溫柔敦厚，他們富麗精工。他們雅正，恰到不呆板的程度；他們溫柔，恰到不沒骨氣的程度；他們富麗，恰到不金壁輝煌、令人目眩的程度；他們精工，恰到不過於瑣碎……他們是恰到好處的‘健美’的作品。你，雖一時説不出他們的美究竟在什麼地方，但你一眼望過去，便知那是完美之作，那是上等的藝術，那是可愉悅的。那便是所謂‘古典的美’的作品。”
黟縣南屏之所以聲名響亮，是因為村中遺存了多幢祠堂。當年，村中程、葉、李三大家族，都是大族，他們所修建的祠堂規模都很大，並且保留至今。這三大家族，出了不少商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李氏家族的李忠煝了，據説李忠煝是黟縣最成功的商人。我們今天看到李忠煝的名字，不是在縣誌或者府志裏面的貨殖篇裏，而是在羅願的《新安志》著作中，這部著作由李忠煝捐資刻印；黟縣另外一名大學者俞正燮，他寫的兩套書是很有名的，一個叫《居士內稿》，一個叫《葵巳存稿》，其中，《葵巳存稿》也是由李忠煝捐資刻印。
胡適先生説過：“在經濟的因素之外，我鄉人這種離家外出，曆盡艱苦，冒險經商的傳統，也有其文化上的意義。由於長住大城市，我們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到一個時代的風氣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於能在大城市內受教育，而城市裏的學校總比山地裏的學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説，他們的眼界就廣闊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後，有些徽州學者——如十二世紀的朱熹和他以後的、尤其是十八世紀的學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淩廷堪，等等——他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界佔據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胡適將徽人外出經商對文化教育的好處説得再明白不過了。
宋元以來，徽州是一個教育比較發達的地區。明代中葉以後，因為徽商財力的大量投入，徽州教育更加興盛起來。“十戶之村，不廢誦讀”，“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徽屬6邑有很多書院，講學蔚然成風。
重視教育，必出人才。據統計，徽州中舉人者在明為298名，清有698名；中進士者明392名，清有226名。儘管這是一個很不準確的統計數字，但它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鬱起。蟾宮折桂，遊歷魁臺，在深山僻壤也不乏人。於是徽州便流傳有不少科舉佳話。
〖採訪內容〗黟縣中學高級教師 舒松鈺
徽州商人他有個特點，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們自己有的過去讀過書，有的就讀書不多，後來看看都感覺到讀書重要了，特別是當時封建社會，他們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兒子能夠讀書，通過科舉道路，能夠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讀書到外面去，讀書，通過科舉考試，先是考秀才，再考舉人，再到北京考進士這樣子上去的，所以他們對教育很重視。所以過去有這個話，國有學，州有序，鄉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級一級的學校，鄉村裏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辦的，都是民辦的，都是商人捐資辦出來的。
“抱一書屋”是徽商李忠煝捐資興辦的，這一處建築與南屏村中其他的建築風格有些區別，似乎有了一些蘇州園林的小巧。當年家族裏的孩子在這裡發奮苦讀，望著花窗外的高墻，心中澎湃的一定是到京城科舉入仕、到蘇州經商創業出人頭地的豪情壯志。
紫陽山中，披雲古道，我們看見了山腰裏的新安畫派大家漸江的墓。漸江是徽州人，對徽州的山水感情尤深。他晚年曾寄身於歙縣城西披雲峰下的太平興國寺，從那以後的8年時間裏，每年必遊黃山。在他的墳塋不遠處，是繼他之後300年，“生漸師之鄉、傳漸師之藝”的新安畫派又一著名畫家汪採白墓。歷經動亂，這裡已是碑石俱毀，沒什麼痕跡了。汪採白之後，新安畫派的又一大家是黃賓虹。黃賓虹的家鄉，在歙縣深處的潭渡村，那兒綠樹蔥籠，水天一色，黃賓虹紀念館，掩映在林木深處。
“以儒立身，學道參禪；讀書萬卷，瓦硯三穿；雲煙為友，萬壑在胸；愛寫黃山，西愛白岳；渴筆亮墨，荒寒自然。”這是新安畫派的風格。新安畫派，源遠流長，這當然與新安大好山水的陶冶不無聯絡，而新安又是文房四寶的故鄉，自然也為新安畫派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但它興起的真正內因卻仍然是徽商經濟力量的發展。
〖採訪內容〗黃山書畫院院長 俞宏理
……當時在西溪南，有很多都是收藏的大家，這是徽商一個非常好的傳統，徽商在外面賺了錢以後，他就是不惜鉅資購買字畫帶回故里，這批字畫現在我們看到很多，根據收藏目錄來看，在中國美術史上，甚至在世界美術史上都知道有重要影響的，一批晉唐宋元的一批代表作品，就是國寶級的作品都經過徽商之手，所以那時候在西溪南就是有東晉的王羲之的作品，也有元四家的，黃公望的，倪雲林的作品。剛才提到吳不言家，吳不言家收藏了很多倪瓚的作品，倪瓚的很多精品，就是代表作品幾乎都被徽商購買收藏了，所以在吳不言家，畫史介紹非常生動。談到漸江，一開始他可能跟吳不言還不是很熟悉，記載他是，到了吳家見到了倪瓚的畫非常激動，不走了，佯裝生病，就在吳家住了三個月，天天關起門來看倪瓚的畫，那個對他畫風的轉變起著非常大的影響，所以記載他，就講他在這之後，就覺得心有所悟，下筆就覺得非常飄逸了，然後把他原來的畫作悉數銷毀，所以在他前期的作品，看的很少，他傳世的作品，很多就是受了倪瓚影響的一批影響他畫風的一些作品，他直接的畫風的轉變就是因為在吳不言家看了很多元代倪瓚作品，所以徽商的收藏跟新安畫派的關係，通過這個例子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據統計，明清以來，徽州有畫家767人，一個地區在300多年裏能涌現出如此眾多的知名畫家，這是其他地方不能匹敵的。徽州籍繪畫大師黃賓虹生前曾經常感嘆：“家鄉宣歙文化，不亞江浙二省，且或過之，所惜未能團結精神，光大前哲學術。”黃賓虹這裡説的“宣歙文化”，顯然是包括書畫藝術在內的。不僅如此，黃賓虹還説過他的家鄉“潭渡自明以來，書畫名家均在江浙以上，惜後世提倡之者無人，可嘆可嘆。”
1891年年初，黃賓虹帶著行李，辭別家鄉，來到了古城揚州。
黃賓虹拿著父親黃定華寫的信，找到了寓居揚州的鹽商何芷舠。何芷舠熱情接待，還把他介紹給曾任兩淮鹽運使的收藏家程尚齋。何、程兩家收藏極為豐富，不僅有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和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等元、明大家的書畫，還有明末清初，如石濤、弘仁以及鄧石如、包世臣等人的作品，這讓黃賓虹欣喜若狂。
〖採訪內容〗南京大學教授 卞孝萱
……黃賓虹在揚州呆了十年，黃賓虹有一個全集，全集當中有一個書信集，書信集的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都是寫給我的，你看我跟他的關係多深。我跟他相差59歲，他比我大59歲，但是關係很好，他上面就講到，歙縣是他的故鄉，儀徵也是他的故鄉，所謂儀徵就是揚州……鄙人（黃賓虹）年二十余，二十余歲的時候，僑居邗上近十載，在揚州住了十年。他住的地方叫“李官人巷”，還有這個地方，揚州“李官人巷”，李，十八子的李，“李官人巷”。當時他做的事情，鹽商不是有公所嘛，就是鹽商辦事的地方，在裏面做文書，另外在鹽商家裏做西席，當時就是做秘書。在揚州呆了十年，他的畫很多都是在揚州學的，他最推崇揚州一個畫家，叫陳若木，所以他跟揚州的關係很深，他跟我關係好也就通過這個。這個是到揚州後期了，鹽業已經到後期了，已經到了光緒年間，還培養出一個大畫家黃賓虹。
與同一時期雄踞于中國商業舞臺的晉商相比，徽商對歷史的獨特貢獻，在於它以自己巨大的商業利潤，孕育滋養出了燦爛的徽州文化，所以梁啟超才在他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把以徽商為主體的兩淮鹽商對乾嘉時期學術的貢獻，與南歐巨室豪賈對歐洲文藝復興的貢獻相提並論。這其中也包括新安醫學的繁榮。新安醫學是典型的徽商財富浸潤下形成的一种醫學流派，其興衰與徽商在醫療保健方面的需求有關。
順治二年，清軍南下，明將史可法堅守揚州，城破，清兵大肆屠殺十天，史稱“揚州十日”。這之後，第一位返回揚州的醫家即徽人程郊倩。顯然程氏此時返回揚州絕不是為醫學交流，而是隨徽州鹽商而去的。揚州亂後，由於鹽務的需要，躲避在外的徽州鹽商已紛紛返回揚州。而因商人健康的需要，新安醫家便緊步後塵。
像程郊倩一樣，明清兩代新安名醫流寓外地的人數極多，流寓區域也極廣泛。著名的有祖籍徽州的葉天士，民間居然傳為“天醫星”下凡。葉氏一門數代在蘇州行醫，主要服務於徽商。他在蘇州閶門外上津橋的寓所，門臨運河，據説每天泊舟無數，都是江南各地慕名而來的富商大賈。
徽州鹽商“黃氏四元寶”在瘦西湖一帶建了大量的庭院，就在這樣的豪宅裏，黃履暹延請名醫葉天士與其他名醫一起考訂藥性，又出鉅資為葉天士刻印醫書。
正是徽商的大量投入，才得以形成明清兩代新安醫藉之興。
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為慶祝乾隆八十壽辰進京，此後，從乾隆末年至道光年間，四大徽班成為京城劇壇的盟主。
據《夢華瑣薄》記載，道光間，“戲莊演戲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廣樂園亦以徽班為主”。這時的徽腔，除主要採用二黃、西皮兩大唱腔外，還吸取了其他劇種的優點，如西秦腔、梆子、吹腔等等，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偉大的京劇藝術。
〖採訪內容〗蘇州大學教授 朱棟霖
徽商雖然是徽州文化的一種獨特現象，但是它對崑曲的發展也起了一個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因為清朝乾隆年間，乾隆八十大壽，四大徽班進京成為中國戲曲史上一個重要事件，也是成為當時北京劇壇的一道亮麗的風景。所謂徽班不是説演徽劇的班，而是説由徽商組織的。它當然是以唱二黃調為主，二黃調就是京劇的前身，京劇叫西皮二黃嘛，那麼這個徽班當時乾隆八十大慶的時候，去了好多個，十幾個徽班，其中最有名的四大徽班後來稱為四大徽班，我們今天所説的老闆那就是徽商。
大鹽商江春憑藉自己巨大的財富蓄養了兩個家班：德音班和春臺班。清人黃鈞宰在《金壺浪墨》中説：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家宴，而歲需三萬金。德音班唱的是昆腔戲，春臺班唱的是花部戲，也就是亂彈戲。當時蘇州的楊八官、安慶的郝天秀、四川的魏三兒名聲最響，傳説郝天秀的表演柔媚動人，直令觀眾銷魂，人稱“坑死人”。為了自立門戶，擴大影響，江春花費重金徵聘這些名角，“演出一戲，贈以千金”，就像《紅樓夢》裏説的，銀子花得像流水似的。
一齣《牡丹亭》，耗銀16萬；一齣《長生殿》，費銀40萬。
徽州鹽商利用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倡導著揚州的戲劇潮流，使得明清時期的揚州成為中國的戲曲中心。
春臺班與三慶班、四喜班、和春班等四大徽班一起赴京演出，譜寫了中國戲曲史上最華彩的一章。
徽班進京，標誌著京劇的誕生，確立了京劇在中國戲曲歷史舞臺上的主角地位，這是徽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貢獻。
祁門余慶堂，株林村的一個戲臺，一個雕刻精美絕倫的老戲臺。
站在上面，恍惚還能感受到當年人聲喧嘩、鑼鼓喧天的場景。
透過戲臺的光影，細細品味著徽商的百態人生，彷彿看到了他們在商路上的創造、抗爭與沉淪……
徽商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舞臺上的徽州，還有心中諸多的疑問。
那些曾經活躍于這座戲臺之上的，或扮演帝王將相，或扮演才子佳人，有著七情六欲喜怒哀樂的戲劇扮演者；那些曾經聞名全國的徽州刻工，包括建造這座精美古戲臺的工匠；那些曾經縱橫四海，足跡遍天下的徽州商人……
這一切都被歷史的塵埃淹沒了。
歷史甚至淹沒了他們的名字。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