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句話，叫“無徽不成鎮”。那就是説，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舖；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小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
胡適先生説這番話是有根據的，他的祖上在上海川沙經營“萬和”茶莊，當時就有了“先有胡萬和，再有川沙縣”這麼一説，這與“無徽不成鎮”異曲同工。
“無徽不成鎮”這句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流傳的，沒有明確的考證，只是在民國《歙縣誌》裏説：“沿江區域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
既然是“向有”，流傳時間應該很長了。
南京高淳縣城裏有一條老街，號稱“金陵第一街”。老街歷史悠久，而它的繁榮則得益於徽州商人的崛起。高淳距離徽州不遠，最初的時候，徽州商人順流而下，他們帶著黃山山貨，將商船、竹筏、木排等停靠在官溪河岸交易。時間久了，河岸建成了街市。一條狹長的街道，大大小小開了170余家舖子。如今，置身於老街，那經年已久的店舖，斑駁滄桑的石板路，徽派風格的馬頭墻，光彩猶存的木雕，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了徽州商人們一路風塵的歲月。
〖採訪內容〗攝影家 李玉祥
甘家大屋在南京城南白下區南捕廳，我們小時候經常在那兒去玩，當時是非常破敗，但是它即使破敗的話，在當時那一片當中，房子也是非常的氣派，因為它高大的徽派風格的馬頭墻，跟周邊其他低矮的房子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所以當時也可以看出這家主人過去曾經是非同一般的。
甘家大院位於南京城南。北京故宮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南京甘家大院有九十九間半，可以算作民間故宮了。甘家大屋的成名，一來因為房屋的奢華，二來這裡是京昆票友雅集的地方，當年京劇大師梅蘭芳就在這裡收了甘家票友為弟子，著名黃梅戲演員嚴風英也是從這大屋子走向大舞臺的。
當我們走進甘家大屋的時候，崑曲票友們正絲絲入扣地演唱，傳統剎那間在這裡得到了接續。
〖採訪內容〗安徽大學教授 朱萬曙
南京的戲曲活動跟徽商是大有關係的，明代末年著名的文人侯方域，他寫了一篇《馬伶傳》，它記述的是一個演員的故事，它的側重點。但是它所記載的又跟徽商很有關係。它這裡面寫道：南京有兩個戲班子，一個叫興華部，一個叫華林部。這兩個戲班子在徽商的組織下，兩個戲班子唱對臺戲，看哪一個戲班子唱得更好。他們演出的劇目是明代一個很著名的傳奇，叫《鳴鳳記》。馬伶這個演員，他扮演嚴嵩，明朝的奸臣，他扮演這個嚴嵩，沒有競爭過對方戲班子的扮演者。因此呢，他刻苦學習，三年以後再來演出，他獲得了觀眾的喝彩。《馬伶傳》記載的這一件事情，研究戲曲史的人是可以看到當時南京戲班子活躍的程度，南京戲曲文化繁盛的程度，但是我們從徽商的角度來看，徽商對於戲曲文化的發展，對於推動南京戲曲文化的繁榮，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馬伶是興化班的演員。對臺戲固然是由徽商策劃的，而馬伶要找回面子重唱對臺戲，也須求得徽州商人的支持。可見，在那個年代，徽商領導著文化消費的新潮流。
明代文壇大家王世貞也有一段描述徽商引領消費新潮流的文字：
“畫當重宋，而三十年來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鎮以逮明沈周，價驟增十倍；窯器當重哥汝，而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大抵吳人濫觴，而徽人導之，俱可怪也。”
蘇州能夠引領全國的消費潮流，從某種意義上説，同樣也是因為有徽商的推波助瀾。
〖採訪內容〗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唐力行
我們講無徽不成鎮，江南無徽不成鎮，但是這個無徽不成鎮的中心在什麼地方，是蘇州，這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宋代以後，中國的經濟中心，從北方南移到了江南，而南移到江南，主要就是南移到蘇州和杭州這兩個地方，蘇州到了明清時期，已經超過杭州了，因為南宋的時候，杭州是都城，所以它發展比較迅速，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它不是都城了，實際上，真正的中心是在蘇州，徽商當然，他要經商，他當然要到商業貿易最發達的地方去,他會大量地涌到蘇州去。
蘇州是明清時期東南地區商品集散中心。當時，蘇州閶門、胥門兩處，萬商雲集，閶門更有“天下第一碼頭”的美譽。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也把閶門、山塘一帶稱為“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大量的商人，紛紛攜帶鉅資，聚集到了蘇州。這其中，徽商最為活躍。清乾隆十三年的時候，蘇州閶門外越運河的渡僧橋，因遭火災而傾壞，致使交通受阻，當年就有八家布商捐資修復，而這八家之中就有六家是徽人。
〖採訪內容〗上海師範大學教授 唐力行
在太平天國戰爭之前，從今天的閶門往西過去，一直到今天的寒山寺，那個時候是商業的中心，將近20里的大街，兩邊都是商鋪林立的，整個蘇州的格局，它東邊是手工業區，城西是商業區，那麼在這個商業區裏面，可以説主要的還是徽州商人。
現在我們比較有名的，你比如説過去我們講到蘇州的商人的話，蘇州的布號，汪益美的棉布是傾銷中國的北方，而且它幾百年裏面，常盛不衰，是江南或者是蘇州地區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布號，那麼這就是徽州人所經營的。
當年蘇州有個説法：“蘇州兩個潘，佔城一大半。”
蘇州兩個潘，即“貴潘”潘世恩與“富潘”潘歲可。
潘歲可，人稱南石子潘，設有潘萬成等九家醬園；潘世恩，人稱廟巷潘，設有潘所宜、瑞泰信等十二家醬園，資本雄厚，是蘇州著名的富商縉紳。潘所宜生産的豆腐幹成為蘇州珍品，是蘇州家喻戶曉的特産。
潘家的醬園現在已經沒有了，留給我們的只是這些老房子，老房子裏的紗帽廳，紗帽廳裏的塵埃。
留下的還有，在故土徽州大阜，潘氏後裔所津津樂道的“周漆吳茶潘醬園”。
周家賣漆，吳家販茶，潘家在蘇州開了醬園。大阜的村民驕傲的是，江南各地的潘氏後裔，推其淵源，都可上溯到大阜或徽州其他支系的潘氏那裏去。蘇州的“貴潘”和“富潘”，他們都是大阜潘氏的後裔。這樣的人物，這樣的家世，在大阜，當然是值得誇耀的。
大阜潘家是徽州的名門望族，“村居能聚族，守墓古風敦”，徽州人的宗族觀念很重，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往往是父帶子，叔帶侄，舅舅帶外甥。這種以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族團體，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參與市場競爭，建立起對城鎮市集的壟斷性經營。沿江一帶“無徽不成鎮”的局面就是在徽州宗族勢力的全力支持下形成的。今天，在許多城市還遺存有“安徽會館”，也許這是徽人建立在異域他鄉的祠堂，徽州商人利用會館來處理徽商內部之間的事務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會館代表的是徽商的利益，代表徽商直接與官府交涉相關商業事務，併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
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佈全國，最早的徽商會館為北京歙縣會館，建於1560年，由旅京徽商楊忠、鮑恩首倡。
現代學者曹聚仁在《萬里行記》中説：“揚州成為世界城市，有一千五百年光輝的歷史，比之巴黎、倫敦更早。它是我們藝術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臘、羅馬而無愧色。”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説的是人間仙境。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説的是人生至樂。
那麼，支撐揚州繁華的基礎是什麼？
清人黃鈞宰認為：“揚州繁華以鹽盛。”
早在西漢初年，揚州就開始經銷食鹽。吳王劉濞曾經“煮海為鹽”。當時為了便利運鹽，從揚州的茱萸灣，東通海陵倉和如皋蟠溪，開了一條運河，也稱邗溝，後來又稱運鹽河，是古運河上一條最大的支流。唐代，揚州也是淮鹽的集散地。明清兩代，尤其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是揚州鹽業的鼎盛時期。作為兩淮鹽業的營運中心，揚州城裏鹽商雲集，水上鹽船如梭。這些聚集于揚州的商人，每年將兩淮所産的大宗食鹽，轉運6省行鹽地域。這種轉運販賣，是官商結合的壟斷貿易，無人與之競爭。因之，以揚州為中心，在“開江”之後，鹽船揚帆而去，白銀源源而來。這些鉅額資金集中在揚州及其附近地區，這是揚州繁華興盛的基本條件。
〖採訪內容〗南京大學教授 卞孝萱
揚州是東南的經濟文化中心，當時還沒上海，乾隆的時候上海還沒起來，上海是在近代史上才起來的，所以清朝乾隆時候的揚州就是後來的上海，揚州就是東南地區，不光是東南地區經濟文化的中心，當時一句話叫做“鹽利甲天下”，兩淮的鹽利，淮南的鹽利甲天下，清朝的財政收入，很多都是仰仗于鹽利。
河下老街位於揚州城南，緊鄰大運河，明清時期是徽州商人集中居住、交易的一個地區。鹽商汪氏住宅，住的是歙縣商人汪魯門。汪魯門的産業比不上江春那些人，他們是商總，是“鹽筴祭酒”，然而汪魯門的宅子是老街上保留最完整的。
“巴總門”，讓我們想起了位於歙縣漁梁街道上的“巴慰祖故居”，揚州“巴總門”經營的也是鹽業，他的弟弟巴慰祖卻是新安篆刻的一個大師。不遠處的“引市街”，街名就直觀地告訴人們，兩淮鹽引的交易就在這裡。巷子雖小，做的卻是統領全國鹽業市場的大生意。
從明代中期到清代乾、嘉，兩淮鹽商以徽商為主體。正因為如此，陳去病在《五石脂》一文中才這樣説：“徽人在揚州最早，考其年代，當在明中葉，故揚州之盛，實徽商開之，揚蓋徽商殖民地也。”
揚州好，第一是虹橋。
楊柳綠齊三尺雨，櫻桃紅破一聲宵。
處處是蘭橈！
“虹橋”的修造者是黃履昂，《揚州畫舫錄》記載：“黃氏本徽州歙縣潭渡人，寓居揚州，兄弟四人，以鹽筴起家，俗有‘四元寶’之稱。”
這“四元寶”便是黃履晟、黃履暹、黃履靈、黃履昂四兄弟。
黃氏四元寶在揚州業鹽經商的時候，正趕上乾隆南巡。作為與官府聯絡最為密切的壟斷行業，鹽商在皇帝南巡的時候總是不遺餘力，競相造園，以此來爭取得到皇帝的青睞。黃氏四元寶之一，黃履暹的“四橋煙雨”，乾隆皇帝遊覽後賜名為“趣園”。而黃履晟家有“易園”， 黃履昂家有“別園”。
道光18年，金安清親眼目睹了揚州園林的興盛，他在《水窗春囈》中記錄道：“揚州園林之盛，甲于天下。由於乾隆六次南巡，各鹽商窮極物力以供宸賞，計自北門直抵平山，兩岸數十里樓臺相接，無一處是重復。”
由於徽商的奢侈消費，競相爭造私家園林，一方面抽走了大量可用於生産和交換的商業資本，也使部分徽商處於囊中羞澀的窘境；另一方面，卻又催生了整個揚州的繁榮，使得揚州在城市建設、園林構造等方面絲毫不讓蘇杭兩大都市。
與此同時，“賈而好儒”的徽商對文化藝術的持續投入使得揚州文學、藝術結出了纍纍碩果，揚州八怪、揚州學派，揚州書院、揚州畫舫也因此空前興盛。
〖採訪內容〗南京大學教授 卞孝萱
《三言二拍》裏面沒有描寫徽商文化上有什麼貢獻，就描寫他們善於經商，勤勞，仗義疏財，知恩報恩，另外市民的那種情調，比如説男女關係，基本上是能幹的商人，有影響的商人。到了《揚州畫舫錄》中，那就不同了，它是清朝的情況了，反映了徽商本身有很大的素質的提高，他的話叫賈而好儒，亦賈亦儒，而且是官商合一，這是有事實的，不是隨便的，可以這麼概括起來講，第一代到揚州經商是個商人，第二代逐步就是讀書了，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中科舉了，就做官了，一中科舉就進入到官場了，因為他們徽商在揚州就是安家落戶了，所以（徽商對）揚州不光是文化上有影響，社會風俗上也有影響。
揚州東關街，有些舊氣。在這新近恢復的老街上，已經尋覓不到當年海內有名的馬氏“街南書屋”的蹤影了。只有在個園的東南角，一個人跡稀少的小院，一棟貌不驚人的小樓，古樸而冷清。
“叢書樓”的主人是清代徽州祁門鹽商馬氏兄弟，即馬曰琯、馬曰璐，時稱“揚州二馬”。在中國古代私人藏書史上，“叢書樓”曾經有過不凡的經歷。
馬氏兄弟經營鹽業的歷史，後人了解甚少，二馬的聞名是由於其文化上的造詣。馬氏叢書樓，曾以藏書十萬卷聞名。全祖望在《叢書樓記》裏説，“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兄弟所有，幾過之”。由此可見當時文人對叢書樓是非常推崇的。
《四庫全書》編纂時，朝廷徵求海內秘本，馬曰璐之子馬裕進獻藏書776種。在當時，全國私人進呈書籍最多的共四家，其中馬氏為最多。為了褒獎馬氏，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下旨賞賜馬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
小玲瓏山館除了藏書，又以刻書出名，世稱“馬板”。當時，二馬主持揚州詩壇數十年之久，他們與杭世駿、厲鶚等一批文人墨客結成“邗江吟社”，相互酬唱，小玲瓏山館成為揚州詩文最興盛的場所之一。吟詩作畫，三日之內刻板付印，併發行于揚州全城，可見馬氏兄弟對於文化的投入非同一般。
“個園”是在“小玲瓏山館”的基礎上改建的。從“小玲瓏山館”到“個園”，從馬氏後人易手給汪氏、蔣氏，最後轉讓給黃氏，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徽州鹽商的沒落，甚至揚州城、清王朝的衰落。
“亭榭依然，惜非舊主人矣”。
兩百年後的今天，當徽商的足音遠去，我們只能在個園裏尋覓小玲瓏山館的那些遺跡，藉以神遊一個城市曾經擁有的浮華。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