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年間，日本侵略朝鮮，朝廷準備出兵援助。
為了此戰，有商人自願為朝廷捐輸白銀30萬兩，這讓萬曆皇帝非常高興。
此人名叫吳養春，是徽州商人，擁有2400畝黃山林場。
吳養春一門世居歙縣豐南村，也就是今天徽州區的西溪南。這是一個著名的徽商故里，明清兩代涌現了大批的徽商。吳養春一家，既是聞名鄉閭的書香門第，刻書、藏書不計其數，又是萬曆、泰昌、天啟年間稱雄兩淮的大賈，“鹽、典、錢莊、珠寶、絲綢、木材”無所不備，家資累萬。然而，令吳氏一門沒有想到的是，富裕帶給他們的，最終竟是一起“黃山大獄”冤案。
〖採訪內容〗西溪南吳氏思睦祠三十九世 吳惜奇
當時我聽我先父講，説吳家買進黃山八百里，其實是2400畝土地，整個黃山是他買了下來。他就是為了2000畝土地出了問題，因為他的兄弟有好幾個，他的弟弟吳養澤，三點水的澤，吳養澤。吳養澤家就雇了一個傭人，那個傭人還是吳養澤把他從小帶大的，應該説恩情很深了，是不是？可以説是再生父母，可是後頭這個吳養澤因為年輕時候就死掉了，英年早逝。死掉過後，這個僕人叫吳榮，光榮的榮，吳榮這個人品質不好，一方面侵吞了（吳養澤）的家産，恩將仇報，（吳榮）跑到京城裏，那時候剛剛是魏忠賢勢力最猖狂的時候，（吳榮）找了個熟人就投靠到那裏，就告了一狀，什麼呢，兩個理由，一個説是他為富不仁，他那個山産是霸佔來的，在地方上橫行霸道，那是莫須有的東西了；第二個，他那個時候好義，為了發展西溪南的文化，就開闢了一個溪南書院，辦了一個書院，準備裏面培養子弟、學生讀書的，培養子弟，（吳榮）就把學院好的東西説成他結黨營私，按現在的話講，他會聚了一幫狐朋狗黨在這兒反對朝廷。就這麼兩條，一下子把他告了，他就吃了好多苦，官司拖了好多年，把他逮捕入獄，他家一共八個人抓了去，這是吳養春，還有兄弟，還有子女，八個人就死了五個，剩下三個，官司到末了沒有了結，直到魏忠賢垮臺，這事不了了之了，他家也搞得家産、也就家破人亡了。
今天的西溪南，當年吳氏家族的風光不在，昔日的榮耀只能到那風景如畫的黃山上去尋覓了，而冤屈和悲傷全刻進了石頭。這一塊隱匿在墻角的石碑是在徽州區潛坑村發現的，斑駁的石碑上，字跡隱約可見。宣紙揭開的時候，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吳氏一門含冤而去的悲慘一幕。
“黃山大獄”案，儘管最終真相大白，但是，“黃山大獄”案震撼著徽州大地，同時震撼著徽州商人，這讓徽州商人更加明確了結交官府是商業經營之道這一信念，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勢力，才能在忍氣吞聲中求得發展。因此，徽州商人稱雄商界數百年，大紅大紫，大起大落，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勢力往往左右著徽商們的商道。
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正月，乾隆皇帝準備第六次下江南。
兩淮鹽政伊齡阿奏稱：“據淮南北商人江廣達等呈稱，恭逢翠華南幸六舉時巡，商等情願公捐銀一百萬兩以備賞赍之用。”
乾隆硃批道：“不必復經伊齡阿，于山東泰安行在面奏。”
這就是説，皇帝要親自會見一個做生意的商人了，這在當時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耀。
乾隆皇帝要接見的商人江廣達，就是鹽商江春。江春是徽州歙縣人，今天，在江春的故里江村，那印記著歲月痕跡的殘垣斷壁，似乎在告訴人們江春曾經擁有的榮華富貴。
歙縣為徽州府所在地，從這一地域走出去的商人大多經營鹽業，民國《歙縣誌》中記載：“邑中商業以鹽典茶木為最著，在昔鹽業尤為興盛焉。”鹽業貿易為歙縣人所擅長，也是徽商經營規模最大的一宗商品。
徽州人染指鹽業經營，最早是從明初朱元璋實行的“開中制度”開始。
〖採訪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張顯清
明把元推翻之後，元朝殘余勢力退到蒙古沙漠地區，它不時向內侵擾，所以在北方建立邊防縣，建立了九鎮，九個軍事重鎮。那麼，為了解決軍事重鎮的糧餉供應問題，糧食，糧草，服裝供應問題，實行開中制。開中制，簡單地説，明初是商人把內地的糧食、糧倉運到邊防，然後官府以什麼來補償呢？給你鹽引，相應的運多少糧食給多少鹽引，然後拿這個鹽引到鹽場去領鹽、去銷售，商人賺的是差價，這個叫開中制。
所謂鹽引，就是壟斷運銷鹽的憑證。眾所週知，山多地少的徽州，糧食一直短缺，為解決生計，徽州人最早將徽州的特産，諸如木材、茶葉、文房四寶通過新安江等水流運出大山，以換取糧食。隨著徽州商人“走吳、越、楚、蜀、閩、粵、燕、齊之郊，甚至逖而邊陲，險而海島”，徽州人積累了資金以及長距離糧食運轉的經驗。當開中制推行之時，徽州商人挾資北上，開赴西北九邊，納糧開中。
明中葉成化年間，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衝破了明政府的禁令，白銀成為社會市場上通用的貨幣，因而，順應市場，鹽法改革，出現了開中折色制度。
〖採訪內容〗清華大學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所謂折色法，就是過去你得把糧食、各種物質送到邊疆才能換鹽引，那麼這個折色法就是你直接可以用銀子換鹽引。那麼在折色法實行以後，商人就分為兩種商人，一種叫內商，一種叫外商。所謂內商就是拿鹽引在內地販鹽，賣鹽；所謂外商就是在邊疆那兒換鹽引的。這個內商和外商的發展，是外商在衰落，內商在興起。而在內商裏邊，主要就是山西的商人和徽州的商人，徽商就在這個過程發展起來，形成的。以後山西和安徽經營鹽的商人都遷到了揚州，兩淮商人就這麼形成的，所以中心是在揚州。實際人不是揚州人，是安徽人和山西人。但是其中安徽人，徽商佔的比例大。
兩淮鹽場産鹽最多，鹽利最大。開中折色的推行，徽州商人利用靠近兩淮有利的地理條件和已經具備的經濟實力，紛紛遷徙揚州，經營鹽業。在這股鹽商轉移兩淮的初期，西北山陜商人在揚州的勢力要超過徽州商人，嘉靖時，山陜商人在揚州有數百人，此後，徽州鹽商的勢力日漸增大，萬曆年間已居山陜商人之前。據統計，從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間移居揚州的客籍商人共計80名，其中，徽人60名，山、陜商人各10名。
【採訪內容】蘇州大學教授 劉淼
那個時候的邊商主要是以山西和陜西商人為主，但是最大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就是在南方兩淮兩浙地區，控制鹽貨的是徽商，徽商如果不把鹽貨交給他的話，山西和陜西商人是沒有辦法去運鹽的，這就造成一種，在當時萬曆的時候造成非常麻煩的事情，就是邊引在那兒囤積，它銷售不了，然後就變價，變賣，壓低價格，拋這個邊引，那徽州商人大量的收購邊引，類似我們今天的炒股票，他就獲取更多的鹽的行銷權。
【採訪內容】安徽大學教授 卞利
明朝萬曆45年，袁世振為了疏銷一些積壓的鹽引，所以就在淮南、揚州推行了綱鹽法。那麼這個綱鹽法呢，主要是把銷鹽的一些鹽商，把這個鹽編成一種綱冊，然後在案的，在綱冊上的鹽商，他就取得了鹽引的批銷權，也就是通過鹽引可以專賣鹽，而沒有在綱冊上，綱冊名目上沒有的，也就失去了販賣食鹽的專利權，所以這樣徽商大量的在綱冊上取得了自己的一個特權地位，而且這種地位不斷在家族內部進行世襲，所以最後形成了擁資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徽商，可以説，沒有這些鹽法的改革，沒有從開中折色到綱鹽法的改革，徽商是無法取得這種優勢的。
江春的祖父江演于順治初年來到了揚州，“數年積小而高大”，成為兩淮鹽商中的中堅人物。江春的父親江承瑜也從事鹽業經營，為兩淮鹽區總商之一。
江春出生於清康熙五十九年，因為父親的早逝，在他19歲的時候襲任總商。《歙縣誌》人物傳中特別提到了江春：“練達明敏，熟悉鹽法，才略雄駿，舉重若輕。”
在江春擔任總商的40餘年間，乾隆六次下江南，為江春表現自己以及徽州鹽商更進一步的與官府締結良好關係提供了極好的機遇。
乾隆十六年首次下江南，江春率汪廷璋、黃履暹、洪徵治等總商在蜀岡禦碼頭接駕，四總商皆徽州歙縣人。
乾隆二十二年，江春籌資，在天寧寺興建行宮，並將瘦西湖北邊的江園獻為官園迎駕。
江園改名為“凈香園”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下江南的時候，這一次，乾隆臨幸江春私宅“江園”，高興之餘，賜名“凈香園”。
三十年，乾隆第四次下江南，江春一夜之間營造揚州白塔，令乾隆帝感嘆不已：“鹽商之財力偉哉！”從乾隆的這一聲感嘆中，可以想見江春財力之雄厚。
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下江南，江春率兩淮鹽商在熙春臺為乾隆祝七十大壽，後人將這一盛世大典稱為“春臺祝壽”。此次，乾隆遊覽了江春東園。
四十九年，第六次下江南，乾隆再次臨幸江春東園、康山草堂，並且面賜江春七齡幼子江振先“金絲荷包”。
在這一系列的迎駕活動中，江春竭盡心智，參與謀劃。他的辦事能力，驚動了朝廷。據説每當新的兩淮巡鹽御史上任前，乾隆總要對他們説：“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廣達”是江春行鹽的旗號，過去，名以旗稱，所以人們又稱呼江春為江廣達。
在兩淮鹽商同最高統治者的關係中，江春算是—個代表人物。
那麼，鹽的利潤究竟有多大呢？
康熙時，郭起元説：“臣在江南儀真、通州等處見鬻鹽，每觔制錢二三文。至江西、湖廣者，民間買鹽每觔一二十文不等。”
道光時，陶澍説：“鹽場每向賣制錢一二文、三四文不等”，而漢口鹽價“每斤需錢四五十文，迨分運各處銷售，近者六七十文，遠者竟需八九十文不等”。
由此可知清朝前期鹽的收購價格幾乎沒有變化，而鹽的銷售價格卻扶搖直上。鹽的購銷差價不斷擴大，表明鹽商和官府所攫取的鹽利在不斷增多。
清初，淮鹽每年行銷140萬餘引，後增至190萬餘引，每引由200斤增至400斤。如果以每引300斤，銷鹽1斤可獲利30文統計，那麼行鹽1引，就可獲利紋銀9兩。以淮鹽歲引140萬引計之，當有1200萬兩之利。
如此高額的壟斷利潤，自然對徽商有著巨大的誘惑力，所以江春，以及其他在揚州經營鹽業的徽州商人們竭盡所能，千方百計地結交政治勢力，甚至巴結皇帝。這種情感的投資，精明的徽州商人比任何商幫的商人都要大得多。根據乾隆後期董椿奏折，江春任總商時，每日補貼鹽運司衙門飯食銀50兩，幕友束修筆墨紙張等雜費70兩，全年達43000余兩，這不是小數目，當時皇上全年的飲食消費也就是三萬兩。這種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你來我往，使徽商獲取了高額回報。徽商大賈很快由明朝“藏鏹百萬”發展至清朝的千萬財富，財力幾乎增長了十倍，有不少人封官進爵，成為紅頂商人。
徽州的“紅頂商人”，最著名的當屬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祖籍徽州績溪，出身寒門，歷經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的亂世歲月。那是一個內憂外患交相煎迫、新舊事物急速嬗變的大變動時期，善於審時度勢的他以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和西征籌邊等重大歷史活動為契機，苦心經營，在為官府效犬馬之勞的同時，也為自己角逐贏利，終於從一介仰人鼻息的錢莊夥計，搖身一變成為富甲東南的商界巨擘和左宗棠的手下紅人，鼎盛時期不僅置田地萬畝、擁資産兩千余萬兩白銀，而且以富博求榮，獲戴頭品銜翎、三代封典，還披上皇帝輿從或軍功卓著者才有資格披掛的黃馬褂。按清朝慣例，只有乾隆年間的鹽商有過戴紅頂子的，而戴紅頂又穿黃馬褂者歷史上卻僅有胡雪岩一人，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北有同仁堂、南有慶餘堂”，這句廣告語聞名遐邇，反映了杭州胡慶餘堂國藥號聲名之隆。
杭州胡慶餘堂創立於清同治13年，胡雪岩在他的事業如日中天之時，為什麼要辦一家藥堂呢？“醫者，是乃仁術也”，高大的青磚門樓上鐫刻的“是乃仁術”四個字，昭示了胡雪岩創辦胡慶餘堂的動機。
胡慶餘堂開張不久的一天，接待了一批從湖州來杭州燒香的香客。香客們嘆息説，近年因戰亂民不聊生，瘟疫大起。胡雪岩聽後，送給他們每人一瓶辟瘟丹和大包的痧藥，另外又托他們將藥送給那些無錢治病的香客。同時，胡雪岩決定，派夥計到水陸碼頭等交通要道向百姓免費贈送辟瘟痧藥三年。店內夥計對胡老闆如此大方甚為不解，胡雪岩笑道：是乃仁術也！
【採訪內容】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高德步
胡雪岩是一個挺典型的徽商，徽商很多典型特點他都有，比如説儒商他是，政商他也是，這些是他成功的一個原因。但是事實上徽商一個最根本的特點，或者説他突出的特點是誠信。
胡慶餘堂裏挂有許多的牌匾，諸多牌匾中，印象最深刻和難以忘懷的莫過於“戒欺”匾。
“戒欺”二字由胡雪岩本人在光緒四年時親自寫就。
“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在這種情況下，“採辦務真，修制務精”成為藥店生産最基本的要求。“大補全鹿丸”是胡慶餘堂的特色補品，需用鹿身上30多種珍貴藥材。為了保證“修制務精”，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門外專門建了一個鹿園，圈養了一群鹿，成為當時西子湖邊的一個獨特景點。而製作的過程更為講究，選“黃道吉日”，眾夥計抬著披紅戴綠的鹿，敲鑼打鼓，遊街一圈，然後在眾目睽睽之下宰殺，一方面顯示“貨真價實”，另一方面又為胡慶餘堂做了一次活廣告。
誠信為本，從明代中葉至清道光年間，徽商們篤信並踐行這一商業信條，徽商也逐漸發展成為中國最具實力和影響的一支商幫，雄踞中國商界達三百年之久。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