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説：我是安徽徽州人。先生在他的《四十自述》回憶錄裏這樣描述他的家鄉：徽州在舊制時代是個“府”；治下有六個“縣”。我家世居的績溪縣，便是徽州府裏最北的一縣。從我縣向南去便是歙縣和休寧縣；向西便是黟縣和祁門縣；祁門之南是婺源縣。婺源是朱子的家鄉。朱熹原來是在福建出生的；但是婺源卻是他的祖籍。
績溪上莊是胡適先生的老家，至今古貌依舊，溪水潺潺，樹影婆娑。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句讚美的就是上莊美景，這也是胡適先生經常為人揮毫潑墨所喜愛引用的一首詩詞。
就是這樣一個樸素的山莊，讓胡適先生魂牽夢縈。晚年蟄居台灣的胡適，唸唸不忘的是故鄉徽州。“我將來如有工夫來寫自己的傳記，要用很大的一章來寫我那個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胡適先生説這番話的時候，用的是績溪家鄉話。他還特別指出，徽州故里生活是他“個人的文化背景”。那麼，胡適先生所生活的時代，徽州的社會背景是什麼樣的呢？胡適先生所言“個人的文化背景”又是怎樣的呢？
1895年，四歲的胡適離開出生地上海，隨母親回到了家鄉上莊，這一住就是九年。這一時期的上莊號稱“小上海”。十里楊林鎮，五里後岸街，商鋪林立，車水馬龍。而鄉里更多的族人則出外經營，有的已是赫赫有名。汪立政去了上海，創辦“汪裕泰茶莊”，成為滬上著名的茶葉大王，還在杭州西子湖畔建了別墅。而與胡適同一家族的胡開文墨業則走向了全國市場。
九年的家鄉生活，對胡適有著極深刻的影響。1933年11月15日，胡適在談到績溪縣誌編纂的問題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縣誌不可但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餓死，早已不成局面。新志應列“大績溪”一門，由各都畫出路線，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以及經營的種類。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徽州人對自己的生存環境做出了無奈的選擇。胡適先生曾經説過：
徽州地區全是山地，由於黃山的秀麗而遠近聞名。這一帶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的，最後注入錢塘江。因為山地十分貧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農産品只能供給當地居民大約三個月的食糧。不足的糧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購買補充了。所以我們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況下，為著生存，就只有脫離農村，到城市裏去經商。因而幾千年來，我們徽州人就註定的成為生意人了。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著名商幫：徽商與晉商，他們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這種生存條件的劣勢使得他們只有一條逼仄險峻的出路：經商。
〖採訪內容〗浙江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陳學文
徽商就是徽州商人，是地域的商人，他開始應該是更加早一點，五代開始就有個別的商人，不是一個群體。到了宋代的時候，比較發達起來了，但是也沒有形成全國規模的到處跑的這樣一個商人集團，應該説他是在明朝中葉以後，就是嘉靖萬曆這段時間以後，隆慶開始這段時間以後，它已經形成全國龐大的商業集團……
南宋的時候，朝廷遷都臨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促使臨安附近的區域經濟得以相應發展。由於徽州特殊地理環境和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徽人開始為經營茶葉、筆墨、宣紙、木材而“行買四方”。
作為一個商人集團，徽州商幫的形成，大致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從這一時期開始，“徽”和“商”或者“徽”和“賈”兩個字相聯成詞，成為一個特定意義的名詞而被時人廣泛應用。
〖採訪內容〗上海復旦大學教授 王振忠
有一個顯宦，就是很顯赫的官僚，退休以後，回到松江，就是上海附近。有一個老人，就是指地方上的耆老，比較有聲望的一個人，跑到他家裏面，對他一直是打躬作揖，對他表示尊敬。那麼這個官僚就很詫異，你幹嘛對我這麼恭敬，這個老人就講了一段話，就講什麼話呢？因為我們松江一帶的財富都被徽州人搬走了，現在有勞你老人家把這個財富搬回來，所以我怎麼不應該對你表示尊敬呢，感激啊，那麼這個官僚當然很慚愧了。這個寓言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官僚是收集民脂民膏。
松江的錢都給徽商賺走了，《雲間雜識》的記載，説明在明成化年間，松江是徽商早年最活躍的地方，徽商一詞首先在這裡流行是合乎情理的。
“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明嘉靖以後，徽州從事商賈的人數大量增加，徽商逐漸發展成為中國商界的一支勁旅，活躍于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乃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所謂“兩淮八總商，邑人恒佔其四”，説的是徽商在鹽業領域開創了獨執牛耳的局面。此外，徽商在茶業、木業、典當業等貿易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業績。康熙、乾隆年間，沿江地域流傳著“無徽不成鎮”的諺語，這一時期徽商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徽商進入了鼎盛時期。
〖採訪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欒成顯
徽州商幫在當時來講，當時明代人就有這樣的評價，在北方就是晉商，南方就是徽商，都是屬於數一數二的，徽州商幫它之所以有這樣的地位，是有很多原因的，但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徽州商人自己所具有的一些特點。按照經濟學來談的話，一般的商業活動的條件，大致需要一個是市場，第二個呢就是資金，得有錢，第三個就是資本，這個資本指的是人力資本，也就是商人本身的素質，人們往往重視什麼呢？市場，重視資金，也就是那種錢的資本，而往往忽視人力資本。其實在商業活動當中，人力資本在某種意義，某些方面是至關重要的。徽州商幫，也就是徽商，他的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在人力資本這方面，是具有自己的特色的。
徽商能迅速崛起，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深層次的文化基因。
徽州是個移民社會，避亂是移民的第一位原因。從地理形態看，被群山封鎖與外界隔絕的徽州就成為避亂的“桃花源裏人家”。歷史上，中原人有三次大規模地遷徙到徽州。一是兩晉“永嘉之亂”之際，二是唐末五代時，第三階段則是在兩宋之際，“靖康之亂”，金兵南侵，大批士族涌入徽州。這三次大規模的移民行動，使得大批的中原世家大族遷入了徽州，中原的先進文明與徽州本土的山越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徽州文化。
移民文化傳統裏的開放、冒險精神，沉澱在徽州人的血脈裏。隨著治亂的交替，徽州進退、吐納著一批又一批避難、求生計的人，徽州文化在進退吐納之間不斷豐富、成熟，在一系列的社會變遷和文化變遷之中，徽商孕育而出。
篁墩位於黃山屯溪的東北部，歷史上進出徽州的移民大都在這裡流下了足跡。理學大師程顥、程頤、朱熹的先祖都曾在此居住。因為“程朱闕里”，徽州人讀朱子之書，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禮，以鄒魯之風自待。良好的文化氛圍，在徽商經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採訪內容〗蘇州大學教授 劉淼
經商的人，如果説他有“儒”的成分的話，主要受當地朱熹的思想影響比較大。另外從儒的整個發展來看，從二程開始，二程實際上架構了一個理學的理論體系，其實到後來的，像張載、范仲淹，一直到朱熹這個階段……一直延續到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實際上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做了一件什麼事呢，就是把宋明理學應用起來，具體化，這個思想對於當時生活在皖南的徽州商人，或者江南地區，主要活動地區在江南的徽州商人集團而言，對他們影響是很大的。
〖採訪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張顯清
明中後期出現了早期啟蒙思潮和實學思潮，這個思潮裏面強調私欲，就是物質的慾望，個人的慾望，天理不能抹殺私欲，私欲是合理的，進而提出工商皆本，對工商業人讚揚……這些思想，早期啟蒙思想和實學思潮，強調實學實用，強調自身，發展生産，這些思想和明中後期出現的商品經濟發展，這是互相呼應的。
程敏政是明成化年間禮部右侍郎，他在家鄉建的房子，至今仍然保留著。其中一處廳堂上挂的匾額，“務本堂”三字赫然醒目。在徽州，號稱“務本堂”、“敦本堂”的地方並不少見，但是，在揚州也曾經出現過“務本堂”三個字。史料記載，乾隆年間，揚州設立“務本堂”，作為徽州鹽商辦公、聚會之場所。揚州是徽商的僑寓地，在異域他鄉出現“務本堂”這樣的名稱，的確耐人尋味。這自然讓人聯想到相似的兩幅對聯。黟縣西遞村的一幅對聯為“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而在清代小説《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中記載，揚州河下老街，也就是徽商的主要聚居區，鹽商萬雪齋家中有一幅金箋對聯寫道：“讀書好，耕田好，學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
兩幅對聯均為二十字，只有三個字不同，但總體的意思卻無二致，強調的是讀書、耕田、營商。“耕田”是“務本”，“營商”實際上也是“務本”或“敦本”。或許，上述這兩幅對聯正可作“務本”二字的一個注腳。
〖採訪內容〗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張顯清
在徽商裏面，在明後期進步思想是有反映的，比如説關於本末觀，本是什麼，農業為本了，工商為末，重本輕末，重本抑末，這是傳統的儒家思想。重視農業，壓抑工商業，這是傳統的思想。到明中後期有人提出，工商也是本業，也支持，也應該發展，這個思想徽州有反映。徽州萬曆年間的《歙志》提到“昔者末富，今者本富”，過去把商業叫做末，今天的商業只是本，是本業，過去末業已經變成本業了，還有他講“末富者多，本富者少”，講當時的徽州地區的情況，也就是説徽州人大量舍本逐末，它是經過一個思想解放過程，如果本末觀不發生變化，不可能大量人出去經商。
明清時期的徽州，是一個“以賈代耕”、商人足跡“幾遍宇內”的經濟活躍之區；同時，徽州又是一個人才輩出，“雖十戶之家，亦有誦讀”的文風昌盛之地。因此，徽州商幫的一個重要特色是“賈而好儒”。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的“賈而好儒”為“古者右儒而左賈，吾郡或右賈而左儒”，並將此歸結為“左儒右賈”。
在徽商中間，以“業儒”出身者居多，這是徽商異乎其他商幫之處，也是徽商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考察一下明清時期山西商幫和徽州商幫勢力的消長情況，更能説明問題。在明代，山西商幫和徽州商幫勢均力敵。但從明代後期到清代嘉慶道光之際，在兩淮鹽業中，山西商幫每況愈下，徽商卻迅猛發展。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視讀書是一重要因素。清代山西巡撫劉于義在給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提到：“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讀書應試。”可見，在晉商故里山西，其做法與徽商截然相反，他們將子弟中的俊秀者用於經商，這無疑給晉商的商業經營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又怎能與那些商賈結合而“練達明敏”的徽商相比呢！
“多才善賈”，歷來如此。
春天的時候，在去休寧商山的路上，我們見到了掩映在青山綠水中的戴震墓。一代大儒戴震安息著，四週圍一片寂靜。
戴震出生在清中葉，也就是在徽商興盛輝煌的時期。戴震的父親是販布的行商，在江西南豐做著小本生意，僅可糊口而已。為了生存，18歲的戴震，開始了背井離鄉的商旅生活。為此，年輕的戴震早早嘗到了為商“經曆險阻，跋涉山川，靡費金錢，犧牲時日”的滋味。在終日奔波中，戴震輾轉京、晉、淮揚，講學、應考，大多在徽商之家和徽商會館中安身。在這段時期，戴震結交了許多徽州學友，像程瑤田、汪梧鳳、程晉芳等，他們都是徽商世家大族，戴震與他們為友，熟知他們的情況，也深刻了解他們的願望和追求。
戴震是一位平民思想家，戴震哲學的許多精彩論述，實際上是圍繞著徽商活動的社會背景展開的。 “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而居，商賈東西行營于外以就口食，雖為賈者，鹹近士風。”“雖為賈者，鹹近士風”，戴震準確地指出了徽商“賈而好儒”的特點。
對於戴震這位同鄉先賢，胡適是崇敬有加，生前幾本《水經注》不離身，到逝前還在弄《水經注》學術公案。胡適後半生流離海外，蟄居台灣，但徽商情結一直在他心中夢繞魂牽。晚年的胡適，他常常念叨念叨“徽州婺源縣”的朱子，念叨隆阜的戴震戴東原。
胡適唸唸不忘的還有徽州老家的商店，一邊賣茶葉，一邊賣火腿。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