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門內外

------譚派代表人物譚元壽做客《藝術人生》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23日 14:50

　　京劇，自清乾隆年間四大徽班進京，逐漸形成，至今已經風雨歷經了200多載。200多年來，生旦淨末丑，不僅角色繁榮了起來，而且唱法各異，各有韆鞦，形成了各派爭相鬥艷的局面。而各大著名唱派中幾代出自一門一姓的數來又只有專工老生的譚派。七代譚派弟子，100多年之中，兢兢業業，繼承祖上的武功和唱功。早年，在戲子卑微的封建時代，後來，在風雨飄搖的戰爭時期，以至到現在崇尚叛逆、誘惑極多的年代，繼承都顯得如此困難。於是，我們請來譚派代表人物譚元壽做客節目，講述這個京劇宅門內外的故事，故事充滿了傳奇性和時代的波瀾，因而更加吸引了我們的聆聽。

　　“我的家”——大宅門

　　由電腦合成的照片上的“六個諸葛亮”便是我們今天講述的主人公——專工老生的譚家六代祖孫。因為血緣關係，他們模樣大致相同，因為時代不同，性格各異，神態也各有不同。

　　其實，老祖宗譚家的歷史可追溯到譚元壽的高祖——譚志道先生，先生開了七代之首。道光年間，志道先生為湖北漢劇名角兒，演老旦，也演老生。因為嗓音洪亮，故而獲“譚叫天”的美稱。志道先生之子譚鑫培有“小叫天”之稱，曾主演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頗為轟動。鑫培先生會戲500齣，因此得到慈禧太后的賞識，于大內演戲20年之久，獲珍奇寶貝種種。鑫培之子譚小培繼承祖上衣缽，專工老生，曾經一則漫畫描繪了小培先生承上啟下的作用。畫上，譚小培對父親説：“你兒子不如我兒子”，然又對兒子富英説：“你父親不如我父親”。正是譚小培的承上啟下的作用，才有了後來譚富英重振譚派，以及後來的“四大鬚生”之一的美名。元壽先生本人也將自己的作用比做祖父，因為前輩技藝太精，也因為後輩趕上了好時代的緣由。而筆者則認為是元壽先生的過於謙虛，其技藝有目共睹。此為譚家五代，之後還有元壽之子孝曾、之孫正岩，共七代老生。

　　七代老生，前赴後繼，宅門之內的規矩如元壽先生所言，“忠”字當先，“孝”字當頭。舉例來説，富英先生一生所賺錢財全部交由父親譚小培支配保管，父親奄奄一息之時，富英先生正要抗美援朝慰問演出，父親勸説“忠孝不能兩全”，於是富英先生遠行跋涉之中，父親撒手人寰。元壽先生説，之所以孝為忠後，因為“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是他們將我們這些舊社會的戲子翻身變成了文藝工作者”，因此無限感激。

　　“我的七年大獄”——入富連成科班

　　曾祖父譚鑫培為慈禧欽點，唱功卓著，京劇行有句話叫“無腔不學譚”，可見祖父的梨園地位。父親譚富英為“四大鬚生”之一，唱功堪稱一流。如此卓著的祖上基業一開始的時候譚元壽並沒有能夠享用，他被父親送到了富連成科班，隨其他老師開始了學戲的歷程。據説，父親和曾祖父都是從科班練出來的，並不是請不起師傅，只是祖上希望後輩能夠吸取他人的優點，繼而繼承自家的衣缽，不至於固守祖業。況且不打不成戲，父輩總是希望孩子年輕的時候多些歷練，方可成大才。

　　富連成科班的七年學徒生活，被譚元壽比做“七年大獄”，意為嚴格封閉的管教與嚴厲酷刑的相隨。每禮拜一為探望日，家人準備一些衣物食品送往探看。一年一次大假，即春節前三天，若趕上排練新戲，三天假期也只好作罷。元壽先生回憶，七年只趕上了三個假期，總共回家十幾天，因此每天都在盼望著禮拜一。念家心切，大多因為科班中挨打的經歷。雖説譚家與班主為世交，但是祖父留下話了，“該怎樣管教就怎樣，不必念情手軟”。科班講究“打通堂”，一個人淘氣全班跟著挨打，那時全是趴在板凳上挨竹板，祖父有言在先，班主常特殊照顧，給元壽增加一倍的板子，於是經常遭受不白之冤又無處傾訴。元壽先生回憶，一次，二十個板子挨了之後下不了板凳，幸好師兄給抬了下來，可是已經走不動。但是，該練功的時候還要練，該拿鼎的時候還要拿，沒有專門休息養傷的時間，如此回憶起來不免膽寒。元壽先生卻解釋為自己太笨，並無十分責怪。除此之外，元壽先生回憶，在科班中還常受到師兄的欺負，給師兄洗衣服、端洗腳水都是常有的事情，當年共同“患難”學戲的白元明老人在現場作了證。

　　七年科班學戲，譚元壽惟一趕到遺憾的是除了學戲還是學戲，沒有太多的文化積澱。富連成也有文化老師，但都是晚上習武之後進行教授，累了一天無心學習，況且老師的水平也非常有限。七年後會的還是七年前的“三字經”和“百家姓”。

　　雖然，七年如同牢獄，元壽先生堅持若是新社會還有這樣的科班一定把兒子送去鍛鍊，畢竟老祖宗總結的“不打不成戲”的道理還是被實踐證明正確的。説到這裡，先生似乎對如今的五天工作日兩天休息日的安排頗有異議，“兩天大假，心都散了，哪有功夫去學戲。”正印證了梨園的那句老話：曲不離口，拳不離手。

　　“怪老頭”——老人的性格

　　元壽先生年輕的時候頗喜歡趕時興，科班剛畢業買了正流行的白球鞋，祖父見狀臭罵一頓責令脫下，不敢再穿。還曾經留過如同現在男子一樣的普通髮型，祖父又大罵：“男不男，女不女，成何體統”，於是又改回了禿頭。要説元壽先生最大的特別就是他從不清唱於臺上，但凡登臺一定要穿上戲服，扮上戲粧，不然則認為是賣唱，非常抵觸。從藝60多年演戲200多出，不久前，先生為父親音配像中還摔了“吊毛兒”，那時已經72歲高齡。他堅決不用替身，説摔死了也就摔死了，如此才能對得起父親的在天之靈。從中，我們可見先生從藝的嚴謹，也見識了先生的童子功，正所謂“臺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我的命運之戲“《沙家》”—— 一部係關老人人生的樣板戲

　　一生演戲無數，扮演眾生，元壽先生最難忘也是觀眾記憶最深的還是現代戲《沙家》中的指導員“郭建光”。1971年，上海劇院譚元壽連演了40場，達到了非常火爆的程度。其實，最初接觸現代戲感覺非常不適應，《青春之歌》、《黨的女兒》、《草原烽火》、《智取威虎山》等，嘗試了很多曲目之後才有了《沙家》的成功。遺憾的是，當年如此火爆的劇目先生後來再也不曾演過，他説年齡大了，很多音符太高已經上不去了，演出就要將最好的狀態呈現給觀眾，他玩笑地説“演員有時候要遮醜”。

　　我們家的女人——五代男人背後的女人

　　譚元壽先生言談中突然談起了自己的老伴兒，一臉的溫情。他稱讚老伴兒是一個賢妻良母，不幸的是現在患有老年癡呆症。在譚家，男人永遠都是主導的，衝在前面，女人從不拋頭露面，除了那個頗有名的兒媳婦。得到丈夫的如此誇獎，表明了如今男女地位的平等。元壽先生的婚姻也屬於封建家庭包辦，兩人之前未曾謀面，見過一張相片，祖父過目之後答應，於是20歲的譚元壽組建了自己的家庭。用他的話説，很盲目，為的就是讓爺爺多見一輩的人。過門的媳婦不僅要照顧丈夫，還要伺候祖父祖母和父親、母親，孩子出生又要照顧孩子，孩子有了孫子又擔負起祖母的作用。伺候了整整五代人，非常辛苦。譚元壽記得媳婦第一次被祖父賜坐的情景。17歲進入譚家，在祖父和父親的房間裏都是站著的，只有男人才能堂而皇之地坐著，直到兒子孝曾結婚的時候，父親才對元壽媳婦説，你坐吧。她還是不敢坐，只坐了凳子的一個小邊，應了那句老話：“千年的媳婦熬成婆”。元壽先生説自己對家族的這種封建意識也多有不滿，但是真正體會老伴兒的辛苦是到六十歲靜下心來的時候。當著現場兒女的面，先生的所言頗有些氣量和與時俱進的感覺。

　　譚家還有一特例女子，就是元壽的兒媳婦閻桂祥女士。當年排練交響樂《沙家》，譚孝增演刁德一，譚富英在家裏看電視看到閻桂祥飾演的阿慶嫂，覺得不錯，説“以後能做我孫子媳婦就好了”，説者無意，聽者有心，孝增的同學就把閻桂祥帶到家中，老人就破例許了這樁婚事。如今生活美滿的閻桂祥無不感謝當年爺爺的亂點鴛鴦，“沒有爺爺這句話我真是沒有今天，沒有這麼好的公公，沒有這麼好的丈夫，沒有這麼好的兒子，我非常幸福，非常感謝爺爺，給了我現在美好的家庭和美好的事業。”

　　在譚家還有一個規矩，就是每週六全家老小不論有多忙都要放下手中的事情，回到家裏聚會。飯菜都是兒女們自己做好了帶來的，主要的目的是陪上了年紀的父親和母親説説話，十幾年幾十年都如是，如此小節恐怕別家很難堅持住。

　　我們祖孫三代——微妙的情感

　　譚元壽先生説，“以前怕看兒子演出，現在最怕看孫子演出”。如此，我們能夠體會到一個為父親，為祖父的心情。其實，在不久前的香港藝術節上，祖孫三代的表演獲得了時尚之都香港觀眾的極大歡迎。不僅上座率非常之高，出乎意外的是孫子正岩的表演獲得了超越二老的掌聲。作為祖父欣慰勝過自己取得成功。其實，為了京劇藝術，祖孫三人之間發生了很多衝突。

　　元壽先生曾經為了音配像的完美剃了眉毛，做了眼袋，用心良苦。如此之來，先生以身作則常常逼著兒子孝曾也如此剃眉毛，做眼袋，為的是舞臺上的逼真和完美性。但是元壽先生還是不敢現場觀看兒子的演出，多是觀賞錄像帶為他們指出毛病。

　　正岩身高一米八五，今年正25，正是追趕時尚的年齡卻也迷上了老生。祖父為其取名正岩即希望孫子能好好繼承譚家唱腔，並結合於派的特點，有所成就。譚家弟子學戲多是進科班磨礪，問及正岩父親孝曾若是有科班是否送兒子前去，正岩笑説自己已經身在其中：曾在北京戲校學戲，戲校之後又去了中國戲曲學院，兩個地方都是現如今正宗的科班之地了。聽説正岩還準備進修研究生，曾有機會進軍影視、模特行業的他勢必在這條路上堅定不移地行走。

　　孝曾笑談起當年描繪曾祖的那則漫畫，指出自己如同曾祖一樣僅僅是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我這一生的藝術是比較平穩的，沒有大起大落，沒有大紅大紫，可是我有一種非常平常的心態，因為我比較能夠正確地對待我的人生。”從父親那裏，多年來孝曾也僅僅是領到了“還不錯”的言語獎賞。其實，父親在兒子面前總會顯出一些威嚴，有時候“還不錯”便是最大的褒獎，做了父親的都明白其中的含義。

　　憂思未來

　　譚家七代，繼承祖上衣缽，一直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令人佩服。七代藝術皆為單傳，沒有依靠外援，又著實罕見。欣慰之餘，憂思難免。經歷了家族興衰，社會變革，經歷了京劇由傳統變為現代又到了現在的回歸期，元壽先生和他的兒子、孫子如何抉擇？在這變遷中對京劇和家族的衝擊，是堅守“譚家”陣地？還是另尋發展？正岩生在新時代，計劃生育國策之下，倘若後代為女子，又該怎麼辦？

　　好在譚家也教授徒弟，如元壽先生所説，“京劇藝術不是私人財産，沒有專利，這個派呀，不能夠把它那麼狹隘的只許譚家用別的家不許有，所以我一直覺得譚派藝術會發揚光大的，這發揚光大不能僅僅限于姓譚的，你姓什麼都行。”但是，倘若孫子決心轉行，元壽先生將誓死抵抗。好在正岩説其實一直以來對唱歌沒什麼興趣，自己會一直繼承祖上業績，這是一種責任感。

　　其實，繼承並不是譚家一個家庭的事情，而是我們整個國家國民的一種責任。在遊戲充斥銀屏，後現代被眾人追捧的時候，珍惜、保護、弘揚國粹顯得彌足重要。其實，如中央電視臺戲曲頻道的開播，地方檯眾多曲藝類節目的開辦，支持的開辦，國家對戲曲學校採取政策傾斜的態度都是國民憂思未來的有效途徑。現場還有觀眾支招：可特需正岩生倆孩子，繼續祖業。

　　如此看來，宅門憂思已經變成了普遍的國民憂思，大家心之所繫，共渡難關，還何愁未來。文：周敏，攝影：劉林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