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扛攝像機多年，走哪吹哪自己是個行家。儘管自認為對鏡頭的感覺很好，但欄目攝像人員拍出來的鏡頭卻不盡人意。這個問題總想解決卻也總抽不出身來。
作為一個大型戶外訪談節目，最簡裝的拍攝隊伍也得六個人：四個機位的攝像，一個編導，一個主持人。《鄉約》每期節目都至少要拍十幾個專題小片。編導和攝像每到一處，都面臨著現場搭建訪談區、與被拍攝方合作和拍攝小片等問題。電視是以鏡頭為主的藝術。可新來的編導不但缺少策劃經驗，缺少鏡頭意識，對攝像的有效調度與指導也顯得十分薄弱。幾個攝像扛起機器，想怎麼拍就怎麼拍。到底拍的鏡頭好不好用，誰也説不清楚。等節目拍完了回到機房編輯時發現了問題，大家便互相埋怨。前期編導埋怨攝像缺少主動配合的意識；後期編導抱怨缺少鏡頭或者鏡頭質量不高；幾個攝像也不高興：我們拍了好幾盤帶子，你們卻説用不上，幹嘛事先不給我們交待清楚呢？
我把拍攝中出現的問題歸納了一下：一是攝像的水平不高，經常出現鏡頭不穩，圖像模糊或是聲音不清等技術問題；二是拍攝效率不高，鏡頭利用率低。該特寫時用大搖，該特寫時又沒有。尤其是拍小片時，帶子用了不少，但可用的鏡頭不多；三是攝像人員缺乏學習意識。技術不精也不學，一天天混日子；四是在與編導的配合上缺少服務意識與執行力。這樣一個隊伍，要承擔訪談節目以及十余個專題小片的拍攝任務，要拍出優良精緻的電視鏡頭，是很困難的。
當欄目的後期編輯、前期策劃、評價系統等制度建立以後，我終於可以騰出手來抓拍攝質量了。我先使了一招：規定每次拍節目出發前，前期編導、後期編導與攝像必須在一起開鏡頭分析會，而且要一個小片一個小片地寫出分鏡頭腳本。為了防止漏拍鏡頭，攝像必須按照腳本拍攝，每拍完一個鏡頭，就在腳本上打一個勾。我還特別規定，攝像到了現場，只能多拍不能少拍，更不準漏拍。這樣一來，攝像在拍攝的過程中有章可循。片子拍回來後，後期編導不必花大量時間在多盤帶子上找需要的鏡頭，前期編導也能及時掌握編輯情況。
然而事情的發展並非如我所願，當我把七八個攝像和編導召集到一起，第一次鏡頭分析會竟然開了一天還沒開完。大家七嘴八舌，這個説不到現場就不好寫分鏡頭；那個説就是寫了分鏡頭，到了現場還會有變化……瞎扯了一天大家出發了。到了節目現場，費了不少勁，可拍回來的鏡頭還是不咋地。
難道這分鏡頭真就這麼難拍？眼瞅著這種狀態，我心裏那個急呀！其實我心裏清楚，問題的關鍵還是攝像缺少積極性和責任心。如果一個攝像熱愛鏡頭事業，拍起節目來總會感覺到有過不完的癮。區區幾個小片的分鏡頭腳本，能算多大個事兒嘛！到了需要出活的時候，有的攝像一邊眼瞅著機器推脫説整不出來，有的卻縮在辦公室角落裏抽煙上網聊天。這種現象，説明了什麼？
看來問題還是出在制度上。有主意了。我讓5個攝像每人都寫一版節目的分鏡頭腳本，不記名編號，然後由主編組織當期節目前期編導、後期編導和有經驗的老編導組成一個小組，構成評價體系。大家投票評選出最好的腳本。誰寫的腳本好，就由誰來拍攝小片，這個小片的錢也就歸誰。一個季度下來，哪個攝像拍攝的最多，説明他的水平最高，下一個季度立即增加基本工資。哪個攝像拍的最少，便考慮末位淘汰。如果攝像不知道怎麼設計鏡頭，那就必須主動找前期編導溝通。
這個全新的制度一齣臺，局面馬上就轉變了。幾個攝像一改過去被“管”的被動態度，開始積極地“求”我給他更多的任務。在後來的拍攝過程中，攝像分鏡頭腳本不但寫得好，有了許多新奇的創意，並主動學習新的電視拍攝手法，鏡頭質量大大提高。
我一直認為，積極設計分鏡頭腳本的過程，也是攝像主動學習提高水平的過程。使用鏡頭語言是攝像的二度創作品質，這是一份智力活而不是體力活。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分鏡頭的設計水平，作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具備攝像的資格。同時，攝像隊伍終究是服務於策劃內容的，如果服務部門不能夠做到積極主動地服好務，那就是管理問題。從“管”到“求”，最大的差別在於從被動到主動，從自發到自覺。
攝像的問題解決了。就在我剛要松一口氣的當下，卻發現了又一個後期編輯工作中最不容易解決的難題。
責編：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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