窯洞裏的音樂家——史掌元

　　編導：楊鳳山

　　南山嶺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紅花朵朵開，唱得果樹長滿坡；

　　田坡林坡果樹坡，綠草青青牛滿坡；

　　南山坡上放聲唱，唱得幸福落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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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首誕生於上個世紀60年代的老歌。在幾個時代裏，它曾唱紅了大江南北，並被翻譯傳唱到許多國家，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40年後，這首優美的旋律伴隨著中共十六大的召開再次響遍神州大地。這優美旋律的編織者是誰呢？

　　2003年11月11日星期二，我作完《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的片子後，欄目組又讓我返回山西省昔陽縣，採訪的是一位農民作曲家，而且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惟一的農民作曲家。

　　一提起作曲家，人們腦海中就會産生一個定位的模式：蓄著長髮，穿著前衛，滿口吐著所謂有思想、有創意的詞兒，身邊還有一位形影不離、打扮時尚、濃粧艷抹、連做夢都想當名歌手的妖滴滴的小姐。我想，不管是專業作曲家，還是農民作曲家，大體上都是這個樣子吧。因為在當今的社會，這些人有隨心所欲的空間，有一群“有朝一日一定能成為令人追捧的歌壇名星”的期盼者。也許，我要接觸的這位作曲家，就是這樣的人吧！

　　11月14日，我從濟南踏上了去太原的列車，再次挺進太行山。在火車上，我撥通了昔陽縣委宣傳部一副部長的手機，向他簡單地説明來意，要求給予配合，並希望部裏能派車到陽泉火車站接我到昔陽，對方的答覆是相當令人滿意的。

　　下午兩點五十分左右，列車駛入了陽泉火車站。我隨著客流走出車站，四處張望，希望在視線內能出現昔陽縣委宣傳部來接我的車。張望了半天，等了半天，車沒來，我只好乘出租車趕赴昔陽。

　　來到昔陽縣委宣傳部，辦公室內有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小夥子在無聊地翻閱桌子上的幾張報紙。我走過去，介紹了自己的身份，並提出要見那位副部長。小夥子問我：你提前給副部長打招呼了嗎？我説：上午我與他通過電話。小夥子毫無激情地給副部長打了一個電話，説他在開會，然後，一動不動地繼續做他的事情，並擺出一副完全與他年齡不相符的深沉的臉。我無奈，只好點燃一支香煙，在走廊裏踱來踱去，慢慢地等待。

　　突然，剛才那間辦公室裏傳來一陣陣爽朗的笑聲，笑得是那樣的開心。我走進去一看，原來，小夥子旁邊坐著一位姑娘，可能是隔壁辦公室的。在姑娘面前，那位小夥子顯得是那樣的年青，那樣的天真，笑得是那樣的投入，剛才那副深沉的臉早已無影無蹤了。見此狀，我一腳門裏，一腳門外，進退兩難。乾脆進去吧。我順手摸起桌上的報紙，一目十行地瀏覽著。

　　“哎呀，太忙了，會還沒有開完我就出來了，你不是説明天到嗎？”

　　我轉過身來一看，就是他：一位身高不足一米七，身寬體胖的漢子，長著一副蠻實在的臉。他就是那位分管宣傳的副部長。我們是在拍攝《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時認識的，農民作曲家的線索也是他提供的。

　　我説，上午不是給你通電話了嗎，我下午到。他説：好，好。我馬上跟史掌元聯絡。他打完電話後，便帶我去昔陽賓館。走出縣委大樓，他指著旁邊的一輛車説：“上這個車。”我一看就笑了：老式的北京吉普車，可有多年沒有見過了，坐上去感覺肯定不一樣。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有身份、有職位的人，才能坐上吉普車。在那個年代，如果誰家門口能停上一輛吉普車，哪怕能停上十分鐘也行，就連周圍的鄰居們也感到臉上很光彩。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隨著一句“擁有桑塔納，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廣告語，在至尊位置風光了幾十年的北京吉普車，沒有幾夜的工夫就銷聲匿跡了，大街上再看不到它的影子了。今天能坐上這樣的吉普車既感到新鮮，又覺得不可思議。“這輛車是你個人的嗎？”我問副部長。他説：“不是，是部裏的，有事我就自己開著。”

　　到了昔陽賓館，把我安排在二樓。這時，已到了吃晚飯的時間，副部長陪我吃了一頓飯。飯菜倒很豐盛：四菜一湯，都是油菜、土豆、炒不爛、假豆腐之類的。飯後，副部長對我説：快到年終了部裏的事情很多，還要弄總結，訂閱報刊等等，明天上午，我通知史掌元到房間找你，我就不陪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十分左右，我的房間門被人叩開了，一位中年婦女扶著一位穿著樸素、右手拄著拐杖的高個老人進來了。我想，他倆是不是走錯房間了？中年婦女見我有些疑惑，便自我介紹説：“我是縣文化館的幹部，老人的學生，這位就是史掌元老師。”我一聽，作曲家來了，趕緊讓座，並寒喧了幾句。

　　我眼前的這位作曲家，足有一米八的個兒，由於歲月的侵蝕，使得整個身軀變得彎曲，駝背，兩腿站不直，行動緩慢；頭戴一頂農村常見的老頭帽，一件深色的又肥又大的已變舊的馬甲也難撐起他那削瘦的身體；鼻樑上那副老花鏡雖然幫助他解決了視力衰退的問題，但，反過來，我又通過老花鏡看到了史老那副歡樂與苦澀交織、知足與無奈相溶的神態。這就是中國惟一的農民作曲家史掌元。

　　我問：“老爺子，高壽啊？”

　　史老：“舊曆1920年11月初九齣生，屬猴的，今年八十四了，再過幾天就八十五歲了”

　　我又問：“你搞創作搞了多少年了？”

　　史老：“那有五十多年了。”

　　“你過去創作的歌現在還會唱嗎？”

　　史老：“會唱，就是有的歌詞我記不得了。”

　　隨後，我讓老爺子唱了幾首，嗯，蠻不錯。其中的一首曲子，我一聽太熟了：

　　南山嶺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紅花朵朵開，唱得果樹長滿坡；

　　田坡林坡果樹坡，綠草青青牛滿坡；

　　南山坡上放聲唱，唱得幸福落滿坡。

　　這不是《唱得幸福落滿坡》嗎？沒想到這優美旋律的編織者，竟然是眼這位生活在太行山深處的老農民史掌元。

　　我的顧慮也隨著這短時間的交流而打消了。在接受這個選題時，我對史掌元的人生背景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位八十多歲高齡的老人。就因為是“八十多歲”，當時我有些犯難：一般的八十多歲的老人往往都是老糊塗了，神志不清，記憶模糊，語音表達能力下降，而且常常是語無倫次，再加上大冬天的淌鼻涕、流口水。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期訪談節目就無法做了。

　　史掌元，在八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經歷了許多不同的時代，而每一個時代都給他留下了不同的印記。我就以時代為脈絡開始了對史老的採訪——

　　1920年，史掌元出生於太行山深處一個偏僻的小山村裏——山西省昔陽縣界都鄉里安陽溝村。在這個石頭比土還要多的土地上，史掌元的父輩們總想能多收穫一些糧食，來安撫整天嘰裏咕嚕地叫屈喊冤的肚子，他們把自己的汗水毫不吝嗇地灑進了土地，可土地産出來的糧食還沒有灑進的汗水多。於是他的父輩拿起鑼釵嗩吶，給有紅白喜事的人家吹吹打打，造造氣氛，以換取二斤高粱、苞谷等糊口的食物。久而久之，他們就成了演奏民間樂器的鄉村藝人。由於受家庭的熏陶，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史掌元就參加了村裏業餘劇團，與一群莊稼漢用舊曲新詞宣傳革命政策。這是史掌元藝術生涯的第一個起點。

　　在互助組時，大家白天勞動，晚上積肥。有的青年農民怕苦怕累，不時地抱怨，勞動熱情不高。年方三十的史掌元看在眼裏，氣在心中，咱們積肥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為了能多打糧食，過去就是因為勞力不足，糧食産量低，村裏餓死了多少人？現在團結起來搞互助生産，你又怕苦怕累？儘管如此，史掌元沒有直接去説服這樣的青年人，而是躺在炕上構思起來。第二天，一曲《積肥小調》在他口中一哼而出，很快在全村人中傳唱。

　　談到這，史老的激情上來了，隨口唱了一曲《積肥小調》——

　　一輪明月當頭照，全體勞動把肥搞；

　　镢頭鐵锨叮噹響，擔的挑的如穿梭。

　　淡淡月兒落山腰，肥料積得比山高；

　　大家看看肥堆笑，今年定要超指標。

　　哈哈哈，史老唱完告訴我説，這是他創作的第一首歌曲，從此以後，他的創作激情一發不可收拾。

　　還是在互助組時，有的農民不愛惜集體的牲畜，有時把耕地的老黃牛打得遍體鱗傷。史掌元心疼了，連夜作詞作曲創作了一首《大黃犍》，要用歌聲啟發鄉親們愛護集體財産，愛護牲畜。

　　談到這時，史老情不自禁地打著節拍唱了起來：

　　大黃犍，你嘴頭饞，墻根耕地你跪到邊；

　　恨不得一棒打死你，耕地全靠你出力；

　　我實在捨不得；哞——來來來來來”

　　史老唱完後，遞給我一支煙，説：“那些年我寫的生産方面的歌太多了。我本來就是一個農民，一個石匠，幹著幹著活，一首歌就在我腦子裏形成了。”我站起來給史老點煙時，突然發現，他那瘦骨嶙峋的手上至今還留有往日的老繭。我懷著敬仰之情，與這位農作曲家繼續往下聊——

　　史掌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和石匠，扶犁種地、攻山鑿石、砌窯洞是他的拿手好活兒。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卻用那結滿老繭的雙手，握起了靈秀之筆；他不但能打出千萬塊石頭壘梯田和窯洞，而且也能寫出比石頭還要多的音符；他雖然過盡了艱辛苦澀的生活，但是總能從艱辛和苦澀中提煉出歡樂。他懷著童稚之心，真純之眼，到處張望著，把各種各樣始料不及的美妙鏡頭展現在你眼前。1959年史掌元的成名之作《唱得幸福落滿坡》誕生了——

　　南山嶺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

　　唱得紅花朵朵開，唱得果樹長滿坡；

　　田坡林坡果樹坡，綠草青青牛滿坡；

　　南山坡上放聲唱，唱得幸福落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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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老放開歌喉，給我唱他這首《唱得幸福落滿坡》。當我問及這首歌的創作過程時，史老做了這番描述：

　　1959年國家文化部舉辦了一個全國業餘歌手新作品大獎賽。根據參賽要求，歌詞必須在《紅旗歌謠》上選歌詞。《紅旗歌謠》是郭沫若，周揚二人合編的。這些歌詞質量很高，都是好歌詞。這是挺厚的一本書， 我翻來覆去地選了很多很多遍，最後我選上了《唱得幸福落滿坡》。

　　我問：“這麼厚的一本書，怎麼偏偏選上了《唱得幸福落滿坡》吶？”

　　史掌元回答説，我是一個農民，《唱得幸福落滿坡》是反映農村生活的。當時，我村里正在搞植樹造林，綠化，種果樹。在這個時間，《唱得幸福落滿坡》這首歌詞，恰恰反映了農村的面貌。我選了這首歌就把它背了下來。背下來之後，我心裏想，一定要把這首歌寫好，我們的家鄉能夠變成這花果滿山，牛羊遍地的盛景，這有多美啊。我下地勞動，他們在一邊休息，我在一邊構思，用什麼樂器奏，用什麼旋律起，一邊哼著歌詞，一邊哼一個旋律。最後想出了這個旋律，就是：

　　“南山嶺上南山坡。”

　　想出了這麼一句，我晚上回家後，就把它記下來，第二句又：

　　“南山坡上唱山歌。”

　　又隨手寫下來了。用了五天時間這首歌就寫完了。我先拿給我們俱樂部歌誦隊的人，讓她們來唱。大家説，很好，很好。不久，省裏邊下來徵集全國業餘歌手比賽的作品，我就把這首歌拿出來，讓他們唱了唱，聽了聽，他們就帶回去了。他們拿回去，在省歌舞團找了一個劉甘瑜，她是唱山西民歌的，她唱了唱，就送到中央去了。送到中央後，評獎時間很長，用了半年時間。評了半年多時間，最後評出來一個全國一等獎的歌曲。當時參賽歌曲是很多很多的。第一首是毛主席詩詞《長征》，第二首就是《唱得幸福落滿坡》。獲得一等獎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就向全國播放這首歌曲，全國的各種報刊都在發表這首歌。獲了一等獎，當時給了一把二胡，一張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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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談史老的興致越濃，往日的困頓與苦澀，舊日的艱辛與歡樂，昔日的酸楚與冷漠，還有那伴隨他一生唱不完的歌，都娓娓道來，説不盡，唱不完。

　　史掌元畢竟是八十多高齡的老人了，儘管此時，他話未盡，意正濃，但我擔心：別一採訪把他“採”過去了。我的同行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他採訪一位八十多歲的民間老藝人，結果老人一激動，心臟病突發，沒幾分鐘的工夫，我那個夥計就把一個老藝人活生生地“採”死了。片子沒做成，還搭上了一條人命。

　　此時，已到中午十一點多了。我對史老和陪同他來的學生説：“今天咱們就聊到這兒，下午讓史老休息一下，明天上午我們繼續聊。今天的午餐宣傳部已安排好了，一會兒吶，咱們仨一起吃飯。”我們三人閒聊了一陣後，便進入了餐廳。

　　在一張大圓桌子上的一角，放著一盤炒油菜，一盤土豆絲，一碗麵條，兩張小餅。我明白了：宣傳部只安排了我一個人的飯，可是來了三個人。這樣，我少吃點，讓客人特別是讓史老多吃點。儘管這樣，我心裏還是過意不去，便對史老説：“史老，明天中午，我請你到飯店吃飯。”這時，史老的學生看不過去了，站起來衝著剛剛走出門外的服務員嚷嚷起來：“縣裏就這樣對待上面來的記者嗎？”我向她擺擺手，示意不要這樣説，坐下吃飯。

　　下午，我打開電腦，開始起草採訪提綱。我兩眼盯著電腦顯示屏，用自己獨有的“一指禪”輸入法，很快將史掌元的人生軌跡清晰地標出來了。

　　寫民歌，唱民歌，演大戲，做導演，以至當村裏業餘劇團的團長，史掌元樣樣玩得爽，最讓他上癮的就是寫歌曲。孰不知，在全國眾多作曲家中，史掌元是唯一用簡譜寫曲子的作曲家，因為他至今還不會玩“五線譜”。儘管如此，只要能搞創作，無論怎樣勞累，他總有坐下來寫作的閒情逸致；無論怎樣困惑，他總能靜下來，構思的悠遊灑脫；無論怎樣沮喪，他總能面前對大山，引吭高歌。

　　然而，史掌元的前半生走過的是一段艱辛又苦澀的生活之路，前妻病故後，再娶，又故，再娶。先後三個妻子共為他生了八男四女十二個孩子，全家十四口人就靠四畝貧瘠土地為生。夜晚來臨，十幾個孩子橫七豎八地睡在狹小的炕上，哪個沒有回來，數數那些又破又臟的鞋就知道了。儘管如此，史掌元生活得依然瀟灑自如，不為別的，只為了他能創作，能譜寫出更加優美的曲子。五十年來，共創作了2000多首歌曲，其中，在國家級報刊上發表的就有70多首。

　　從五十年代起，他就帶領著鄉親們在村裏唱，在田間唱，在鄉親們的炕頭上唱，在會場上唱，唱得都是家鄉的山，家鄉的水，家鄉的人，家鄉的事兒，唱出了對共産黨的情，唱出了對新社會的愛，唱出了太行山區人民的胸懷。

　　家鄉的山水草木，禽鳥禾木，風霜雨雪，親情友愛，時代變遷等都有可能成為史掌元創作的題材和藝術靈感的源泉。他創作的歌曲形式多樣，喜聞樂見，膾炙人口，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深受鄉親們的喜愛。史掌元創作的絕大部分作品都是誕生在這個小小窯洞裏，而後飛出這個山溝溝，唱遍全中國。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是史掌元一生中最輝煌、最值得紀念的“黃金時期”。現在再回過頭來看，《唱得幸福滿山坡》，仍是一個值得傳唱的藝術珍品：在風靡60年代的五首農村歌曲中，《社員都是向陽花》、《採茶舞曲》、《一條大道在眼前》、《毛主席來到咱農莊》都是專業作曲家創作的，只有《唱得幸福滿山坡》是一個長年與土地、與石頭打交道的農民、一個業餘音樂愛好者創作出來的。但身份的高低並沒有影響《唱得幸福滿山坡》在當代音樂史上的價值和地位。《唱得幸福滿坡》這一首上個世紀60年代的老歌，在幾個時代裏唱紅了大江南北，並被翻譯傳唱到許多國家。40年後，在黨的十六大召開之際，這首優美旋律再次響遍神州大地。

　　史掌元是一位可敬的老人，他把自己一生的心血化成了一串串的音符，化成了一串串優美的旋律，奉獻給了社會，美化著我們每個人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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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指禪”隨著思路在鍵盤上跳躍著，漸漸地覺得身體某個部位有種異樣的感覺，我用手慢慢地尋找，按撫，是肚子。原來，中午的飯菜本來就少，我又省給史掌元和他的學生吃了。我一看表，已是晚上六點多了，到吃晚餐的時間了。

　　我來到賓館餐廳一看，一個擺有幾十張大圓桌的大餐廳，就我一個人在這裡吃飯。七、八個女服務員身子靠在墻上，仰著臉，看著天花板，各想各的事兒。上飯很簡單：第一道菜是一壺山西老醋，第二道菜是肉不多花生卻不少的宮爆雞丁，第三道菜是清炒土豆絲，接著就是一小碗米飯和一小碗麵條。我狼吞虎咽一陣，離開了這清冷的大餐廳。

　　在回房間的走廊裏，我看到，賓館的一層樓和三層樓基本上看不到前來住宿的客人，只有二樓住著兩個人，一個是正要回房間的我，還有一位正好與我迎面走來。哎——，正朝我走來的那個人走路的姿勢怎麼跟我差不多呢？不會是我弟弟吧？當我倆相差五、六米遠的時候，我才發現，那個不是別人，正是我自己！原來，這個走廊頭上是一面大鏡子。

　　“服務員，請開下房間門！服務員……”我喊了三聲，服務員才懶洋洋地從值班室裏出來。我想：這兒的人怎麼都這樣？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服務行業老大的作風依舊附著在她們身上。別管那麼多了，起草採訪提綱是正事兒。

　　我的“一指禪”隨著思路在鍵盤上跳躍到子夜十二點。上床，關燈，睡覺。偉大導師列寧説過：不會休息的人就不會工作。

　　第二天早飯剛過，史掌元在學生的陪同下準時來到我的房間裏。一回生，兩回熟。史老一落座，先是煙茶來往，接著我倆圍繞著昔陽曆史和現在的話題侃起來，我看史老的激情上來了，話題一轉進入了正常採訪

　　1960年，在全國群眾文化工作會議上，史掌元被授予“農民作曲家”的稱號。這之後的兩年內，史掌元兩次進京，先後參加了全國文教群英大會，中國音樂家協會擴大理事會，受到了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熱情接見。在全國文教群英會上，史掌元還登臺演唱了自己剛剛創作的新歌《請到我們山莊來》。史掌元回憶説：當他的歌聲剛落，參加會議的周恩來總理站&&起來為史掌元鼓掌。

　　到了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懷念追思”成為史掌元創中的一大特色。他先後創作了《手捧清泉憶親人》、《毛主席恩情説不完》、《太行人民懷念總司令》、《我為總理扎花圈》、《看到太陽想恩人》等，其中《我為總理扎花圈》是在毛澤東紀念堂落成典禮儀式上，由著名歌唱家郭蘭英演唱的兩首歌中的一首。

　　進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各種各樣的流行歌曲鋪天蓋地湧來，這無形中給史掌元的民歌創作帶來強大的衝擊。面對這種情況，史掌元為自己制訂了一個方針：你寫你的流行歌曲，我寫我的民族旋律，咱各走各的道路。

　　史掌元是一位音樂家，卻一輩子沒有離開土地，一輩子沒有離開這個小山村，沒有離開自己住了幾十年的窯洞，卻擔任了25年的國家音樂家協會理事、28年的山西省音樂家協會的理事，至今仍擔任著山西省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

　　在採訪中，史掌元老人向我透露出自己的一個心願，就是想把自己用五十年精心譜寫的2000多首譜稿整理成書，留給後人，但苦於自己掏不出這筆費用。他曾請求山西人民出版社為自己刊印譜稿，可出版社要他支付三萬元的費用，老人無錢，就不敢多想了。

　　此時已到中午，為了兌現我要請史老到外面吃飯的承諾，我帶著他師徒倆繞過那冷冷清清的大餐廳，到賓館外面找酒店。在路上史老的學生劉女士與我爭執了起來，中午非要她請。我強調，請客要有先後，因為請客之事是我先説的。這時，史老也為劉女士辯護，説：“到我們這兒哪能讓你請客，如果你請客，我就回家啦。”

　　最後，中午還是劉女士做東。但是，我發現，劉女士在入座前頻頻地給她在縣農行當行長哥哥打電話説她要請客的事兒，看來，劉女士也是羅鍋子上山——前（錢）緊吶。

　　午飯後，我讓史老和劉女士先回去休息，並約定，下午兩點，我到史老居住的村裏看看（為了採訪方便，史掌元老人這幾天暫時住在城裏的兒子家）。我回到賓館後，一面繼續耍我的“一指禪”，一面給昔陽宣傳部打電話找那位副部長要車。

　　下午三時許，一輛北京牌吉普車離開縣城朝東北方向駛去。駕駛員依然是那位宣傳部副部長，車裏有史掌元和自己的老伴，坐在駕駛員一側的是我。吉普車沿著彎延的公路行駛，車窗外的山峰緩緩地向後移動。這時我才發現，每座山峰都是那樣的高聳、巍峨，山峰相連，山外有山。假若你立於高山之巔，放眼眺望山下那宛延的公路，那公路就宛若一條纏繞于山腳間的灰色綢帶，我們乘坐的吉普車就如同沿著綢帶爬行的綠色甲殼蟲。山峰巍峨，高聳入雲，這也許是太行山的本來面目吧！

　　吉普車在公路上放開腿地跑了十幾分鐘後，便離開了公路，沿著高低不平的砂石路向一條大山溝緩緩地駛去。這條砂石路不足四米寬，左側是懸崖峭壁，右側是十幾米深的大山溝，溝的對岸散落著幾華里長的青石窯洞。史掌元告訴我説：“這個村叫安陽溝村。我住的那個村是裏安陽溝村，在這條溝的裏面，從這算起，還有十來裏路吧。”

　　我們乘坐的吉普車，時而爬上了半山腰，時而又駛進了溝底，心裏真有點盪鞦千的感覺。這時，我才明白了，為什麼銷聲匿跡的吉普車能在這裡出現，是因為路況不好。如果是開著轎車來，那就寸步難行了。

　　“這就是我住的村子”史掌元在後面説了一句。我隔著車窗向外張望了一下，滿眼的大山、石頭、窯洞。車停穩後，我跳下車，先把史老從車裏抱出來，接著又把史老太太抱下車來。兩位老人一人拄著一根拐杖，沿著石頭路，艱難地往山坡上走。我跑上前去，一邊攙扶著老太太，一邊囑咐説：“別著急，咱慢慢地走。”老太太説，她有關節炎，這腿腳也不當家了。老太太還時不時地仰起臉看著我説：“我一看，你這個人長得就很面善，是有好心腸的人啊，菩薩會保祐你的，哈哈哈！”

　　史掌元家是一排座西朝東的窯洞，共有七間青石窯洞，窯洞前用籬笆紮起的小院裏擺著一大垛沒脫粒的玉米，玉米垛旁邊栽著幾棵果樹。走進史掌元的窯洞，靠窗子是火炕，旁邊一張老式雙人沙發和一個老式的大衣櫃，另外還有一對舊木箱和一張桌子。這就是著名作曲家的全部家當了。

　　史掌元要帶我到村裏轉轉，那就轉轉吧。裏安陽溝村是一個典型的小山村，兩面山之間夾著東西散落著的窯洞，窯洞是石頭的，路是石頭的，就連廁所、豬圈也是石頭的。村頭有一座由石頭水泥砌成的大舞臺，舞臺兩側鐫刻著：“到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毛主席詩詞裏的兩句話。足以看出這座舞臺是建於上個世紀七十代末期，同時也能看出在那個時候村裏的文化生活是非常豐富的。在村中間，有一座看上好像是大禮堂的建築，儘管整個建築體已被風雨剝蝕的很不像樣了，但從其建築規模上看，絕非是村民投資能建起來的。身邊的史掌元向我介紹説，1960年，這個村被評為全國第一個文藝活動模範村，縣裏派人建了這座農民文化宮，當時他就帶領大家在這裡唱歌演出。現在這裡已成了放雜物的倉庫了。

　　順著石路往山坡上走，是一所音樂學校，是史掌元創辦的。前兩年，上海一家文藝單位出於對史掌元這位老作曲家的尊敬和關懷，資助史掌元五萬元的生活費，然而，史掌元用這筆錢創辦了這所音樂學校，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將來能在音樂方面有所建樹。可是，由於這裡偏僻，條件又差，很多音樂教師都不願意到這裡任教。上海一家單位贈送給學校的一架“雅瑪哈”電子琴，至今無人會用。

　　走在這凹凸不平的石頭路上，看著這滿眼的石頭與石頭構成的小山村，看著在寒風中搖拽的枯樹，漸漸在我腦海中也形成了一首歌詞——

　　把酸楚咀嚼成甜蜜，把困頓釀成歡樂，冷漠中提取熱情，艱辛中兌換愉悅。而後把從中汲取的美妙旋律再灑給大地，重新傾吐給人們的生活。他曆盡了艱辛，嘗盡了苦澀，卻不期待著回報與取索，這就是史掌元老人的性格。

　　傍晚，我們回到了昔陽縣。進入賓館後，我的“一指禪”隨著思路繼續在鍵盤上跳躍著。

　　又到吃飯的時候了，我想，餐廳裏大概還是給準備的炒油菜和土豆絲吧，光吃那東西也不行，得改善改善，弄點豬頭肉吃。於是，我跑到街上，四處尋找賣豬頭肉的店舖，跑了好幾個地方，終於聞到了豬頭肉的香味，也沒問價錢，上去就要了一塊豬頭肉，上稱一稱，二斤六兩，然後，又買了一瓶衡水老白幹。回到房間，我一隻手敲電腦鍵盤，一隻手端酒抓肉。一瓶酒喝得差不多了，8000多字的採訪提綱也寫完了。

　　第三天一大早，史掌元拄著拐杖來到房間。我一邊吸煙喝茶，一邊印證採訪提綱。別看史老八十多歲了，但思維敏捷，記憶清晰，發生於幾十年的小事兒都記得非常清楚，而且還能講出事情的來龍去脈。

　　當我問及他晚年的生活情況時，老人沉默了。過了許久，老人才説，頭些年自己還能以種地為生，可這幾年，人老了，地裏的活也幹不動了，收入也沒有了。出作品還能掙幾十元的稿費，但這解決不了他與老伴的生活問題。幸虧社會上還有一些好心人，每到逢年過節都資助他點生活費。就這樣，一年一年地過來了。

　　我問他，你是中國惟一的農民作曲家，是為昔陽縣做出過貢獻，爭得過榮譽的，當地政府不給你點生活補助嗎？老人搖搖頭，沒有回答。

　　其實，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山西省一家省級文藝單位向昔陽縣提出要把史掌元調到省城做專業作曲家，並答應解決史掌元的戶口問題，可當時的昔陽縣主要負責人，為了突出昔陽縣有一名農民作曲家的政績，就是沒有答應對方的要求。

　　我的前期採訪任務結束了，下午要坐兩點多的火車返回北京。

　　臨走前，我一定要實現自己的承諾：就是請史老吃頓飯。不到上午十一點，我就攙扶著史老來到一家涮羊肉店。可史老説自己的牙口不行，吃涮羊肉恐怕咬不動。好，咱就找一個你老能咬動的！我們倆又來到一家排骨店。那排骨熱騰騰、香噴噴，油汪汪，又是離骨兒。我問史老：咱吃這行吧？史老頻頻點頭説：“行，行。”我點了一大盆排骨，幾個小菜，一瓶酒。史老説，他不喝酒。好，不喝酒，你吃。我一邊一杯酒一塊肉地喝，一邊不住地往史老盤子裏夾排骨。史老吃得很香。這一盆排骨差不多被史老吃了一半。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一次能吃這麼多的肉，看來，他有很長時間沒有吃到肉了。

　　我要走了。史老握著我的手問：“你什麼時候再來呀？過幾天，我就八十五歲了。”

　　我明白史老這句話的含義，向他點點頭説：“很快。”

　　告別了史掌元，我一個人提著包趕往汽車站，離開了昔陽縣。

　　我説是很快就會返回昔陽，實際上，中間相隔了一個多月。

　　2004年12月23日，我帶著攝製組的王凡、焦峰重返昔陽，開始實拍。在離開北京前，我給昔陽縣宣傳部的那位副部長打電話，説我們明天早上五點鐘到達昔陽，請他在昔陽賓館預留兩個房間。副部長答應的依然是令人滿意。24日早上4點我們在陽泉下車後，一群“的哥”熱情地拉我們上車。這回可比上次去大寨時有經驗多了，先問他的車買過橋費沒有，然後再問價錢，弄準了才上車。這位“的哥”説他有過橋費，可快到收費站時，卻要繞道而行。哈哈，前面設有欄杆，此路不通，只好原路返回。別説，山西的“的哥”就是“刁”，他緊跟在一輛大貨車的後面，等前面大貨車交完費過去了，他的車緊隨著大貨車了“溜”過去。不到五點，我們就來到了昔陽賓館。我喊起來總服務台的值班人員，問宣傳部給我們預留的是哪兩個房間。這個值班員查了查登記冊説，宣傳部沒有預留房間。我只好登記，開兩個房間休息一下。

　　上午八點，我打通了那位副部長的電話，要他派車把我們送到史掌元所在的村裏。到了九點，副部長帶著車來了，一見我面就説：“哎呀，你不説是明天來嗎。今天我有事，讓我們的司機送你吧。”我説：“史掌元家住得離縣城比較遠，我們住在史老家裏，走的時候讓司機幫我們找一個菜市場，買點肉和大米什麼的。”

　　我們裝好設備，開車先來到一家菜市場，買了六斤豬肉，一袋大米和一些白菜之後，就上路了。來到史掌元家快十一點了。王凡和焦峰兩人下車後，馬不停蹄，立即投入到了小片的拍攝中。我則進廚房開始燉肉，燜大米飯，因為我們三個人連早飯還沒有吃呢。我精通廚藝，一寸見方的連刀肉嚓嚓一切，淘好的大米往爐子上一放，不到半個小時的工夫飯菜就做好了。到了十二點半，王凡、焦峰扛著攝像機累得歪歪扭扭地回來了。馬上開飯！我們三個，再加上史掌元和他老伴，五個人在院裏一圍就吃開了。還是老人為先，我先給兩位老一人夾了一塊肉。剛才説了，我切的是連刀肉，夾一塊能帶出了一大串兒。史老吃完了一串，我又給夾了一串。他老伴説：“我活了這麼大年紀，還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大塊的豬肉呢”。我説：“你們平常吃肉都切多大塊？”“我倆平常很少吃肉，沒有錢。”我一聽，馬上又給老太太夾了一串肉，讓她好好地飽飽口福。老太太笑了，説：“我家過年吃肉的時候，都是切成像苞谷粒似那麼大的片，炒，再放些青菜。一點肉能炒一大盤子。”我問她：“這大米飯怎麼樣？”她説：“你這樣做不好吃，為啥呢？不粘糊，都是一個粒兒一個粒兒的。”我們五個人連吃帶嘮，兩位老人很開心。

　　放下飯碗後，我們三人扛著設備，氣喘吁吁地爬上對面的大山開始拍攝一位農民扛著镢頭行走在山樑上唱歌的鏡頭。太行山區的確比北京冷得多，一個月前下的雪至今還能在山腳看到。山頂上的風呼呼地響，吹的人都有些站立不穩，手腳凍得受不了。王凡、焦峰還是不住的換機位，尋找最佳角度，堅持把所有的鏡頭拍完。

　　在太陽落山的時候，我們回到了村裏。一進史掌元的窯洞，哇——熱鬧了。村裏的十幾位青年婦女聽説，中央電視臺的要給她們的史老師拍電視，都高興得不得了，一起擠進史掌元家的窯洞裏，坐在炕頭上要為我們演唱史老的歌。好哇，你們就唱吧，你們唱多少，我就拍多少。她們唱得很帶勁，很投入，一首歌有時唱好幾遍。我們拍得也是順手。我突然發現，在這些唱歌的人當中還有兩位五十多歲的婦女，她倆與這些年青人一樣放開歌喉，盡情地歌唱。這歌聲飛出窯洞，飛越山村，傳遍夜空，在大山深處久久回蕩。

　　在歌聲中，史掌元的老伴忙碌著為我們燒炕，並鋪好了三床被褥，因為這兩天我們要住在史掌元家，這樣可以縮短拍攝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晚飯是史掌元的老伴做的，她説，我做的大米飯比你做的好吃。好，那就吃一頓好吃的大米飯。她把大米飯端上來一看，是蒸大米，上面還有一汪米湯兒呢。這種做法倒麻煩，就是先把大米煮一下，撈出來放在盆裏，然後，把裝有米的盆放在鍋上蒸。這樣做法，不但養分丟失，而且口感也不好。她説，這種做法還是從外面學來的，自己平時很少吃大米。

　　晚上，我與王凡、焦峰睡在另一間窯洞裏的火炕上。到了下半夜，忽聽山風大作，刮得屋門吱吱作響，一陣陣冷風順著門縫擠進屋內，凍得我們三個人都萎縮成了“團長”。我知道，一群膘悍的西伯利亞“寒牛”從蒙古國境內，闖進了我國，開始影響北方地區，大風降溫的天氣出現了。

　　一大早，王凡、焦峰在凜冽的寒風中繼續拍攝戶外鏡頭。這真是：手麻腳涼耳朵凍，掀衣掩面側身行，屋裏屋外一樣冷，渾身四處盡寒風。

　　由於這裡吃水困難，大家都節約用水。像我這種半會兒離不開茶的人，到這兒也關起小閥門，控制流量了。中午，我們三個人用一盆水洗臉，到吃完午飯的時候，這盆水已經結成冰了。

　　除了天氣寒冷外，這裡還是信號盲區，無論是移動，還是聯通，手機都收不到信號。這下可急壞王凡和焦峰兩個小夥子。因為手機打不出去，就無法與遠方的女友傾吐思情。不過這兩個小夥子還是有辦法的，先把各自的短信內容編輯好，然後通過剪子、包袱、錘來定輸贏。輸的一方拿著兩部手機跑到村邊的高山頂上去發短信。這回是王凡輸了，他一手握著自己的手機，一手拿著焦峰的手機，頂著寒風爬到南邊高山上發短信，爬到山頂依然沒有信號，然後又從南山爬到東山，才把短信發出去。當王凡跑回來向焦峰報喜時，焦峰卻怒了。為什麼呢？焦峰説：“王凡在山頂上把我的手機給凍壞了。”哈哈！

　　按照拍攝計劃，製片人兼主持人肖東坡和另外一名攝影師王成明天天亮前抵達昔陽，並在昔陽賓館與我會合。今晚我得住在昔陽。於是，我用史掌元家裏的電話與那位副部長聯絡，要他下午四點派車來接我，他的答覆依然是令人滿意。我從三點半就開始等，等到五點半，車還沒有來。我不時地走到村口眺望，眺望。這時，我真正感受到了電影中，那位年邁的老母親在寒風中孤零零地站在村頭，等待著久去未歸的兒子那種焦慮的心情了。到了六點，車才來。到了賓館後，那位副部長來了，説：“明天接送你們的車輛都安排好了，明天我還要開會，就不陪了。”之後他就走了。

　　我臨從北京來時，一位同事要我給捎幾瓶山西産的一種保健醋。因為明天拍完後，接著就返回北京。我就利用這個時間，抓緊辦保健醋的事兒。我跑了兩家超市和幾家賣醋的小店，都沒有這種産品。最後，買了一個大火腿回來了，因為晚上我還沒有吃飯吶。

　　這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我坐在一輛急速行駛的大貨車上，突然，另一輛運煤的大貨車從交叉路口駛來，把我所坐的大貨車攔腰撞斷。

　　我被嚇醒了，看看表，正好是早上四點半。這時，肖東坡打來電話，問我住在幾號房間。我回答是住在208。過了一會兒，他又打來電話問我住在哪個賓館，我説在昔陽賓館。原來他和王成下了火車，就直奔陽泉賓館了。哈哈，哥們兒，搞錯了，你還有四十公里的路沒走呢！

　　到了五點半，這倆個老夥計才趕到昔陽賓館，我們説了一會話後，都休息了。

　　吃早飯的時候，肖東坡説：“睡了這一會兒，做了一個惡夢，夢到一夥人拿著刀追我。”他説做了一個惡夢，我聯想起昨晚自己的夢。我對他説：“今天咱得小心點。”心裏想，我臨來時剛買了一份海陸空的人身保險，難道一齣門這保險就用上了嗎？

　　吃完飯，我們一行三人乘坐那輛吉普車奔赴裏安陽村。我與肖東坡一人做了一個惡夢，心裏有些打怵：今天是不是要發生一起車毀人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哇？如果是這樣，那將是“一代名記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了”。路上，我和肖製片不時地提醒司機：“慢點，慢點，咱慢慢地走”。哈哈，心裏害怕，一旦誰出點事兒，“陣亡了”，世上又會多了一個寡婦。不是説“先天下之憂而憂”嗎？俺倆一上車就開始“憂”起來了。

　　今天的實拍比較順利。史掌元一會説，一會唱，氣氛也很熱鬧。拍完時，已是中午十點半了。大家顧不得吃午飯，收拾好設備，登上宣傳部派來的麵包車，直奔陽泉火車站。從昔陽到北京，我和肖東坡嘛事兒沒有。多慮了。哈哈，老兒子結婚——大事完畢。

　　在的床舖上，放著幾張紙，打開一看是焦健寫的《小焦書記》文稿，但在文稿背後發現有這樣的一段文字：親愛的，請允許我最後一次這樣稱呼你，我知道，你是一個坦蕩、專一的好男人，我不會讓你背負不義之名，你有了好的歸宿，我從內心倍感欣慰。我愛你，但我不自私，當初我不願意讓你選擇我，就是不願讓你選擇艱難，我衷心祝你幸福。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中是一個愛情神話。永遠是太昂貴的誓言！我所以在最無助、最苦難的時刻向你傾訴，是因為在這個世界觀上，你是惟一知道我痛的男人。親愛的，我們曾一起哭過，一起笑過，一志起相互支撐走過一段最艱難的日子，曾經痛著你的痛，曾經苦著我的苦！親愛的，我何幸遇你，又何不幸與你擦肩而過！你帶給我一生最美好的回憶！親愛的，你可知道，因為你，我在最絕望的時候仍有希望，因為你，我在最無奈的時候仍堅信人生的美好，和你在一起的點點滴滴，是我永不磨滅的記憶！你為我書寫的詩詞，我早已按時間先後整理在一起，並寫了序和後記，你和這一切是我人生最寶貴的財富！序言：遇上你，是我的緣，讓那日月星辰為我編。後記：問雁兒你因何流浪？問雁兒你因何飛翔？我願用柔情萬丈，為你你築起愛的宮墻，卻怕這小小的雁巢，成不了你愛的天堂！問雁兒你可願歸來？問雁兒你可願成雙？我願用愛心無限，為你醫治心的創傷，又怕你飄然離去，讓孤獨笑我癡狂。

　　親愛的，請允許我最後一次這樣稱呼你，我知道，你是一個坦蕩、專一的好男人，我不會讓你背負不義之名，你有了好的歸宿，我從內心倍感欣慰

　　我想焦健要離開原單位是不是與這有關呢？可是沒幾天，焦健收拾鋪蓋走了。

　　幾天后，我在收拾床舖的時候，又發現了一個紙條：是你的嘴唇粘信了一切，是你的體貼讓我再次熱烈，是你的萬丈柔情融化冰雪，是你的甜言蜜語改變民季節。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