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導：朱妮

　　從5月前期採訪，6月拍攝，7月編輯，《一個人的抗戰》耗時近三月。對我來説，這段日子並不好過，是一個質的蛻變。也正因為此，它在我大腦皮層溝壑裏留下的印跡至深。或許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竟使得我不敢下手再做下一個片子了。

　　《一個人的抗戰》主角樊建川，是一個很難定位的人——收藏家、儒商、館長……做片子過程中壓力相隨，我想很大程度上來自仰視樊建川的辛苦。

　　因為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的契機，我們選擇了他的一個小小側面：收藏家，甚至只選擇了收藏中的又一個小小的側面：抗戰文物收藏。而僅此一點，便足以讓我又繼續伸著脖子仰望。

　　前期聯絡的過程很順利。樊建川是個豪爽的四川漢子。從另一個編導那裏得知聯絡方式，拍攝的相關事宜在電話裏竟全部搞定。相比後來的策劃拍攝和編輯，這樣的開頭顯得輕鬆，也讓隨之而來的困難和瓶頸把我搞得猝不及防。

　　最先到來的問題是前期策劃。寫完《賭王反賭》和《毛孩》的策劃，我一廂情願地認為樊建川這期策劃也不會刁鑽到哪去。寫完一稿，滿懷信心遞交製片人，得到評價：邏輯亂、東西雜、思路不清。對於策劃，相當於死刑啊！小敲小打濕改不好思路上的問題的，看來得從根本思路上大刀闊斧地改了。再次搜索樊建川的資料，再次從抗戰文物中尋找切入點。二稿出爐。被打回。繼續東西雜亂。

　　有點焦慮了。我寫東西的習慣歷來如此：一開始找不對路子，接下來也完蛋了，拗到一根筋裏怎麼都出不來，看來這次策劃凶多吉少。後來我自己梳理這個過程，還是沒能以一顆平常心對待這次策劃，仰視讓我扭痛了脖子，也迷糊了眼，看到東西都想往策劃裏塞，結果一盤散沙。

　　接下來的問題很明白：如何刪繁就簡，如何取捨。而解決問題似乎不在我能力範圍之中了。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之作，是政治題材，是歷史題材，牽涉的東西太多。縱使我有三頭六臂，單憑我這23歲的淡薄閱歷也是難以拿捏妥當的。

　　三人行，必有我師。百忙中的製片人給我找了三位老師解決這個問題：閱歷豐富的趙；老師、頗懂歷史的楊老師和潘老師。三人合力，稿子得到改觀。

　　問題接踵而至。憑著其他媒體的二手資料，定下來重點訪談的這些文物內容，是否合適，又是否是最經典的呢？網上找不到答案，電話裏也講不明白。

　　於是有了五一期間的前期調查。我和一個攝像奔樊建川而去，奔樊建川的文物而去。對於後來的策劃，這次調查卻給了我意想不到的結果。

　　5月3日見到樊建川。年輕時應該算是個帥哥。我們在建川博物館（專門展覽樊建川私人收藏的文物）坐落的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落腳——一個很安靜的小鎮，和大地主劉文彩的劉氏莊園相鄰而居，將抗戰文物、文革文物放在這樣一個有積澱的地方，樊建川的眼光可想而知。

　　是帶著任務來安仁的，一是為了樊建川，更是為了他的文物。

　　和樊建川的交流並不容易，問題在於他根本沒有時間，既要管理建川集團整個房地産的宏觀問題，還要忙建川博物館這一件于國家於民族都當之無愧的大事。可能是每天不得不日理萬機的緣故，樊建川的語速也相當快，相同的説話時間比平常人要多一倍的信息量。這點讓我很興奮，節目的內容勢必很多，嘉賓説話快有利於談話。和樊建川在飯桌、辦公室裏的談話讓我們得到信息，在收藏抗戰文物之外，樊建川有著更多更有意思的人生故事。

　　文物的狀況卻讓我擔心了。一來文物擺放的地方不利於拍攝，二來文物多是瓷器，珍貴而且易碎。我和攝像在樊建川的文物室裏呆了整整一天，將前期策劃中“欽點”的文物小心翼翼地拿出來，布光進行拍攝。

　　四天后回到北京，開始梳理重新寫稿。本以為前期採訪能讓我思路變清晰點，結果“雲深不知何處去，只緣身在此山中”，和樊建川的接觸加深了對他的尊重，卯著一股勁想把他的人格魅力體現出來。結果又出現了和二稿一樣的問題，貪多貪大讓稿子成了個大胖子，線條全沒了。

　　製片人急了，我也急了。稿子簡直讓我一夜白頭，怎麼改怎麼不對頭。我深感壓力，在壓力中也要深深感謝肖老師，給一次壓力其實就是給一次絕佳的機會。無論如何，稿子得繼續改下去。於是，繼續刪除，繼續衡量，繼續忍痛割愛，繼續改。

　　5月底，決定趕赴四川正式拍攝了。出發前，稿子仍戴著未定的帽子。忐忑不安地來到了安仁。在正式錄製訪談前，身上的擔子不輕。最大的問題在於稿子還是懸而未決，二來文物是否能安全到位呢？

　　第一個問題，製片人熬了兩個夜幫我解決了，肖老師改稿子的韌勁讓我嘆服。來《鄉約》這麼久，最怕的事情就是和肖老師對著改稿子，因為他想得多，問得多，寫得快，寫得好。這次改稿讓我深深感受到了這一點，一個關於抗戰時間的數據讓我無地自容，寫了一個月的策劃，居然忽視了這麼重要的歷史真實性，真是欠打。上網查找，結果出門就摔了個大跟頭，看來真是因果有緣。

　　改完的稿子出現了質的變化：順暢了，互動有力了，開頭巧妙了，結語提升了。改完稿子，我稍稍緩了口氣。

　　6月2日，正式拍攝。近十件文物的準備讓我們忙了好一陣子。談話所需的文物有部分是非常珍貴的國家一級文物，例如那張《飛虎圖》，樊建川的司機一直牢牢背在身上，生怕出了什麼差錯，並且直到最後時刻才拿出來，還有一些世界僅此一份的文物，例如日軍完整的八本日記，接過它們的時候，我心裏都在打鼓。我還記得拍攝完成時，我長舒一口氣對自己説：“對付文物比對付人難多了”。

　　因為烈日，因為都是老觀眾的原因，拍攝時間拖到下午4點，以後我也不敢完全相信天氣預報了，説好陰天的結果太陽都白了。佈置現場的過程，要感謝焦峰、王凡和鍛鍊。忙裏抽空拍攝的樊建川的幾個特寫，要感謝焦峰，樊建川是個不好對付的嘉賓，不聽鏡頭的話，後來回放時看到這幾個頗有韻味的特寫，足見焦峰的“磨”功到家，用樊建川的話説是折騰。

　　是啊，折騰！一個半小時的折騰，節目順利完成，文物沒有弄錯，觀眾反應很好，嘉賓情緒高漲，主持人聲情並茂，讓我覺得內疚的是讓主持人和嘉賓流了太多的汗，頂著烈日做訪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回到北京，開始節目的編輯工作，學習對像是老編導涂華。跟涂華我學了很多，如何快工出精活，如何提高效率，如何保持節目編輯的連貫性，如何配音樂，如何保證頭腦的清晰和節目的清晰。

　　節目順利編輯完畢，找歷史資料的過程比較痛苦，涂化老師錄了幾天才找到所需的資料。7月4日審片，大家鼓勵很多批評也很多，心存感激，肺腑之言。

　　明天就要播出節目了，這時的我很平靜，下一個節目馬上到來了，又要開始新一輪了。

　　樊建川介紹：

　　“在收藏這數千件抗戰文物的過程中，我接觸到它們僵硬外殼下活躍的生命……”樊建川希望人們從中找回激情和純真。“插過隊，當過兵，教過書，做過官，後辭職經商”，幾乎所有建川公司提供的有關這家公司掌門人樊建川的簡歷中，都有這段話。這顯然出自樊建川本人之手，他為文喜用短句式，説話語速極快，一如他的行事作風，乾脆利索，速戰速決。

　　這個濃縮了樊建川18歲以後經歷的簡短排比句式使用了過去完成時，但另一件貫穿始終的事卻沒有排比進去，那就是收藏。自認是收藏天才的樊建川把自己的收藏元年定在5歲，那一年，他收藏了自己在幼兒園的一份成績單，這份藏品現在已經成了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數十萬件生活藏品的一部分。這在一個側面可以看出樊建川後來成為‘文革文物收藏家’的部分端倪，他的另一個名號是“抗戰文物收藏家”。

　　這個出身於軍人世家並有近10年行伍經歷的中年人稱自己“很戀舊”。從有規模地收藏開始，樊幾乎把每一個不工作的雙休日都花到北京、上海、西安、武漢、鄭州等地的古玩市場了，在這些地方，因為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樊的身份是“開面館的”。自言有農民般結實身體的他稱，所有藏品都是自己親手帶回成都家中的。“這要感謝在農村和部隊打下的底子。”看到這些“把玩起來都會讓人手心發燙”的藏品被封存在倉庫裏，樊至少焦慮了5年，等到有了建一個博物館聚落把它們拿出來和大家分享這個念頭開始，樊做事更加急如星火，快如閃電。在每週的5個工作日裏，樊都要坐著他的奔馳車在成都、都江堰、廣元和安仁之間穿梭，他公司的項目都集中在這4個地方。樊一共換過4輛車，從最初的長安奧托、普桑、奧迪到加長紅旗，樊一直是國産車的擁躉，“現在要跑高速，要快也要安全”，於是才有了與其地産商身份相匹配的座駕。

　　因為低調，樊在地産界的名聲不如在收藏界大，這似乎符合他對自己人生的設計。在談到當年以最年輕的常委身份，從宜賓市常務副市長辭官經商這段經歷時，樊強調了兩點，一是不想在一種過於程式化的生活中耗盡一生，“整天坐著開會實在不能適應，即便做到這個位置，也不覺得有什麼成就感”，另一個原因就是收藏，“以我的性格和做人的原則，是不可能靠做官來發財的，可一個國家公務員的收入是養不活一個收藏家的”。經商10年，樊已在收藏上投入上千萬，不過，他的公司每年上繳的3000萬利稅讓他更有面子。

責編：肖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