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上有個大導演

央視國際 2004年12月14日 12:10

　　編導：馬智超

　　因為節目的原因，我與周元強見面是在節目錄製完成後了。他來到北京開會，因節目的需要我向這位周老師要了一些他所拍攝電視劇的情節鏡頭。在我的眼中，這位49歲的周大導演，個子卻不是很高大概1.6米左右。僅從外表看，他的感覺與人們印 象中的遮陽帽、大鬍子、黑墨鏡構成的導演的那個酷樣，相距甚遠。不錯，他像個地地道道的農民。然而就是這個周元強卻是用自己的小DV自編自導了23部電視劇，並身兼編劇、攝影、製片人等數職，是一個完完全全的大導演。

　　據我的同事介紹，他們初次見到周元強的時候，是在他的拍攝現場中，看到他正在邊比劃著手勢邊叫停：“卡卡卡！”“過！蠻OK蠻OK！”如果這些夾雜著洋文的術語，從某個港臺導演口中喊出，那麼我的同事們會覺得一切就再順理成章不過了，但問題是他出自於周元強的口中，就顯得不那麼簡單了。周元強所導的戲會永遠發生在江西省景德鎮市的竟成鎮，周元強的戲中的演員也同樣是竟成鎮的村民。當然，導演也永遠是他自己。

　　當我了解到他只用4000元拍一部電視劇時，感到非常好奇，要知道現在一部國産電視劇的製作成本已到幾百萬元，他是怎樣做到的呢？據説“瓷都”景德鎮知名度最高的人，恐怕要算周元強了。儘管他既不是政府高官，也不是藝術大師，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鄉鎮文化站站長。從此我就留意著他的一些事跡了。

　　1970年，15歲的周元強初中畢業後，回到竟成鎮樊家井村。像豆芽菜般的他，每天要擔兩個和他差不多高的糞桶上工。只要説起幹農活，他就成為村裏年輕人取笑的對象。一次插秧，有人撿到一張連環畫頁，“呼的”圍上許多年輕人搶著看。周元強久已抑制的“文化”衝動被激活了。他把自己存了一年的30多元錢拿出來，買了65本書。然後，鄭重在自己9平方米的小屋門口挂起了“文化站”的牌子。從此，小夥子、大姑娘們幹完活就自動聚集到“文化站”。周元強受到了期盼已久的年輕人的尊重。上世紀80年代，“文化站”又添置了一台電視機。雖説只有一個江西臺，還要收兩分錢一張的門票，可一到晚上，年輕人還是把小屋塞得滿滿的。這種熱情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

　　看得多了，周元強腦子裏突然冒出個“歪主意”：以前農民們閒了唱大戲，演一場看一場，現在能不能把唱大戲變成拍電視劇，反正都是演戲嘛！他把這個想法跟大夥一説，聽的人都笑出了眼淚：就憑你這“文化站”，窮得叮噹作響。靠一幫子農民，還想辦那麼“高層次的事”？ 周元強覺得這沒什麼好笑的。不過就是把我們身邊的人和事，用攝像機拍下來罷了，有什麼難的？他一狠心，從銀行貸了7000元，又專程從上海買了一台家庭用的M7攝像機。 接著是沒日沒夜地趕寫劇本。

　　他的處女作叫《裏村星火》，主要講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共産黨領導的農民，和國民黨、地主反動勢力作殊死搏鬥的故事，屬於革命歷史題材。儘管足足準備了近半年，可在拍攝前夜，周元強還是失眠了：這支完全由農民、屠夫、木匠組成的攝製組，明天能拍成什麼樣呢？ 第二天，拍攝現場人山人海，村裏的男女老少早早趕來看熱鬧。可拍攝一拖再拖，因為幾個主要演員睡過了頭，有的臨陣脫逃。第一個鏡頭是演員騎馬朝天鳴槍。由於是首次演戲和騎馬，演員手腳僵硬地爬上馬背，立刻就被摔了下來，反反復復七八次才成功。好容易上去了，周元強又遇到了難題：他在前面拍攝，如果馬失控後飛奔而來怎麼辦？“好怕人吶！”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周元強不住地搖頭。從那刻起，他明白了拍電視遠不像自己想像得那麼簡單。《裏村星火》中有一場戲：一支4個人的八路軍小分隊要出發了。可是，作為道具的揹包一個要100多元，而劇組只能買兩個。怎麼辦？ 周元強使勁搓著手走來走去，忽然靈機一動，只增加一句臺詞就解決了問題---一個女八路説：“連長，你們兩個先走，我倆隨後就到。” 拍戲用的是塑料玩具手槍，演員們反映聲音和視覺效果都不逼真。周元強急中生智，讓演員準備開槍時，其他人趕緊把一個點燃的小炮放進槍口，隨著“啪”的一聲，煙霧、火花都有了。 拍遊行的場面，演員沒那麼多。周元強把手裏的機器擺弄來擺弄去，發現居然可以打重影！這下子，他做出的遊行場面簡直人山人海。 當年10月，《裏村星火》攝製完畢。首次播出時，連鎮上外出打工的村民們都回來了，整個村子沸騰了。一個只能容納五六十人的大廳居然擠進了200多人。“如果誰把胳膊舉起來就別想再放下”。 只要劇中出現一個人物，便引來一片笑聲。觀眾中不時發出喊聲：“這個是你叔叔”，“那個是你爸爸”，“看！我的孩子在裏面”，“瞧！你舅舅是個壞蛋”。村民們的熱烈反映，完全出乎周元強的意料：“那麼一個小小的東西，能讓村民們那麼高興……” 打那以後，“文化站”只要籌集到200元時，周元強就組織大家拍一天戲。在哪個村拍戲，就變成了哪個村的節日。

　　拍片是沒有分文報酬的，可自願加入進來的農民越來越多。周元強估計，參與拍攝的農民總計已達到兩萬人次，僅登記在冊的農民演員就有1600多人。周導演根據水平和態度，分別把他們定為一級、二級、三級演員。“想成為一級演員，必須是‘百花獎’得主。”周元強一臉嚴肅地説，“當然，這個‘百花獎’是村民們自己評選的。”雖説只是拍給鄉親們看，但在細節上周元強絲毫不敢馬虎，因為“不能讓人笑話”。經過幾年的摸索，演員們在演技上有了不小的進步，以致有一次拍攝一場戲時，差點以假亂真。

　　刑場上，一對母女在分別：“匪兵”對20多歲的年輕母親威逼説，只要你説出紅軍的傷病員藏在哪，我可以向團長求情馬上放了你。 試了好幾遍，演員越演越投入。年輕母親一口唾沫吐在“匪兵”臉上。“呸，你別做夢了，廢話少説，開槍吧！”説罷，低頭安慰懷中被嚇得大哭的孩子，“好女兒，別哭，媽媽就要走了，你要聽黨的話，長大了為媽媽、為千千萬萬的死難烈士報仇！” 話音沒落，在場扮演村民的演員和一旁看熱鬧的觀眾，頓時哭聲一片。一旁76歲的老漢黃萬堂忘了這是在拍電視劇，舉著拐杖衝上前去，對那“匪兵”一通猛打。周元強和劇組人員趕忙上前阻止，黃老漢才想起這是在拍電視。

　　一次，竟成鎮的一個村選舉村主任，不少村民對候選人有意見。周元強決定以此為題材，拍一部《選舉風波》。 他把演員們拉到貼在村口的候選人名單跟前。“這場戲就拍大家發表意見。”他説，“誰想説什麼就説什麼。” 村民們七嘴八舌地説開了：“大學生當村主任，能行嗎？”“就他，連自己兒子都管不好，還能管大夥？”“我看王大山行，心細、膽大、有本事。” 一場戲順利地拍完了，村民們也因為在戲裏説出了原本憋在心裏的話，個個心滿意足。

　　周元強發現，雖然眼下農村的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了，可有一批20多歲的年輕人，整天無所事事，不是打麻將，就是睡懶覺。他便以此為題材，拍攝了一部反映青年農民生活現狀的電視劇《巨變》。

　　“看了真讓人不好意思！”電視劇一播出，就有好多小青年坐不住了，“瞧那個懶媳婦，嘖嘖，真丟人！” 現在，在竟成鎮，“懶媳婦”已成為遊手好閒者的代名詞，每個年輕人都惟恐避之不及。有人説，演戲的最高境界是與生活融為一體並能影響生活。周元強的作品，無疑個個符合這個標準。

　　從１９９３年拍攝第一部電視劇《裏村星火》，到２００３年年底封鏡的《緬懷》，１１年來，周元強他們平均每年拍２部，其中，有革命歷史劇《裏村星火》，有反映改革開放以來競成鎮成就的《風風雨雨五十年》，有宣傳計劃生育政策的《最可愛的人》、還有武俠劇《血海深仇》等等。如果單從數量上計算，周元強算得上是個高産“導演”了。這些電視劇是怎麼拍成的呢？周元強告訴記者，首先是演員的問題。２２部電視劇，參加演出的農民就有１４００多人。所有“演員”都沒有接受過任何訓練，光組織工作就夠他忙一陣子的了。其次是時間和資金問題。由於演員演戲都不拿錢，在時間上很難保證。而拍攝經費需要文化站自己籌集，因此拍攝工作常常是斷斷續續的。什麼時候演員到齊了，什麼時候湊到了幾百元錢，什麼時候就拍一天戲。所以，一部電視劇拍上三四年是常有的事，最長的竟然拍了近１０年。　當這個農民頭次聽説好萊塢一部大片居然要投入幾億美元時，嘴張得無比巨大：“天吶！”因為，直到今天，他的全部家當還只是兩部小型家庭DV。他不理解什麼是豪華製作班底。他也請不起大牌明星。當一部國産電視劇的製作成本已攀升到幾百萬元時，他只用三四千元就能搞掂。

　　這兩天，周元強的心情始終是欣喜與忐忑交織：欣喜的是，26日晚上，他將在北京與張藝謀、李王文、成龍等9大明星，一同擔任“2004中國首屆DV大賽頒獎晚會”的頒獎嘉賓；忐忑的是，他本人參賽的作品《虎口剿匪記》不知能不能獲獎。 當然，還有一個心願，他揣在心裏好多天了。“如果能跟張藝謀説上話，”周元強的聲音壓得很低很低，“我想，我想，他要願意，我想拜他為師。”

　　這就是周元強，普普通通的一個文化站長，用32個年頭探索出了一條農村群眾文化之路。他負責的景德鎮市昌江區競成鎮文化站，在11年內拍攝了22部49集電視劇，創造出了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