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者孫恒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16日 15:10

　　編導：劉延厚

　　小城裏的天空比在大山裏要大得多。可是孫恒的心卻要比這個城市的天空還要高。

　　1998年7月，北京復興門地鐵站，川流的人群。臺階上坐著一個穿著破舊牛仔褲的小夥子，正在抱著吉他賣力地彈唱著。

　　想起那一年我離開故鄉，

　　離開生我養我的地方。

　　今夜夢裏面我回到故鄉，

　　回到媽媽溫暖的身旁。

　　家鄉的河水現在已上漲，

　　門前的桃花現在已盛開。

　　遠方的人兒還要去遠方。

　　和其他地鐵歌手不一樣的是,這個小夥子唱的歌都是自己寫的。

　　1998年8月，北京西客站，這個瘦弱的小夥子正弓著腰，費力地蹬著平板車。

　　與其他“板爺”不一樣的是，他的身上還斜挎著一把吉他。

　　1998年12月，北京的冬天正在下雪，三里屯的酒吧裏喧囂依舊。這個小夥子正在抱著吉他聲嘶力竭的喊著。

　　與發出的聲音不和諧的是，他的臉上始終帶著憂鬱或者是冷漠。

　　又是一個夏天，北京是西北郊區，一所破舊，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裏。這個小夥子正在教一群農民工的孩子唱歌。

　　我們遠離自己的家鄉，我們也有自己的夢想。

　　我們同樣渴望知識的海洋和明媚的陽光！

　　我們彼此都來自四方，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樣，

　　那紅色的旗幟在心中飄揚，我們在這裡成長！

　　我們彼此都來自四方，我們懷著相同的渴望，

　　我們渴望知識的海洋的明媚的陽光！

　　我們彼此都來自四方就像兄弟地和姐妹一樣，

　　那紅色的旗幟在心中飄揚，我們從這裡開始——飛翔。

　　這首歌是他自己創作的，城南有一家打工子弟學校，被查封了。當時還不允許農民工辦學校。在學校關門的那天，學校的孩子們哭了。有個孩子告訴他，説他長大了一定要做警察，而且要做警察的頭兒，這樣警察就不會來關我們的學校了。這是孫恒為這些孩子們寫的歌。

　　“音樂曾是我的夢想，但它破滅了。我花了好些年想走那條路，結果被碰得頭破血流，我發現根本走不通。成功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説，就像摸彩票，是撞大運的事，我再也不想用這種賭徒的心態，過一生。我還可以有另一種生活，走另一條歌唱的路。”

　　他叫孫恒，那是來北京的第二年。那時他29歲。在北京的生活已經使他感到失望或者是有些絕望。

　　也許原本就不該來北京。畢竟在另外一座小城裏有他安穩舒適的工作和生活。那是在一個中學做音樂教師。“可是這生活太單調，每一天都在重復。我要尋找一種新的屬於自己的生活。那種生活是什麼樣子的，我當時也不知道”。

　　可是這種單調重復的生活，也是他曾經夢想的。

　　“我出生在陜西安康一個小鎮上，小鎮是在一個大山裏。記得小時候山裏特別窮，沒有電。當時我最大的夢想就是走出大山，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

　　一個學習刻苦的山裏娃，考上了一家師範學院，走出了大山。畢業後留在了在河南開封四中。

　　小城裏的天空比在大山裏要大得多。可是孫恒的心卻要比這個城市的天空還要高。教了兩年的書後，他放棄了曾經的夢想，抱著心愛的吉他來到北京。

　　在北京的生活卻使他感到失望。

　　“給工友們唱歌，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靈對話”

　　那是2001年冬天。

　　有一次，孫恒去天津科技大學看一個朋友。“學校的學生社團募捐了一些書和衣服，準備到工地送給民工。正好我在那兒，就跟他們一塊去了。到了工棚，我給工友們唱歌。沒想到，那次唱歌的感覺，跟我從前完全不一樣。”

　　孫恒唱的是自己創作的民謠歌曲《一個人的遭遇》。內容是他的朋友小吳的親身經歷，孫恒對他做過訪談。“歌詞基本上是他原話，我只不過用音樂表達出來。我身邊有很多像他這樣打工的朋友，我的很多歌，就來源於他們。”

　　工棚很簡陋，挂著晾曬的內衣褲，上下鋪，來了很多工友，他們仍穿著幹活的臟衣服，擠在板床上或站在地上聽孫恒唱歌。孫恒抱著一把吉他，用陜西方言唱道：

　　九點多鐘有人來敲門，説我們沒得暫住證，把我們當成任務送去翻沙子，收容到昌平。到了以後我發現，已經有好幾百人在裏面，想要出去有條件：你可以打電話，叫人來送錢。就在這時我看見：有一些小姐，像領獎一樣衝上前。我是一個人剛剛來這裡，不會有人來送錢。

　　我們住的是一個露天的大院，半夜我聽見有人在哭喊，嚇得我也不敢看。旁邊有人在賣東西，我看在眼裏急在心裏只有唾沫往下咽。因為我只有兩塊半，剛好只夠買根兒煙。還好，後來吃上了窩窩頭，一共餓了我一天半。

　　我的家鄉在西安，來押送我們的是當地的人員。在上火車之前，他讓我們蹲在地上，雙手抱頭，不能隨便看。火車上又怕我們跑，把我們的腰帶鞋帶全抽掉。這一路上，我又沒得錢，又是餓了我一天半。

　　到站以後他們説：想要出去有條件，兩百塊錢一個人，否則繼續關裏面。我沒辦法，只好打電話，是好心的姐姐把我接回家。

　　這第一次被收容的經過就這樣結束了……

　　這次意外的演出，連孫恒自己也沒料到感覺會那麼好，像遇見知音一樣。

　　“唱歌時，他們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我，他們的掌聲、笑聲那麼真誠、質樸，可能別人感受不到這些。給他們唱歌，跟以前我在大學裏、酒吧裏唱完全不同。在酒吧唱歌，我感覺自己就是在表演，我只是一名歌手，我演唱，別人欣賞、消遣而已；但給工友們唱，就好像在跟我的兄弟姐妹聊天，像心靈對話。

　　“我父母是農場工人，我自己也是一名打工者，我是他們中的一份子，沒有心理隔閡和距離，也不要太多的語言交流，有一種默契。再加上我唱的都是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而且從來沒人唱過，所以，他們聽的特別專注，效果很好，覺得我唱出了他們的心裏話。那天，他們跟我談了很多。

　　“這次經歷對我啟發特別大，我像突然醒悟一樣：這裡，才是我唱歌的地方！原來唱歌不僅僅是娛樂消遣，還可以服務別人、在精神上鼓舞別人，可以傳遞更多的信息，起到宣傳的作用。我們的文藝，為什麼不能直接面對最底層的勞動者？”

　　我愛唱歌，我會唱歌，大家喜歡聽我的歌，這就是我的價值。

　　在外打工的生活是艱苦的。但是在艱苦的生活中不能沒有歌聲，歌聲對孫恒來説是一種習慣，是一種難以割捨的愛。在一天的忙碌之後，孫恒經常會抱著心愛的吉他來到工友們中間唱歌，為自己也為工友們帶來歡樂。

　　“我建築工地有一個朋友，我經常去跟他聊天。記得有一個我記不清他真實的名字了，大家都稱他為彪哥。後來他就給我講他的故事。説了很多心裏話，當時我就把這首歌，其實他都是他自己説的話，我就寫成歌曲，再唱給工友們聽

　　認識你的時候已是在你幹完每天十三個小時的活以後

　　大夥都管你叫彪哥

　　你説這是 兄弟們對你習慣親切的叫法

　　喝醉了酒以後 你説你很想家

　　可是只能拼命的幹 才能維持老小一家安穩的生活

　　每天起早貪黑 你説你感到特別的累

　　可是只能拼命的幹 才能維持老小一家安穩的生活

　　你説你最痛恨那些不勞而獲的傢伙

　　他們身上穿著漂亮的衣服 卻總是看不起你

　　你説究竟是誰養活誰 他們總是弄不清

　　他們總是弄不清這個道理

　　一天天 一年年 就這樣過去 你擁有的只是一雙空空的手

　　你總説也許明天日子就會改變

　　可清晨醒來後 仍得繼續拼命的幹

　　一天天 一年年 就這樣過去 你擁有的只是一雙空空的手

　　“我剛出來打工，我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我不知道自己將來的人生方向是什麼。但是我看到這麼多的打工兄弟姐妹們，他們生活那麼艱辛，但是他們同時又那麼頑強那麼樂觀，我覺得是這種精神感染著我。我們付出這麼多的勞動，確實我們沒有自己的聲音，我們説不出自己的感受，我們也有很豐富的情感，正因為我們説不出來，所以城市人會説，你看他們沒有情感，你看他們不需要這種精神文化生活，你看他們那麼累，那就是他們以那樣的眼光看待我們，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表達出來我們想説的心裏話，所以我們就希望我們通過自己的方式發出我們的聲音，我們需要有我們自己的歌唱”。

　　在這種演出中孫恒認識了一些同樣愛好音樂的朋友，他們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打工青年演出隊。利用業餘時間進行排練和創作，專門為打工者提供義務演出。

　　“來北京，幾年折騰下來，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對生活、對人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對自己重新定位。當初，我只想要自己成為什麼樣的人，按照社會公認的成功標準；但現在，我不再去設想自己的生活應該是什麼樣子，而只想著做事，做自己能做的、愛做的事。同時，做這些事又對別人有幫助、有益處，與社會的需求有結合點，而不是光顧自己的想法。

　　“對於成功，不能只用錢來衡量，重要的是發揮出一個人的價值。我的價值在於，我喜歡唱歌，我會唱歌，我唱了很多歌，大家愛聽，能對別人的生活起到積極、健康的影響，這就是我的價值，也是我的成功！”

　　“老闆們害怕我們跟工人接觸，怕我們知道他們損害工人權益的事。”

　　打工青年藝術團第一場演出是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築工地裏，這次演出，孫恒他們差點被人轟跑。

　　演出設備非常簡陋，只有兩把吉他，一把口琴，麥克是在家唱卡拉OK用的，綁在一根鋼筋上，插在地上，兩隻音箱又小又舊，電視機也是臨時借來的，一根電線上挂了幾隻照明用的小燈泡，但臺子上方有一條醒目的條幅：“天下打工是一家”。

　　孫恒有一段開場白：我們不是什麼專業的文藝團體，我們和大家一樣，是從全國各地來的，從農村來的，來北京打工，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

　　他大聲地説：“昨天我們為這個城市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今天我們也要創造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我們説勞動者最光榮，而打工者群體是這個時代的新型勞動者，所以今天我們要唱———《打工、打工，最光榮》。”

　　高樓大廈是我建，光明大道是我建，臟苦累活兒是我們來幹，堂堂正正做人———憑力氣來吃飯！打工、打工、最光榮！嘿！

　　我們是新時代的勞動者，我們是新天地的開拓者，手挽起手來肩並著肩，頂天立地做人———勇往直前！打工、打工、最光榮！嘿！

　　當孫恒他們演唱《討工錢》時，演出達到了高潮，掌聲、叫好聲震耳。

　　辛辛苦苦幹一年，到頭來不給結工錢，面善心黑的周老闆，躲將起來不相見。寒冬臘月要過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歸沒法辦，只有橫下一心：討工錢！

　　兄弟們來把工地佔，條件一個：結工錢；“週二熊”嘻皮又笑臉，“好説、好説，咱夜裏12點，準時結工錢。”

　　到了夜裏12點，騙人的招數露了餡：先是來了三車“安全帽”，想挑起內訌，在工友之間；後又來了“110”，連哄帶騙帶詐唬，説要把我們全部都收容。

　　這時，我感到有點猶豫和矛盾，再被收容可咋辦？

　　幸虧有，身經百戰的王老漢，他挺身而出，把這騙局全揭穿；他帶領大家高聲喊：“兄弟們，團結一心討工錢！(眾人跟唱：團結一心討工錢！條件一個結工錢！)

　　在場的500多名農民工群情激昂，跟著孫恒齊聲吼唱：團結一心討工錢！條件一個：結工錢！團結一心討工錢，條件一個：結工錢！

　　霞光萬丈照天邊，周老闆乖乖結工錢。

　　工友們特別開心，但工地老闆害怕了，出面干涉，要求馬上停止演出。

　　“他覺得我們是在煽動工人鬧事，其實我們並沒這麼想。2002年，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很普遍，但大家沒有公開表達的渠道，平時根本沒機會説出心裏話，這樣憋久了，不是好事。工友們應該有表達自己的權利。當資方與工人有利益衝突時，我們當然站在工友們的立場上。能替他們説話，這也是我們藝術團的宗旨。獲得勞動報酬是法律規定的，怎麼能説我們是鬧事呢？”

　　演出中，藝術團經常會發一些普法的宣傳材料，經常是演出完了，真的就有工人直接去找老闆，討自己的工錢。

　　打工青年藝術團也參與幫農民工討工錢。有個四川來的民工，幹活時從腳手架上摔下來受傷，老闆什麼都不管，只給300塊錢打發人。“別説醫療費，就是回家的路費都不夠。我們找了記者和律師，一塊去跟老闆談判。談得特別艱難，從下午5點，一直談到夜裏12點，最後老闆給了這個工人3000元錢。”

　　孫恒説他們的演出，非常受工友們的歡迎，但最大的阻力是資方，是老闆們。“我們聯絡演出，聯絡20次，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錯了。”老闆的託辭是：我們的工人很忙，加班加點，沒時間看你們演出。

　　“事實是，老闆們害怕我們跟工人接觸，怕我們知道他們損害工人權益的事。工地包括一些工廠，完全是封閉的，外人根本進不去，工人就跟包身工一樣，談不上有什麼權益。作為一個個體，農民工為爭取自身權益打官司，這個成本太高了，無論時間、精力、金錢上都耗不起。現在，農民工想通過合法途徑來維護自身權益的途徑並不很暢通。”

　　每次演出中，都有一節互動表演，請現場工人自己上臺唱歌。“哪怕他們跑調，聲音發抖，但那是他們的聲音，是他們的心聲。”去年，打工青年藝術團共演了四五十場，每場一個半到兩個小時，演員10人左右，吹拉彈唱説都有。

　　“工友們平常根本沒有機會聚在一塊，聊天唱歌。實際上，我們的節目很粗糙，但他們不在乎，反正就是熱鬧，像過年一樣高興。我們共同體驗一種歡樂，在精神上有一種交流和釋放。”

　　打工青年藝術團的成員，不少是在演出現場發現的，周鐵松就是這樣參加進來的。

　　那是在清華大學建築工地演出，他不僅上來演唱了自己的歌，而且當天辭職，另找了一份送水的活兒，為的是離孫恒他們近些。孫恒説他寫的歌，就像是從心裏噴出來的一樣，工友們很愛聽。只可惜他後來送水時撞車了，受傷後被迫回了老家。

　　“因為不正規，所以人員流動很大，人不停地來，又不停地走。這樣也好，他們學會了我們的歌，又可以帶到別處去。”孫恒説。

　　《我向總理説真話》一書的作者李昌平，偶然認識了孫恒。李昌平説：“他演唱的一首自己創作的歌曲《打工光榮》，特別讓我感動。他的歌聲對我而言，就像夏日的清風，我緊接著的反應是孫恒代表了先進文化及其前進的方向。農民工需要孫恒，勞動者需要孫恒，我應該為孫恒們做點什麼。

　　“我和孫恒成了好朋友，我多次觀看他們為農民工義務演出，農民工觀看演出時的笑聲、哭聲、叫聲、歌聲，讓我感受到了勞動者被壓抑而渴望伸張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天下的農民工都能感受到‘我勞動、我快樂’，那該多好啊！”

　　農友之家是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正式註冊、審批的非盈利性社會公共服務機構，與2002年11月成立

　　打工青年藝術團現在有了固定的活動場所，北京明圓打工子弟學校為他們提供了一間教室。這兒地處北京五環路外，圓明園附近。2002年，香港的一家慈善機構資助了打工青年藝術團，藝術團陸續添置了電子琴、架子鼓等樂器。有了固定的活動場所後，他們和明圓打工子弟學校、屬地肖家河街道居委會，三方共建，成立了“農友之家”，現有300多個註冊會員，二三十個骨幹，3名固定工作人員。

　　肖家河是打工者聚集的社區，這裡常住居民4000人，外來人口卻有1.2萬。成立協會的主要目的，是想給打工者一定的技能培訓，灌輸一些知識，提高他們的生存能力。

　　“在北京，沒有家人、朋友，一個人呆著挺苦悶，我們把這裡當成家了。現在每天晚上，都有工友過來，一塊聊天，看看書。到這裡，起碼可以結交一起朋友，甚至有人失戀了，也跑到這裡來傾訴……”

　　他們還建起了電腦室，20多臺舊電腦都是從社會上募捐來的，每台花了100元重新維修，到現在為止，一共辦了3期電腦免費培訓班，每期3周，教師是北京理工大學的志願者。

　　平時除了辦電腦班，開放圖書室外，他們每週都按排一些活動，在他們小小的活動室裏，我們看到了8月份的活動安排：8月1日（週日），大興舊宮鎮明園分校（打工子弟學校）慰問演出；8月7日（週六）“潮好味”飯店慰問演出；8月8日（週日）工友聯誼會；8月15日，協會招新宣傳活動；8月15日（週六）法律維權知識講座；8月22日（週日）工友論壇活動，請成功的打工者講述打工的經歷和經驗；8月29日，通過欣賞影片《婚姻革命》進行社會意識培訓活動。　　

　　它們還出版了自己的報紙——《社區快訊》。四開，雜誌大小，每出一期要120元，一共印2000份，由志願者發放給打工者，文章都是自寫自編，已經出了3期。有一篇屬名“小山”的文章，讓我印象深刻：

　　“我們也是人，但我們‘這種人’前邊還要加上‘農民工’，合起來叫農民工人，然後簡稱‘農民工’，再然後簡稱‘民工’。這樣就打了個三折。看看，做人難呀！因此，我們可以説，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但是，我們這個公民是名義上的、沒有財産做保證的公民，還是會有人不把我們當人看。

　　“為什麼説人格是以財産為基礎的呢？很簡單，比如你的權益受到侵害，你要用法律和社會的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那麼就要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可是，我們為了省錢，連一本法律方面的書籍都不會買，更不要説去為此打官司了。因此，你説你是人，你有尊嚴，可是怎麼保障呢？

　　“現在，我們大概知道自己是誰了：我們是‘人’，又不是‘人’。今天大家來參加活動、參加義工培訓———就是來做人來了，今天我們不是打工者，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那麼，想做公民，除了憲法的保護之外，實際上要實現這個白紙黑字上的權利，還要大家爭取。在沒有財産、沒有物質手段做基礎的前提下，要想做公民，還真得動點腦子。”

　　“我們現在所有的工作，都要根據農民工的實際需求進行”

　　4月11日，週日上午，我去參加了孫恒他們搞的一次法律培訓———“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講課的律師是社區居委會幫忙找來的，主講《勞動法》。律師花了近一小時，詳細講了如何簽勞動合同、如何避免合同陷阱、發生工傷時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等等。

　　到了提問時間，有個小夥子問：“老闆讓我們加班，但從來沒給過加班費，這該怎麼辦？”

　　律師説，一定要有加班的事實證明，不能光嘴説上你加班了，那樣不行，加班要有證明，但他説取證比較困難。

　　“那我讓我的同事證明可不可以？”

　　“這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問題是，你的同事願不願意，他幫你證明了，可能就被老闆開除了。”

　　屈遠方問：“比如我們找老闆交涉，他承認我們加班了，幾點上班幾點下班，談話時，我們拿錄音機偷偷錄下來，這個可以當證據嗎？”

　　律師説可以，這是視聽證據，有法律效力。

　　另一個女孩問：現在，北京市最低工資是多少？

　　答：“495元。”

　　女孩又問：去年，我的一個朋友，因為家裏人去世，跟老闆請假回家，老闆不同意，但最後她還是走了。等她回來時，老闆不但把她開除了，連欠她的工資也不給，還把欠條撕了，像這種情況，該怎麼辦呢？“一旦發生勞動爭議，首先可以去勞動部門申請仲裁。每一個區的勞動局，都有一個勞動仲裁辦公室，調解不成，再到法院起訴……”

　　談到打官司、討工錢，一個中年人抱怨道：“我討120塊錢，卻要花費1200塊。”他又接著問律師：討不到自己該得的工錢，用合法的途徑又解決不了問題，有人用死的方式來解決，比如爬了塔吊。“北京市後來出臺了一個規定，説像這樣爬塔吊是犯法的。請問，這樣犯法嗎？犯的是什麼法？這個條文有法律依據嗎？與國家的法律有沒有衝突的地方？”

　　律師遲疑了一下，笑著説：從法律上講，沒有規定自殺、跳樓犯法，但要是危害公共安全了，就另當別論。“地方政府有頒布行政規章的權力，但它頻布的條文，必須與國家的法律一致，如果與國家的法律有衝突，就是無效的……”

　　來聽講座的有20多個人，沒我想像的多，我問了孫恒，他答：“這也是我苦惱的事，大家為什麼不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太多時間。”

　　“我感覺，我們這個群體，沒時間提高自己，生存壓力太大。現在找工作太難了，一個人如果沒工作，哪還談別的，哪能來聽講座，來學法律知識，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大學生為什麼業餘生活那麼豐富，生存壓力不同。你想想看，我一週抽半天來聽講座，老闆可能就會扣我工資，甚至把我開除了。工作沒了，就沒辦法養活自己，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想，爭取自己的權利，先從爭取自己的業餘時間開始！以後，我們還會在實際技能上多提供一些服務。像電腦班，來參加的人就很多。我們現在所有的工作，都要根據農民工的實際需求進行。”

　　“那你們自己的生存問題解決了？”我問他。

　　孫恒答：“很不穩定，我們現在所需的資金，是靠基金會資助和社會募捐，我們3個固定工作人員的工資也從這裡邊出，有些項目是短期的，項目做完了，資助也就結束了。

　　“我們有一個理念，短期來講，我們需要社會資助，但從長遠講，希望能自力更生，通過自己的付出，自己的勞動，能養活自己。就像一個人一樣，總不能一輩子依靠別人。”

　　2004年7月，打工青年藝術團簽約北京京文唱片公司，推出了他們的首張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

　　同樣是打工出身的京文唱片老闆許鐘民表示：這張CD不僅僅代表著打工青年藝術團，在藝術團的背後，是發生在有成千上萬農民移民新工人隊伍中的文化合作運動。只要把聽到的聲音—－藝術團放到這場生機勃勃的運動中去，您就會理解為什麼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

　　孫恒説：這張唱片我們沒有想到要賺錢，但會搞一些義賣。發這張唱片的目的，一是對我們兩年來唱作歌曲的整理，因為有很多歌被工友們傳唱，希望通過發唱片，能普及這些歌；另一方面，我們希望社會上關注三農問題的的知識分子，比如大學生、學者等，通過文藝的方式來關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也應該有表現打工者心聲的作品。

　　熬了幾個通宵，關於孫恒和打工青年藝術團的節目製作完成了。北京深秋的淩晨有些涼意，路邊草叢裏有幾隻蟈蟈在唱歌。它們的歌聲時時被馬路旁的疾馳而過的車輛聲音湮滅。但是它們卻自得其樂，它們愛唱歌，它們會唱歌。

　　附：

　　採訪時孫恒多次請我幫忙，讓我留心周圍有沒有人想捐書或舊電腦。

　　“我們很需要這些物品，因為我們還想在另一個打工者聚集的社區，再辦一個能讀書、能搞培訓活動的打工者之家。我們可以辦更多的圖書館，更多的電腦培訓班。我們的電話是62819903，81604803(小靈通)，只要不演出，王德志肯定天天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