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鐵姑娘夢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21日 14:29

　　編導：楊鳳山

　　大寨，陳永貴，鐵姑娘。我孩提時，廣播喇叭衝擊我耳膜最頻繁的三個名詞，對其的神往與敬仰之情也隨著衝擊頻繁的增多而與日俱增。我曾經默默地發過誓：等有朝一日，天天能有豆漿喝得時候，我一定省下三頓的豆漿錢，背著乾糧扛著行李，帶著雨傘，高唱著《學大寨，趕大寨》的革命歌曲，翻越太行山，去一趟大寨，親眼看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風貌，看看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階級敵人鬥，其樂無窮的陳永貴和郭鳳蓮。心想，如果能實現這個願望，我這一輩子活的值，因為，我見過世面了嘛？

　　後來，改革開放、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深圳特區等新名詞的出現，大寨，陳永貴，鐵姑娘，這三個詞漸漸地在人們生活空間中淡化了，消失了。而我呢，依舊是初衷不改，雖然又增添了許多嚮往的地方，而去大寨的夢一直在做，這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今年九月，CCTV-7開闢了一個新欄目《鄉約》，到欄目組的當天，我就接受了《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的採訪任務。真是祖上有德，前世有緣，想誰就能見到誰，這幾十年的夢，不就變成現實了嗎？興奮之餘，又有些憂慮了。這次去大寨，不是單純地：“看看社會主義新農村”，而是要作45分種的節日，這是其一。其二，過去，我一直在搞農業報道，對訪談節目，我還是第一次接觸，而且需要大量的資料，對大寨，對郭鳳蓮的過去，現在都必須事先有一個了解，這個了解不是表面的，膚淺的，不然，你這訪淡節目從何處下“口”呢？

　　我跑到了國家圖書館，排了老半天的隊，辦了一個讀者證，進去從電腦上一查，哈哈，收藏最晚的一本書是《大寨貧下中農聲討“四人幫” 》。沒戲了。我只好帶著從網上下載下來的幾份資料，踏上了大寨之旅。在西去的列車上，我想，大寨的貧下中農會給我講述很多很多大寨人的故事，鐵姑娘郭鳳蓮會繪聲繪色地給我介紹他們戰天鬥地的經歷……。

　　大寨，是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大寨的地形是由一道道深淺寬窄不同的山溝和溝與溝之間的一道道高低長短不一的坡梁組成，大寨人種的地呢，不是挂在那些山樑上，就是擠在溝邊上。號稱700畝土地，東一巴掌，西一簸箕，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塊散佈在一面坡上，這也就是人們常説的“七溝八染一面坡”。黃土高原，荒山野嶺，十年九旱。平常，人畜吃水困難，到了雨季，山洪暴發，溝壑驚呼，立時成災。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大寨人在村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治山治水，搬山填溝造平原，把往日零碎貧瘠的土地變成了一片片錯落有致的梯田和保水、保土、保肥的“海棉田”，使農業生産條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糧食畝産由以前的不足百公斤，提高到了500斤。這對那個時代來説，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1964年，毛主席向全國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霎時間，大寨，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成了中國農業的聖地，數以千萬計的取經者從全國的四面八方匯聚于虎頭山。國家領導人，乃至一些來華訪問外國首腦、政要，也抑制止不住內心的激動，千里迢迢地到這個小山村裏領略一番中國農民的智慧和力量。愚公移山，改造中國，恰恰在大寨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大寨是當時中國農業高高飄揚的一面紅旗。

　　這面旗子飄揚了近二十年後就失色了，因為集體經濟已被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所代替。

　　從中國農業現代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大寨以種植糧食為主的經濟結構，整齊劃一的社會內涵，與天鬥，與地鬥的精神風貌，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幾十年鑄造[就]的模式，而大寨則是這種農業模式的精裝縮影，是當時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思想實踐。

　　9月22日，零晨4點，我到達了山西省陽泉市。從陽泉到昔陽還有五十多華里的路程，我從陽泉火車站坐出租車直奔昔陽縣。40分鐘後，出租車司機對我説：“到了，這就是昔陽。”

　　下車一看，四週一片漆黑，沒有一絲燈光，根本就分不出東南西北，“這是什麼地方？”當我回頭問那個司機的時候，出租車早已沒影了。

　　此時，我仿佛掉進了一個大黑筒裏，辨別不出方向，不知道目前自己所處在一個什麼位置。整個夜幕下，只有孤伶伶的我，周圍一片寂靜，靜得連狗都不叫。太行山裏的涼風襲來，我渾身發抖，恐懼之感油然而生，對幾十年的大寨夢多少有些不快之意。

　　覺著，腳下是一條路，這條路究竟通往哪？不知道。我毫無目標地沿著這條路向前走，不大一會兒，便看到前面有一絲微弱的燈光。有燈光就有人。我在安慰著自己，並向那絲微弱的燈光接近。這燈光越來越清晰，是從一間小屋子裏射出來的。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家小飯店，店主和他兩個穿著舊軍大衣的夥計正在磨豆漿呢。爐堂裏冒出來的火焰，讓我這個只穿了一件T恤衫的人産生一種急不可待的渴望。有人就能驅走恐懼，有火就能趕走寒意。

　　“老鄉，能讓我進去嗎？”我隔著窗子向屋子裏的人乞求。

　　“現在不到開業時間，得等到7點，才能往外擺飯。”屋裏的人説道。

　　我一看表，才早上5點啊！我不甘心，還是向店主“磨”。店主隔著窗子，打量我一番，看我長著一副憨厚的臉，不像階級敵人，更不像電影中的壞蛋，就開開門讓我進屋了。店主向我解釋説，現在店裏沒啥可吃，只是有點小鹹菜。我要了兩小碟鹹菜和一瓶啤酒，坐下冠冕堂皇地與店裏的人聊了起來。因為開店的起早貪黑地幹，就是為了掙幾個錢花，咱要他兩個小菜，喝一瓶酒，對他來説，這也是有買賣了，也許，他還會産生“今天開門大吉”的好念頭呢。店主讓店小二給我泡了一壺熱茶，打來一盆冒著熱氣的洗臉水，剛下車時的恐懼和寒意頓時消失了。我們聊得很熱鬧。

　　到了8點，機關開始上班了。在店主的指點下，我來到了昔陽縣委組織部，組織部很快派人把我送到了大寨。當我在車裏遠遠地看到“大寨”兩個字時，敬仰之情再次油然而生。我一拍大腿喊了一聲：這就叫理想變成了現實！

　　在寬敞的辦公室裏，漂亮的寫字檯後面坐著一位中年婦女，正戴著一副老花鏡，低頭看報紙。我一眼就認出了，這就是令我敬佩多年的鐵姑娘——郭鳳蓮。我走過去，非常禮貌地向她作了自我介紹，並説明了來意。郭鳳蓮頭也沒抬，指指一旁的沙發，從嘴裏擠出了幾個字：噢——坐那吧。“天哪，她怎麼這樣？”我心裏想。

　　過了許久，她慢慢地抬起頭，把老花鏡摘下來，説：“鳳凰衛視的許弋輝來過，《豫魯有約》也來過，大寨有什麼好談的，我郭鳳蓮有什麼好談的？我給你説，你們這些記者，應該做一些對農民有益的事情，別凈作那些表面文章，像你們這樣的記者，我見的太多了！現在農民需要什麼你知道嗎？……”

　　乖乖！真不愧為是“鐵姑娘”，嘴好厲害，上來就教訓了我一通。她聽完我對《鄉約》欄目的介紹後，臉上才漸漸地露出了一絲悅色，説道：“既然來了，我們就歡迎，不過，我是沒空兒陪你的，我給你喊一個人，領你轉轉。”

　　賈海文，37歲，退伍軍人，大寨村會計兼民兵連長。他陪我在村裏轉了三天。這三天，他就會説三句話，而且語言非常簡練，乾脆，清楚。這三句話是：不知道，不清楚，沒有。

　　實際上，在大寨只説這三句話的不僅僅是賈海文一個，很多村民對前來採訪的記者都持這種態度。在離開大寨的前一天，我獨自一人在村裏找拍攝場地，找拍攝全景的最佳位置。在村邊小山坡上，我見一個中年婦女正往麻袋裏裝一種瓜子，便上前給她撐麻袋，她熱情地向我介紹説，這種瓜子叫油葵，是用來榨油的，家裏種了多少，等等，但當她知道我的身份時，話頭兒頓時沒了，收起東西扭頭就走。原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寨人與某些媒體的記者有過一段不愉快的爭執，大寨紅的時候，一些記者説，沒有媒體就沒有輝煌的大寨。大寨人説，大寨行的時候，記者們把它捧上天還不嫌高，一丁點壞處都沒有；大寨敗的時候，一點好處都沒，從後面把它踹倒了還不算，還上去使勁地往泥裏踩。這捧的，踹的，踩的還不都是這些記者們幹的。大寨人傷心了。從此，大寨人對記者産生了反感。

　　在大寨，白天看資料，晚上寫採訪提綱，三天的時間採訪提綱初稿形成了。臨離開前，我再次來到郭鳳蓮辦公室，一是印證一下採訪內容，二是在拍攝時有幾個問題與她協商。

　　當時，我提出的問題是：一，為了營造採訪氣氛，提出讓村裏安排一個由幾十位群眾參加的採訪現場；二，為了實現主持人和採訪對象與現場群眾的互動，需要村裏準備一套音響設備；三，希望村裏能提供攝像充電所需的電源。

　　這三個問題被郭鳳蓮回絕了兩個：一是我不能給你組織這樣的現場，這是形式主義；二是音響設備由你們自己去借，我們從來不管。充電嗎，你在誰家充都可以。同時，她提出，如果你們要來拍攝，我只有在10月11、12日兩天有時間，否則，就沒時間了。

　　就在我與郭鳳蓮交談的近三個小時裏，又來了兩撥記者，一撥是新華社山西分社的，另一撥是中國新聞社山西分社的。對這兩撥記者，郭鳳蓮依然是不屑一顧。當這幾個記者向郭鳳蓮索要她的名片時，她的動作也非常“爽”，把自己的名片往桌子上“刷”地一扔，讓客人自己去拿。與之相比，郭鳳蓮對咱還算客氣，當我臨別前提出下次來要到她家吃飯去時，她爽快地答應了，並謙遜地説，她的菜做不好，但都是地道的家鄉菜。

　　郭鳳蓮是傳奇式人物。1946年生於昔陽縣離大寨不遠的武家坪村，三歲失去了母親，寄居在大寨村的姥姥家。1962年完小畢業後在大寨務農。1963年參加了大寨的抗災自救，同當時的“鐵姑娘”們一道投入到了“先治坡後治窩”的勞動。1964年，年僅十六歲的郭鳳蓮，任鐵姑娘隊隊長；她與那些花季少女同男社員一樣戰天鬥地鬥，改造家鄉落後面貌，成了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中的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曾受到毛主席、周恩來、李先念、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熱情接見和讚揚。也正是如此，郭鳳蓮頭的的光環越來越耀眼。從1968年至1978年的十年間，她雖然在大寨工作，但身兼數職，大寨公社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中共昔陽縣委委員，中共昔陽縣委副書記，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當選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1978年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我從拍攝于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電影資料和黑白照片上看到，青年時期的郭鳳蓮是蠻漂亮的）

　　在此期間，她還隨中國農業代表團出訪日本、美國、墨西哥、羅馬尼亞等國家。這在那個時代，一個小山村裏的農民能代表中國對另一個國家進行友好訪問出訪，的確是讓咱們這些“修理地球的人”敬佩的五體投地。

　　正當郭鳳蓮在大寨大展宏圖的時候，歷史發生了轉折性變化。1980年4月，郭鳳蓮被免去大寨黨支部書記職務，調到晉中果樹研究所任副所長，後又在昔陽縣公路段任職。1991年被任命為中共昔陽縣委常委，挂職回大寨擔任黨支部書記。1992年當選為昔陽縣政府副縣長。1994年兼任山西省婦聯副主席。1994年改任昔陽縣委副書記。

　　大寨走紅的時候，各路記者蜂擁而至；大寨失寵的時候，大小記者繞路而行。而且國內的記者往往的一個通病，這就是扶勝的多，扶敗的少。縱觀前幾年中國民營企業“巨頭”大起大落的起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著記者們避冷追熱的成份。僅大寨而言，從1980年後的十五年間，就很少有“老記”光顧。現在大寨人對前來採訪的記者持以“冷眼相待”的做法是有一定原因的。

　　現在已經進入了21世紀。眼下的大寨人如何看待大山外的世界？我不知道，但我從山外走進這個山溝時，所看到的大寨已不是原來我想象中的大寨。現在的大寨是什麼樣呢？不妨把我這三天的觀察與了解來一個記憶回放：

　　從昔陽縣城出發，向南行駛五、六分鐘的工夫，“大寨”兩個大字就闖入了眼簾。不過，您先別進寨門，驅車向右拐。這是通往虎頭山的路。從山腳到山頂，是清一色的柏油路。這是郭鳳蓮回大寨後修的。這是大寨森林公園。

　　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虎頭山還荒山禿嶺。經過大寨人半個世紀的艱苦努力，這裡已成為大寨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登臨大寨森林公園，就進入了綠色的國度。鬱鬱蔥蔥，如流如瀉，山連山，嶺連嶺，綿延數公里。大寨展覽館、陳永貴墓園、周總理紀念亭、葉帥吟詩處、郭老詩魂碑，以及亭臺廊榭、水池曹渡，掩映在萬綠叢中。

　　整個大寨，依然喧鬧，無論在森林公園，還是在山腳下的大寨村，操著不同口音的人十個一夥，二十幫兒隨處可見，不過他們不再是來此取經學習的參觀團，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

　　據傳，大寨原為一個較大的山寨。在虎頭山東北角約三公里處，有一座關隘——虹橋關，古代時有軍隊在此把守，並在這裡安營紮寨，大寨由此而得名。

　　走進大寨村，一排排青石窯洞依山而建，窯洞上面瓦房相接，窯房相間，似樓非樓，造型別致，風格獨特。這些大寨式的居民樓是六七年代建造的。1998年，村裏統一規劃，在村東側建起了一個二層樓的居民小區。全村180多戶，500多人就生活在這裡。

　　大寨的村子非常衛生，到處都是乾乾淨淨的，根本就見不到垃圾。每天早上有專人打掃街道，這是其他農村無法比的。

　　大寨人的生活水準在當地農村是很領先的。有些平房或窯洞雖然舊了一些，但村民家裏都自己進行了裝修，窯洞用水泥重新做過墻面、地面。家家都有電話、有線電視、自來水、衛生間。過去，這裡水資源奇缺，頭兩年，家家雖然衛生間裏有浴盆、抽水馬桶，但由於缺水，大家都不捨得用。現在好了，96年村裏打了一眼600多米的深水井，用水的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大寨人的生活很好。主食有米飯和麵條，他們種玉米，但早就不吃玉米了。大寨人吃飯很有特點，他們不是圍著桌子吃，而是把菜放在飯上，端著碗到處走著吃。旅遊的人多的時候，大寨人就不出院門了，在家吃，但總是不用飯桌，。

　　大寨村有一個康樂場，這也是近兩年剛建的，每到早晨和晚上，老少爺們，嬸子大娘們到這裡康樂一番。一來松松筋骨，二來，老人們為了大寨出了不少力，生活上也該上上檔次了。這設施的檔次與城裏的玩藝兒不分上下。

　　大寨的道路修得很好，村裏村外都鋪上柏油路，山路則是這樣的石頭階梯，可以腳不沾泥地瀏覽整個虎頭山，還可以到地頭。

　　這幾年，隨著大寨旅遊業的發展，這裡的不少農民辦起了與旅遊相關的産業，農家特色的小飯店、窯洞小旅店，具有大寨特色的旅遊紀念品小攤點比比皆是。今年七十四歲的老英雄宋立英退休後，也在家裏門口開了一個旅遊紀念品商店。她在賣給旅客有關反映大寨的書籍時，還不忘了在書的菲頁上簽上自己的名子。這也是名人效益吧。

　　這個只有200多人的大寨村，每年接待海內外遊客近二十萬人，去年門票收入就達到600多萬元，是繼農業、加工業之後的第三大支柱産業。

　　咱再來看看大寨的工業發展情況：郭鳳蓮回大寨後，就帶領全村人開始了第二次創業。在大寨羊毛衫廠投産的9個月後，大寨中策水泥廠宣佈成立，緊接著大寨工貿園區、大寨酒業有限公司、製衣公司等企業也相繼揭牌。到目前，大寨有各類企業11多家，他們生産的産品如核桃露、羊毛衫、服裝、水泥等，都統統打上了“大寨”牌商標。生態農業、煤炭、建材、針織製衣、釀造貿易、旅遊已成為這裡的八大支柱産業，2002年全村經濟總收入達到1000 萬元，與1980年相比，增長了430多倍；2002年全村人均純收入4000 元，是十年前的21倍。

　　如今全村又實現了小有教，老有靠，病有報。也就是孩子從幼兒園到小學免費上學，考入大學的村裏每年發放獎學金；村民全部實行集體發放養老金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五十五歲以上的婦女和六十歲以上的男人都能領到養老金。大寨新了，大寨變了。過去的大寨已經漸漸地在人們的視線內消失了。

　　實際上，我對今天大寨的描述是比較實事求是，也是自己的真情實感。如果大寨人依然對過去的那段“大寨與媒體之爭”懷恨在心，對各路記者持戒備心理的話，那就的確不夠意思了。

　　從昔陽回到北京後，欄目製片人肖東坡對《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的採訪提綱提出了很多“違章之舉”，主要表現在，主線不明晰，脈絡不清白；事實大羅列，主次分不開；大事沒分解，小事成了團；不去抓本質，只重看表面；深處有珍珠，都沒澇出來；不善打埋伏，技巧不會玩；一環扣一環，他就不明白；故事沒展開，突然轉了彎；沒有吸引點，哪能會出彩。

　　我在撰寫《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採訪提綱時，之所以“險些窒息”，一是對這類談話節目了解的少，以前根本就沒有做過，不得其要。儘管這種談話節目在電視上常見，不為新的表現形式，但對於沒有操作過的人來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看別人做的節目，自己覺得很輕鬆，還不時地挑些毛病，但自己做起來，就眼珠子發直了，沒咒念了。這説明，這個地方是我們沒有涉足過的一塊荒地，需要自己去開墾，而且一開始就不能採取廣種薄收粗放方式，要精耕細作，高起點，嚴要求，出精品。如果説，搞談話節目是我們沒有涉足過的一塊荒地，那麼，我們謀篇佈局的思維方式，靈活多樣的表現手法，帶有濃郁鄉土氣息語言運用，也是我們有待於調整與開發的處女地。過去，我們搞新聞性，專題性，評論性節目是輕車熟路，而且在採，寫，編，評，攝，錄，播方面還有兩把刷子。而在搞談話節目時需要有一個轉變，這個轉變是不折不扣的，是立竿見影的。否則，就辦不好節目，搞不好《鄉約》。

　　2003年10月8日早上，攝製組一行七人從大連拍攝完《李桂蓮人生四部曲》返回北京後，稍作休息，晚上又赴昔陽拍攝《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第二天零晨4點到達了山西省陽泉市，然後改乘出租車去大寨。不料，我們乘坐的出租車剛離開陽泉，就被人家“倒”了一把。原來，剛走出陽泉火車站時，一幫出租司機就把我們圍上了，説好了把我們直接送到大寨旅行社。當行駛到正定縣時，我們乘坐的出租車不走了，讓我們下來，坐另外兩輛出租。與司機交涉未果，只好搬下設備倒車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在路上，我們才弄明白，從陽泉到大寨要經過兩個收費站。有了收費站就增加了跑車費用。於是，在陽泉火車站拉客的有兩種，一種是能拉到客源，卻不捨得買過路費，一種是舍得買過路費，卻拉不到客源。這樣，他們一“結合”就把我們“倒”了。當時，我就有一種預感：此次出師不利，剛一到山西就給“玩”了個這，在大寨拍攝時，肯定不會很順利，但最後，一定能成功。

　　果然如此。早上一上班，我與欄目統籌孫志榮直奔郭鳳蓮的辦公處——大寨賓館四樓。我像老熟人似地與郭鳳蓮打招呼，並再次商討拍攝事宜。不料，郭鳳蓮上次答應我到她家吃飯的熱情不見了，上來就給來了一通：《夕陽紅》來採訪我，你們也來採訪我，我郭鳳蓮有什麼好講的。採訪我行，我就給你們兩個小時的時間。當我提出把村中大柳樹底下作為拍攝現場時，她竟然大怒，説啥也不能在大柳樹下採訪。

　　一看她變卦了，我就把孫志榮“出賣”了，讓他與郭鳳蓮交涉，我抽身到她另一個辦公室打印文稿去了。

　　孫志榮的確有兩下子，他曾經一言不發地讓一個血氣方剛的小夥子，喝一大碗醋，而後摔碗而去。這回老孫只用了十幾分鐘的時間，就讓郭鳳蓮“陰轉晴”了，而且是陽光燦爛，拍攝事宜就這樣談妥了。

　　郭鳳蓮的面部表情晴朗了，可是天卻陰下來了，接著就是綿綿不斷的秋雨，時而小雨，時而中雨，從早晨下到晚上。第二天依然是殷勤地下，下得讓人坐立不安。製片人肖東坡對大夥説：一炷香管三期。這是什麼意思哪？原來，我們到毛烏素沙漠拍攝殷玉珍的片子時，大家走累了，就在一個小廟旁休息，不知誰開玩笑地説了一句，給廟裏燒株香，保佐咱順利拍攝完安全返回，於是就點了一炷香。光顧得燒香，忘了看廟門了，這座廟是個龍王廟。看來，這個龍王對咱這個“三農”節目特別關愛，怕大家受不了沙漠裏的乾燥氣候，就給大家來了一場雨。沙漠高興，樹木高興，人更高興.。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乾旱的毛烏素沙漠就能變成綠洲；有了水，《鄉約》這棵剛剛出土的小苗就能長成參天大樹。所以《鄉約》第一期節目就是在雨中拍攝的。“一炷香管三期”。《走進大寨，走進郭鳳蓮》正好是《鄉約》欄目拍攝的第三期節目。

　　10月11日，是我們進駐大寨的第三天。秋雨仍然照下不停。大寨村的青石窯洞被細雨編織的大網籠罩著，整個村了變得灰濛濛的。在雨中望去，離村不遠的虎頭山卻雲霧繚繞，烏雲在山頂掠過，細霧在山腰飄浮，滿山的紅葉在雨中顯得格外耀眼，大有如夢境，似仙境的氣勢。如果説，在雨中欣賞霧景、觀賞紅葉會別有一番情調，那麼，在這種環境拍攝外景，能見度就大大地不良了，而且密密麻麻的雨珠，不時地衝進來“搶鏡頭”。

　　雨不停地下，很多外景不能出去拍攝。大家在房間裏是坐立不安，不時地把目光掃向窗外的天空，看看雲層有沒有減少的意思。然而，雨情依舊。

　　“實在是不能再等了，雨下得再大咱也得拍”，我向製片人提出。中午，我們出去買了幾把雨傘，午飯後，三台攝像機兵分三路，開始了外景拍攝。我與王呈一路，租了一輛麵包車直奔狼窩掌。狼窩掌是大寨最深最長的一條大溝，大寨人戰天鬥地的故事有很多就是在這裡發生的。儘管這裡經過數十年的治理，狼窩掌的大溝已變成了梯田，可是小溝還在。我與王呈乘坐的小麵包車在半山腰泥濘的小路上艱難地行駛著，由於雨大路滑，車就像一葉失去舵的小舟一樣，左右猛竄，左邊就是深溝，稍不留意，就會連車帶人掉進深溝。我和王呈嚇得心都快碰到牙了。隨著司機的一聲驚呼：“呀呀——”車子的左前輪果然墜涯了。我們在驚慌中從車中竄出來，定睛一看，下面就是五，六米深的大溝。若不是司機剎車及時，我們就一起打進狼窩，與狼共舞了。

　　雨依然在下。我們試圖把車從溝邊上抬出來，結果使盡了吃奶的勁兒也無濟於事。我們只好棄車而行。由於連續幾天的降雨，土壤中的水分已嚴重飽和，腳踩下去就會帶出一大塊膠泥。我們打著雨傘，扛著設備，在雨水擊打的小路上艱難地行走，拍攝。太行山裏的秋風裹挾著大寨的秋雨，不斷地向我們身上襲來，然後又順著脖子，打進我們的內部。再加上衣服、鞋子都被雨水打透，渾身一片冰冷。就這樣，我與王呈在溝深坡陡、風雨交加的狼窩掌，邊選景，邊拍攝。當我倆一前一後地向大寨展覽館方向走去的時候，突然，聽到後邊的王呈喊了一聲：“快救我一把！”我轉身一看，滿身泥水的王呈，高高地舉起攝像機，站在原地一動也不動，我靠過前去接過攝像機，就接著向前走。他又喊了一句：“不是，我被陷裏了”。我這才發現，王呈的兩隻腳已緊緊地被膠泥抓住，泥水正往鞋裏灌。我一用力，把他拽了出來，可他腳上的兩隻鞋，卻牢牢地粘在泥裏。這樣。我與王呈在泥水中，一個跟頭，一個把式地完成了外景拍攝工作。當回到住地時才發現，我倆早已成為泥瓦匠了。不過攝像機保護的很好。剛到房間，那個把我們扔在半路上的出租車司機，張口就向我要一百塊錢的租車費。跑了不到兩公里，就向要一百塊錢？這也太黑了吧？唉——，回頭一想，咱都是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吃點虧就吃點虧吧！

　　第四天，雨依然下個不停。大型戶外談話節目，在戶外是不能談了，只有轉入戶內了。現場選在了大寨展覽館。別説，還很順利，八點半開始，到十點半就錄製完了。

　　説來也怪，節目錄製完了，風也停了，雨也住了。“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的景象顯現出來了，不過就是沒有“明月松間照”。

　　午飯後，我們立即啟程返回北京。同時，也結束了我那二十多年的大寨夢。

　　我們費了這麼大的勁才完成了前期採訪與拍攝。呈現給觀眾的，應該是一期像模像樣的節目。可回來一看，拍攝談話時一、二號機，一個是構圖很糟，一個是沒找到焦點，而且色溫一冷一暖，不一致。給片子質量造成了先天不足。分析其原因，既有主觀上的，也有客觀上的，具體羅列出來，能道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了，不説了。

　　不行，還得説。《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從接選題製作完畢耗時約兩個月的時間，幾易其稿，幾上非線。這裡面有很多東西值得總結。

　　一，首稿純係摹倣，追求形似，而缺乏貫穿首尾的“神”。沒有“神”的東西是沒有生命力的。首稿為何沒有“神”呢？因為在動筆之前，沒有確立文章的主線，導致了在材料選擇上沒有輕重，巨細不分，主次不明，注重於材料的堆砌。這就如同建大樓磚與磚之間不放砂灰一樣，彼此之間沒有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缺乏內在的關聯。儘管在後來做了幾次修改，但也是局限于材料的增減、結構的調整，而文章的“神”，以及植根于“神”的問話沒有形成。實際上就是沒有生命的“木乃伊”。有情節、有故事、有懸念，能抓住受眾的耳朵，摳住受眾的眼球，這是作電視節目的基本技法。而這次我卻黔驢技窮，無計可施了。這種技法不是電視人首創的，我們的老祖宗早就會“玩”。不信，你就讀一讀《三言》、《二拍》，説書人的一段小故事就弄得很多聽客到點就往聽書館裏跑，而且聽得如癡如醉，不能自撥。如果我們在作節目時，把這個小技法用上，不是能大大提高收視率嗎？實際上，我也是國家一級笨蛋，眼高手低，會説不會作。不過，通過近兩個月的“打磨”、咀嚼、回味，從中也悟出了不少東西，眼下，這些東西還是零碎、不規則的，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的理論，這就需要在以後的工作實踐中，發展、完善、鞏固、提高，使之成為能指導自己工作實踐的、具有本人特色的理論基礎。

　　二，如何對待具有歷史問題的選題。《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這個選題帶有濃厚的、不可回避的歷史背景。提大寨，就得提到“農業學大寨”，提到大寨精神，提到陳永貴。如果統統地不提，那麼，整個片子就沒有份量，沒有對比，片子中的故事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但是，“農業學大寨”是時代的産物，它已被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所取代，大寨精神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陳永貴曾經是叱吒風雲的政治人物，官至國務院副總理，而且在這個官位上坐了八年，然而，由於歷史性的轉折，與大寨相關的歷史口號，歷史人物，都變成了沒有定性的“歷史”。如果，我們沒有敏銳的政治嗅覺，沒有明朗清晰的政治觀點和立場，僅靠個人的興趣，個人惡好去選擇材料，製作節目，就很可以能讓觀眾産生“中央要為採取”的輿論引導之嫌。為此，我們要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慎重對待比較敏感的歷史問題。《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三次重審就足以説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三，線索選取更應該注重時代感，對於歷史的交待過多，人們會更加注重現在的大寨，現在的郭鳳蓮，相比之下，節目在素材選取上交待過去的經歷交待的太多了。

　　四，編導要對自己的節目全面負責。電視節目製作是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特殊勞動，其生産工序是環環相扣的，而道工序又體現著製作者的物理技能和思維技巧，如果在這些環節中有一個環節出現了偏差的失誤，那麼，就給其他相連的環節造成後天難補的終身遺憾，最終導致整個節目質量的下降。《走進大寨，走近郭鳳蓮》之所以出現了前期質量的先天不足，主要是因為編導責任心不夠，依賴性太強。如果在拍攝前，編導從色溫的選定、白平衡的測定、電平表的調諧，機位的選擇，構圖的要求等都一一地過問、參與，那麼，就不會出現冷暖兩個色調，聲音就不會過荷，畫面就不會頂天立地。這個教訓應當認真地吸取，這個問題應當引起注意。為此，在以後的工作中，編導要對自己的節目每個生産環節全面負責，不能只滿足於前期的採訪、撰稿，後期製作、包裝。保障節目質量要從每個生産細節入手，把影響節目質量的各種隱患消滅有萌芽狀態，並做到及時發現，及時糾正，免得在後期時“嘆嘆氣把頭搖”，“將就著弄吧。”同時，在後期製作環節中，要學會運用華羅庚的統籌法，尋找最佳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高質量的節目。這對於降低製作成本，提高節目的生産率，發揮編導的生産潛力是大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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