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速覽]隨著文革的結束，上山下鄉運動徹底終結，一批批知青開始考慮回到城市的問題。在雲南，有一群知青為了爭取能夠重返城市作出了各種努力。對於他們來説，在雲南邊陲的青春是一段苦澀和甜蜜混雜的難忘歲月。 |
“朋友們，這優美的音樂和畫面，彷彿我們又回到了一個特別的年代。還記得，1971年的春夏，咱們重慶兩萬四千名學生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踏上了去雲南建設邊疆的征程。他們才十六七歲，滿臉的稚氣，一腔豪情，義無反顧……”
這場叫做紅土情緣的文藝晚會，吸引了來自四川、雲南、上海以及重慶本地的數百名中年人。他們相聚在這裡，是為了紀念一個共同的名字：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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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60年代初開始，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部分知識青年響應政府號召到農村插隊落戶，從那時候起，“上山下鄉”成了一個有特定含義的詞彙。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上山下鄉運動進入了高潮。
1968年冬的北京，每天都要發出三列知青專列。在北京開往山西的火車上，一個叫做郭路生的青年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聲尖厲的汽笛長鳴
火車把青年們帶到了四面八方。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總人數超過了1700萬，安置經費超過100億元。這一空前的人口遷移也改變了新中國幾代人的命運。知青們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為農村的建設，尤其是邊疆的開發做出了寶貴的貢獻，他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多年後，一些知青出身的作家把這段特殊的經歷稱為蹉跎歲月。
今年53歲的丁惠民在幾個月前應聘到一家公司當倉庫管理員，每月工資600元。這是近幾年來老丁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時間倒退30年，丁惠民在五萬多名雲南西雙版納知青中是一個響亮的名字。
1970年，17歲的丁惠民同兩萬多名上海知識青年一起下鄉到了雲南，被分配到雲南生産建設兵團一師一團，即西雙版納景洪農場。
第二年，一個名叫徐裕銘的重慶知青也來到了景洪，在工作單位幾經變化之後，徐裕銘和丁惠民成了同事，一同住在這間茅屋裏。到1978年，他們已經在紅土高原幹了8年，返城回家成了他們的共同願望。
（採訪）丁惠民：因為在雲南呆了八年了，已經麻木了。每天拖著鋤頭，半死不活的。開始還雄糾糾氣昂昂像扛把槍一樣扛在肩上，像紅纓槍一樣的。後來拖著走，穿雙拖鞋，慢慢地走就是了。一件臟衣服大概半個月、一個月沒洗了，臭得要命，都是汗水味道。找個繩子一捆就是了，皮帶都不要。就是這個樣子。
這時候已經是1978年。這一年年初，努力證明歌德巴赫猜想的數學家陳景潤成為全民皆知的英雄。在隨後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一張張歡快的笑臉，印證了郭沫若詩一般的語言：科學的春天來到了。在文革結束兩年後，中國社會開始全面復蘇，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採訪）丁惠民：反正有很多東西都在開始和以前不一樣。那不是90度，那是180度，360度的大轉彎。然後我就感覺到我們知青這個事情有希望了。
這一年的5月，《理論動態》和《光明日報》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發了全國性的思想大討論。丁惠民想到，應該通過適當的途徑，實事求實地向中央領導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遇到的問題。
就在這間小屋裏，丁惠民萌發了給中央領導寫信的念頭。
（採訪）丁惠民：決定寫信以後，寫給誰呢？這又是一個問題。我也反復考慮了幾次，那我想到鄧小平，因為鄧小平已經出來工作了。當時還有一個選擇就是不要選擇人，就寫給中共中央國務院都可以，這也是一種選擇，但是不好，我反復掂量以後，還是決定寫給鄧小平。
丁惠民用了一整天時間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寫了一封信。
（採訪）丁惠民：“第一句話就説了，你那敢説敢做敢鬥爭的精神給我們知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敬佩你，願意把自己的心聲腹語向你傾訴。這句話就代表了我為什麼選擇鄧小平的根本意圖”
在信中，丁惠民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知青遇到的困難。在信的最後，他寫道：
鄧副總理，請您幫幫我們知青，讓我們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吧。
早在1972年，一個叫李慶霖的福建知青家長也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反映知青的困難。毛主席回信説：“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各地政府為了貫徹毛主席復信的精神，為知青們增加了數目不等的補助。但是，這些應急措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知青的困難。
幾天以後，距景洪三百多公里的動捧農場知青周嘉陵接到了丁惠民的聯名信。周嘉陵立即自己掏錢油印了一百份，在知青中傳閱。
（採訪）周嘉陵：那天晚上是我們那個地方放電影，我們那裏要是放電影的話不得了，全部的人都要去，幾個營都在那裏。我就悄悄地用北京的那個挎包、解放軍的那種挎包裝起，你一份，我一份，不敢髮發。
1978年12月18日，北京瑞雪紛飛。對中國的未來有著重要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這一天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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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全會作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在這次會議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
丁惠民等人到達北京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在北京寒冷的冬季，知青們反映的問題得到了各部門領導的高度重視。
幾天后，1979年的新年來到了。為了慶祝元旦，丁惠民安排大家參觀了天安門和毛主席紀念堂。知青們並不知道，在離他們不遠處的人民大會堂裏，一場聯歡活動正在進行。
元旦這一天，鄧小平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並被評為上一年度的風雲人物。時代週刊的封面寫著：鄧小平，中國新時代的形象。
丁惠民從隨後發生的事情中了解到，鄧小平在關注國際國內大事的同時，也在關注知青的生活。
元旦剛過，丁惠民接到通知，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要接見知青代表。
（採訪）丁惠民：鄧小平説了，西雙版納是個好地方，一定要把它建設好。要成為有志青年的創業基地，好像是這個意思。這個地方國家要進行大的投資，如果錢不夠，沒得錢，動外匯，外匯也要動，要下決心把它搞好。
兩天后，王震副總理對丁惠民等人的講話被印發到全國各大墾區。當《人民日報》隨後刊登出這個消息時，丁惠民已經帶著知青們回到了雲南。不久，他們就接到了雲南省委的通知：按國務院指示，不願意留下的知青，統統可以回城。
（採訪）丁惠民：“我宣佈這個消息，那是山呼萬歲，因為這個消息用不著分什麼內外，成功了每個人都可以回家了，我直接就給知青宣佈了。人越來越多，那天是把景洪這個飯館裏的所有的酒，包括商店裏的紅燒肉罐頭，什麼罐頭全部都買完了。暢飲一回。”
多年以後，人們在一首歌曲中唱到了這一年的春天。在知青們開始大規模返城的這個春天裏，深圳、汕頭等經濟特區在中國的南方崛起，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邁開了更大地步伐。兩年後的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掀起高潮的知青運動也以絕大多數知青的返城宣告結束。
（採訪）周嘉陵：回到闊別八年的城市，周嘉陵感到了他與城市之間的距離。他從西雙版納帶回來的物品成了那一段蹉跎歲月的見證。為了跟上日新月異的城市的步伐，周嘉陵專門去服裝店縫製了一身西服，到理髮店做了頭髮，然後到相館留下了回城後的第一張照片。
在徐裕銘運回城市的行李中，有自行車、收音機等物品。三十年後，這些當年的奢侈品早已沒有了蹤影。而徐裕銘帶回來的照片、票證和文字資料卻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這些小小的紙片清晰的再現了徐裕銘離開農場的過程。
1979年3月，徐裕銘離開了農場，在思茅的向陽旅社和墨江的人民旅社分別住了一晚，花費不到一元錢。到昆明後，徐裕銘到火車站辦理了四件貨物的托運手續，100公斤貨物的運費是六塊六毛錢。然後購買了一張3月24日的火車票，登上了回家的火車。
曾永慶也在這個時候回到了重慶，他被分配到重慶第一建築公司從事宣傳工作。
（採訪）曾永慶：這張字是我回城後，才回城後自己寫的。當時我進單位就貼在我的寢室邊上，我們領導還來給我打招呼，叫我取下來，有點悲觀的形式。就是貼在我的床頭上，我把它作為座右銘，回來要努力工作那種形式，不忘那八年的苦水。這是臨摹的，後來回來後畫的。我記得好像是這一張，當時好像是沒有畫完，所以説沒有拿給她本人，所以我留下來了。而且這一張是用鉛筆畫的素描，其它那些都是用碳筆畫的，畫的速寫。這張是畫的素描，所以説時間用的比較多。當時可能是沒畫完，沒交給她本人，所以我留下來了。這個人的名字我現在也記不得了，後來過後一直沒見過面，大概好像是南岸那邊的一個戰友。
1978年，曾永慶為28個到北京的戰友畫了肖像，這是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張。回城後不久，曾永慶放下了畫筆，。當年和他一起畫畫的戰友有的成了國內著名的畫家
（採訪）曾永慶：這是給丁惠民畫的一張像，是以紀念碑作為背景畫的一張黑白像，因為我也很崇拜他，我認為他是我們知青的一個代表，也是一個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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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丁惠民：英雄倒談不上，我倒是有點成就感，哎呀，總算做件有意義的事情了。為了我自己，也為了幾萬知青。
1979年3、4月間，大多數知青離開了西雙版納，丁惠民卻留了下來。
（採訪）丁惠民：我主要考慮到，當初在發動知青的時候，我給大家説過一句話，如果運動成功的話，我丁惠民最後一個走，就為了承諾或兌現這句話，我就拖了將近十個月。
1979年12月，丁惠民的母親退休了。按照政策，他可以回城頂替母親的工作。丁惠民離開西雙版納，經重慶順江東下，來到在湖北工作的父母家中，這時候已經是1979年的最後一天。
（採訪）丁惠民：“那時候是12月31日，我記得很清楚，廠裏面已經放假了，到處都貼著標語，慶祝元旦啊，門口挂著燈籠，非常熱鬧，第二天就是一號，就是1980年了，80年代了。我覺得我們知青和八十年代新一輩也沒有多大關係，可能中間有個別人，少數部分人可能和八十年代又關係，八十年代是一種有文化的，工作條件都比較好的，知識技術要比我們強的，那才是八十年代。”
1985年，丁惠民來到重慶，與妻子女兒團聚。在這間三十多平方米的房子裏，老丁一家住了二十多年。現在這棟樓房即將被拆除，由於沒有湊足購買新房的錢，一家人暫時還住在這裡。
丁惠民：我丁惠民早就不屬於我自己，或者屬於我這個家庭。我永遠屬於知青。
老丁當年的戰友阿城回城後成了作家，他寫的《棋王》、《樹王》、
《孩子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在總結當年的知青生活時，阿城以思辨的口氣寫道：
普通人的‘英雄’行為常常是歷史的縮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種被迫的情況下，煥發出一定的光彩。之後，普通人又復歸為普通人，並且常常被自己有過的行為所驚嚇，因此，從個人來説，常常是從零開始，復歸為零，而歷史由此便進一步。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