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戀人
——胡也頻與丁玲
1931年1月17日的黃昏，一位年輕的母親正懷抱著啼哭的嬰兒佇立在窗前，眺望著窗外的世界，她在等待丈夫的歸來。
日落西山後，霓虹燈開始閃爍，舞池裏盪漾起男男女女的腳步，餐廳裏也開始熱鬧起來。伴隨著不知哪家窗口飄出的那曲《毛毛雨》，上海開始上演光幻交織的夜生活。這時候一陣陣刺耳的警笛聲蓋過了嬰兒的啼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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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年輕的母親就是四年前以一部小説《莎菲女士的日記》震動文壇的作家——丁玲。本該早已回家的丈夫胡也頻到這時還未回來，丁玲開始不安起來，因為丈夫早上出門去參加中國共産黨在上海的一個秘密會議。丁玲與丈夫胡也頻這時候都已是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胡也頻還擔任左聯的執行委員，並且剛剛加入中國共産黨，而此時的國民黨政府正在四處抓捕共産黨人和反蔣人士。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蘇智良介紹説：“1927年的年底，中共中央就遷到上海，主要的活動就是在公共租界那麼同樣，國民黨內也有反蔣勢力，比如説汪精衛的勢力，以及其他的一些派系，他們的活動的很重要的基地也在上海租界裏面，所以從政治層面上來説，30年代的上海非常複雜。”
從1927年“四 一二”政變後，國民黨對上海的共産黨人和反蔣勢力進行嚴厲地鎮壓，馬路上，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飛馳而過的囚車，上海市民把這種囚車叫作“黑烏龜”。
今天位於上海昆山路上的昆山花園7號，是一幢三層帶部分四層的連接式紅磚洋房，四層最西側的那套公寓就是當年丁玲的寓所，70多年前，丁玲就是在這扇窗戶的裏面，苦等著丈夫胡也頻的歸來。
丁玲與胡也頻的兒子蔣祖林回憶道：“17號這一天早晨，我父親跟我母親講，他要去開左聯的執委會的會議，中午回來吃中飯，可是中午他沒回來。一直等到吃晚飯，天黑了，也沒回來。”
蔣祖林老先生就是丁玲當年抱在懷中的那個孩子。終於，丁玲再也等不住了，安頓好不到3個月的孩子後，丁玲開門下樓，隻身投入黑夜中尋覓未歸的丈夫。
這時候，夜空開始下起陰冷的冬雨，奔波了半夜，丈夫卻依舊無處尋覓，丁玲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住處，孩子已經熟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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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丁玲出生在湖南省臨澧縣，原名蔣冰之。四歲時，父親病逝，家境急劇敗落。丁玲跟隨母親寄居到湖南常德的三舅家中。母親余曼貞在丁玲5歲那年考入了常德女子師範學校，並結識了中共早期女革命家向警予。向警予是丁玲幼年時的偶像，丁玲在《向警予同志留給我的影響》一文中回憶到：“母親如饑似渴地把她（向警予）講的這些，一點一滴都吸過來，指導自己的行動，並且拿來教育我和她的學生們”。
1922年1月，18歲的丁玲隨同學王劍虹來到上海，進入平民女校學習。平民女校是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在上海建立的專為培養婦女幹部的學校。在上海平民女校，丁玲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1924年7月，丁玲離開上海來到北平，在一所補習學校學習。這時候的丁玲，瞿秋白曾評價説，“她仍是一個浪漫的自由主義者”。在北平，丁玲遇見了胡也頻。
蔣祖林介紹道：“在那兒補習功課的湖南人比較多，和我母親一起補習的還有曹孟君、譚惕吾，他們都是和我母親很要好的朋友。當時曹孟君和左恭戀愛，左恭和胡也頻是相識的，胡也頻在北平辦一個民眾文學週刊，就在北京《京報》，所以這樣子，左恭就把胡也頻就帶到我母親和曹孟君住的宿舍來玩。”
初次的相識，胡也頻並沒有給丁玲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可是幾天后，胡也頻手捧一束嬌艷的黃玫瑰出現在了丁玲的面前，花朵間的紙條上寫著：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那時丁玲的親弟弟剛剛夭折不久。
蔣祖林介紹説：“我母親當時並沒有這方面的意思，見過一面，好像就是一個朋友而已，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帶過的一個熟人。”
比丁玲小一歲的胡也頻，出生於福州的一戶普通人家，1920年，胡也頻離開家鄉，來到天津大沽海軍預備學校讀書。不久學校停辦，他來到了北平。那次的會面，胡也頻對丁玲一見鍾情，1925年，感覺找不到人生出路的丁玲，離開北平回到老家湖南常德。胡也頻知道後，匆忙向朋友借了一點錢，不遠千里從北平追到了湖南，追趕只見過幾面但卻已深愛著的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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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祖林回憶道：“我母親那個時候正好和我外婆在家裏，就聽到有人叩門，出去一看，原來是剛剛見過一兩面的胡也頻，胡也頻這個時候身無分文，所以黃包車的車錢還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胡也頻的單純、執著與熱情感動了丁玲，丁玲也因此接受了他的愛。在湖南的常德。兩人度過了甜蜜的初戀時光。
1931年1月17日的這一夜是如此地漫長，風聲，雨聲，嬰兒輕柔的呼吸聲，一切都顯得那樣無助，丁玲呆坐在屋子裏，燈光下母親送給他們作為結婚禮物的茶具回映著輕柔的光芒。
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中曾寫到：“房子裏仍沒有也頻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著，他什麼也不知道啊”！
不知不覺中，雨漸漸地停了，風聲也小了，天空因為陰雨，使得早晨的天色變得不易察覺，新的一天已經開始了。和臨時雇來的保姆交代了幾句，丁玲便又開門下樓，繼續尋找未歸的丈夫。
丁玲與胡也頻的兒子蔣祖林介紹道：“第二天一早她就去找當時左聯的馮雪峰，馮乃超。他們説有人帶著柔石到一個什麼書店去指認，問書店的人這個人是不是柔石。他們估計是胡也頻很可能被捕了。”
柔石、丁玲和胡也頻都是左聯的成員，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簡稱“左聯”。現在位於上海多倫路201弄2號的左聯紀念館就是當年左聯的舊址。左聯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它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魯迅、茅盾、田漢等人都曾是左聯的領導成員，一大批年輕作家都紛紛加入了左聯。左聯盟員由最初50多人發展到後來的300多人，並在北平、廣州、日本東京成立了分支機構。1936年為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宣佈解散。
左翼文學在上世紀30年代是一股強大的文藝思潮，它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恐慌，抓捕左聯成員的行動開始了。這是一份當年國民黨政府決定取締左聯的文件，上面有非常詳細的成員名單。柔石被捕的消息，讓丁玲有了不祥的預感。
回到家以後，沈從文來了。並帶來一張用鉛筆寫的發黃的紙，上面上寫著簡短的幾句話。從這個紙條上來看，胡也頻的確是被捕了
沈從文是丁玲在北平認識胡也頻之後結識的，由於文學上的共同愛好，他們成了好友。1925年1月，沈從文的作品開始在胡也頻當編輯的《京報》副刊“民眾文藝”上發表；胡也頻與丁玲也先後開始了文學創作。
胡也頻的失蹤讓好友沈從文十分著急，正在沒有頭緒的時候，胡也頻託人送來了那張紙條，紙條上説他是在東方旅社裏被巡捕房抓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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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東方旅社，是中共地下黨的一個秘密聯絡點，也是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機關。1931年的1月7日，中共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十天后，上海的進步文化團體在東方旅社召開秘密會議，會上潘漢年宣讀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此時的胡也頻還有另一個身份，那就是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上海代表。
1月17日下午1時40分，胡也頻在東方旅社31號房間內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租界”，是近代西方列強侵略中國後，在重要商業城市裏強佔一定的區域，做為他們居住並由他們管理的地方。租界完全不受中國行政系統管轄和法律制度的約束，被稱為“國中之國”，如果胡也頻在租界被捕，還有營救的可能性。為此，丁玲通過朋友找了上海幾位有名的律師。但律師都宛言謝絕了，因為根據他們了解的情況，這個案子他們無能為力。
僅管律師也表示無能為力，但丁玲依舊四方奔走，寒風中，她輾轉于租界巡捕房、警察局和律師所，由於産後缺乏調理，人變得很虛弱。
丁玲在《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中回憶到：“我很怕留在家裏，覺得人在跑著，希望也像多點似的。跑了幾天，毫沒有跑出一個頭緒來”。
最後傳來的消息，胡也頻等人屬政治要犯，已經被國民黨當局從公共租界引渡到了位於龍華的國民黨凇滬警備司令部。
淞滬警備司令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在上海設立的最高軍警機構，主要關押的就是共産黨員。胡也頻被轉移到這裡，使得營救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
看守所裏的胡也頻非常焦急，他託人帶出信來説，情況比較嚴重，讓丁玲抓緊找人把自己保釋出來，不然可能會發生不利的變化。得知丈夫被關押在龍華的上海凇滬警備司令部後，丁玲讓沈從文陪她去探監。
蔣祖林回憶道：“我母親去探監，但是這個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不讓進，説送的東西，衣服、被子可以送進去，但是人呢不可以見。那麼當時沈從文陪我母親一起去，就想了一個辦法，説我們送十塊錢進去，因為是送錢，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收條，所以看守同意了，於是他們就在門口等候，朝裏面望，不一會兒，就看見院子裏走過幾個人，當時一看，就是我父親，我母親就大聲喊他名字，我父親聽到以後，回過頭來也正準備回應的時候，結果這個看守就把他推走了。”
從龍華回來後，丁玲與胡也頻開始傳遞書信，送信的費用很昂貴，一來一回要8塊大洋，而當時1塊大洋就可以買三斤左右的雞蛋。雖然費用很貴，但這些信給丁玲帶來了一些安慰，因為只要還在寫信，就意味著胡也頻還活著。
丁玲曾如此表達自己思念的心情：即便是偉大的詩人啊，也體會不到一個在想念著愛人的心情。頻！你真不曉得一個人在自己燒好飯又去吃飯的心情，我是屢次都為了這而忍不住大哭起來的。
一月份後三分之一的時光很快就過完了，可丁玲依舊沒能見到丈夫的歸來。有人建議丁玲可以去南京找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邵力子，或許還能有些辦法。邵力子曾在1920年以跨黨身份參加中共組織，1926年在瞿秋白建議下脫離中共，他是國民黨中著名的民主派人士。
蔣祖林介紹説：“陳望道和鄭振鐸給邵力子寫了一封信，希望邵力子能夠幫助援救我父親，因為陳望道也是我母親的老師，邵力子代理過上海大學的校長。但是邵力子在南京，所以我母親就拿著陳望道的信就到南京去找邵力子。”
丁玲與沈從文坐火車到了南京，丁玲拿著信，去求見邵力子，而沈從文則通過朋友去見國民黨宣傳部部長陳立夫。
丁玲在南京尋找營救機會的同時，凇滬警備司令部的看守所裏開始瀰漫起層層殺機。
蔣祖林回憶道：“邵立子説怎麼卷到這麼一個大案子裏面去了，於是他就寫了一封信給張群，説你拿這封信趕快回上海，去找張群，看看有沒有辦法。”
張群是當時的上海市長，就在丁玲準備回上海找張群時，沈從文也從陳立夫那裏回來了。
蔣祖林介紹説：“陳立夫最後表示，如果他不是共産黨，願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辦法。這個的話實際上是話裏有話。所以我母親認為，這樣的話，實際上就是要胡也頻投降了那麼才可以。她説她認為胡也頻是不會投降的。”
丁玲後來在書中寫到，胡也頻寧肯坐牢，死，也不會在有條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願意他這樣。“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是與胡也頻一同被捕的左聯作家殷夫翻譯的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自由與愛情》。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麼都高的左聯文學青年的內心獨白。
2月7日，一無所獲的丁玲與沈從文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車。這一刻，胡也頻等24人被士兵們帶到了凇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的後院。
丁玲的耳邊是火車輪子與鐵軌的撞擊聲，而在上海龍華的胡也頻，耳邊響起的則是一陣槍聲。
回到上海後，丁玲再次來到凇滬警備司令部，但是看守拒絕透露任何消息。
深夜，沈從文帶來了確切的消息，證實胡也頻在2月7日晚上被槍殺了。一同就義的有24人，史稱龍華24烈士，胡也頻、柔石、馮鏗、殷夫、李求實，這5位左聯作家被後來者稱為“左聯五烈士”。
在昏暗的燈光下，丁玲看著前來報信的沈從文，神情木然地呆坐著，片刻之後，丁玲對沈從文説：“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胡也頻遇難後，丁玲對母親謊稱胡也頻將去蘇聯，自己一人無法帶孩子，將四個月大的兒子交由母親撫養。這時候，丁玲向潘漢年提出要求去江西蘇區，丁玲説只有到蘇區才有生活，才能寫出革命的作品。這一年的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決定讓她留在上海，創辦並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第二年3月，丁玲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1933年6月，丁玲出版了她的長篇小説《母親》，同年遭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押往南京。
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南京，11月，秘密到達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陜北保安縣。
1948年8月，丁玲的代表作《太陽照在桑幹河上》由大連光華書店出版。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逝世。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