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中飛揚（下）
——陸小曼與徐志摩
1931年11月17日，上海已經進入了深秋時節，南方的冬天來得晚，11月的深秋正是一年最舒適的時候，大街上的人們正盡情地享受著秋天所帶來的涼爽與快樂。而在上海福熙路，四明新村923號，一棟外表平靜的老式洋房裏，正激蕩著一場家庭情感風暴。
這天下午，小樓的主人，大詩人徐志摩從北平回到上海，和他預料的一樣，妻子並沒有在門口迎接，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鴉片煙的味道。
走進家門後的徐志摩，疲憊地踩著樓梯向二樓走去，鴉片煙的味道越來越濃，在二樓的拐角處，徐志摩瞥了一眼躺在煙塌上的妻子，本想説什麼，但欲言又止，他沒有和妻子打招呼，徑自回到了書房。這個月，他們剛好結婚五週年。
1926年11月，曆盡艱難終成眷屬的徐志摩和陸小曼回到了徐志摩的老家浙江海寧硤石，與徐志摩的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是沒過多久，婆媳之間便出現了隔閡。
一件事情呢就是，她一定要堅持在硤石再坐大紅轎子，這個轎子兩個人抬就可以了，他要抬六人大轎，那麼這個她的婆婆認為太過分了，第二個她在吃飯的時候，經常吃半碗都不到，然後餘下的飯就讓徐志摩吃下去，那麼（徐志摩）他母親顯然不忍心，還一個他們最受不了的就是，陸小曼有一次吃好飯，很撒嬌似地叫志摩抱到樓上，她説你抱我上去，好，徐申如大怒，然後他們過了一兩天他們就走了。
與兒媳産生了矛盾，徐志摩的父母離開海寧住到了上海，這一年的7月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布北伐動員令，開始了針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11月，在江西被北伐軍擊敗的孫傳芳收集殘部8萬餘人，部署在滬寧和滬杭鐵路地區，準備抗擊國民革命軍的進攻。浙江海寧正好位於滬杭鐵路沿線，12月，為躲避戰亂，陸小曼與徐志摩從海寧搬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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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兩人開始築起了新的愛巢，陸小曼如魚得水，重新開始了她喜愛並擅長的社交生活。社交圈裏公認的“南唐北陸”的陸小曼和唐瑛，這時候同時出現在上海的社交界，成為了上海各界津津樂道的談資。於是，在上海的舞廳 戲院這些上流社會公子小姐們經常光顧的場所，由於陸小曼的加入，又增添了一道風景。
徐志摩與陸小曼定居上海後，本想過安靜的生活，他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繼續詩歌創作，同時也像其他男人一樣，希望在衣食上能得到妻子的照料。但是陸小曼，卻喜歡到戲院裏去捧角，登臺作秀。
20年代是中國京劇的黃金時代，1927年，北平《順天時報》舉辦“評選京劇五大名伶”活動，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徐碧雲當選為京劇“五大名伶”。那時，在京津滬等地的茶館戲園裏，逐漸出現捧角的風氣。捧角者遍及各階層，上至政府官員，下至百姓，不分男女。有官捧、民捧、還有捧角集團，當時聲勢最大的要數專捧梅蘭芳的“梅黨”。
在那個年代，職業演員演戲是賤業，而像陸小曼這樣的票友演幾齣戲，有時還挂上賑災的名義，那是很風雅的事情，而徐志摩對此卻沒有太多的興趣。
陸小曼侄孫邱權回憶道：“儘管他們愛好文藝。在藝術上是他們一生的追求，是他們的共性。但是在某一門的藝術上面又可能是他們的分歧。”
徐志摩與陸小曼之間情趣愛好的差異不僅表現在戲曲上，同時也表現在了對電影的態度上。30年代，看電影同樣是上海上流社會追求時髦的方式之一。
隨著國産電影的發展，上海各大電影公司自己拍攝的影片也成了人們競相觀看的對象。 喜歡像明星一樣生活的陸小曼，也迷戀電影，便有了過把電影明星癮的想法，但卻遭到徐志摩的反對。
徐志摩想讓陸小曼成為畫家或作家，但平日裏陸小曼看戲唱戲捧角，徐志摩干涉得並不多，有時甚至還會為了博得妻子的歡心，去跑一下龍套。
1927年12月6日，上海靜安寺路上的夏令配克影戲院裏鑼鼓作響，異常熱鬧，一個叫天馬劇藝會的組織正在這裡舉行一場京劇票友會，上演的劇目是《三堂會審》，這折戲是《玉堂春》中最為高潮的一部分，講的是被誣謀害前夫的民女蘇三冤情得以雪，並和山西巡按王金龍曆盡千難萬阻，終成眷屬的故事。這一天的演出是上海社交界裏的大事，吸引了眾多上流社會的公子小姐前來捧場，也吸引了眾多的小報記者來此尋找花邊新聞，因為戲中飾演主角蘇三的是名噪上海灘的陸小曼。
這一天的演出中，跑龍套的是陸小曼的丈夫徐志摩，而飾演男主角王金龍的則是一個叫翁瑞午的男人，就是這個男人，改變了徐志摩與陸小曼兩個人的命運。
翁瑞午很早就與徐志摩夫婦相識，徐志摩和陸小曼1926年10月3日結婚，而翁瑞午在徐志摩1927年1月6日的日記中就出現了，徐志摩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到：“昨夜大雪，瑞午家初次生火”。（《志摩日記》）
翁瑞午是上海有名的票友，在看戲捧角的過程中，陸小曼結識了翁瑞午，這是她生命中的第三個男人。
《陸小曼傳》的作者柴草介紹説：“他的祖父是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他的父親是桂林的知府，也擅長畫和醫術。翁瑞午從小他跟著揚州的名家學習推拿，他在畫畫的鑒賞方面也有相當的一個鑒賞力。那麼人又很活絡，對戲曲又很愛好，那麼到徐志摩跟陸小曼到了上海之後翁瑞午就進入了他們的生活，而且迅速地跟他們成為了朋友。”
翁瑞午吸食鴉片，在他的影響下，身體不佳的陸小曼也漸漸染上了煙癮。
陸小曼的侄孫邱權回憶説：“很多的書裏面的描述都是很典型的。這種精神憂鬱症。但是這個時候只有翁瑞午給她鴉片抽了以後，她可能麻木一下她的神經。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才吸的。因為我姑婆那個病很怪的，她神經疼，全身的神經疼，這痛那痛，你找不到一個最後的痛點到底在什麼地方。她到後來老年都有這麼一個病，就是覺得渾身不舒服，這個關節不舒服那個關節也不舒服。所以這個病的話呢，可能就是當時鴉片，這是很可以説我們所有的親屬都一致認為我姑婆抽上鴉片是為了治病而抽上鴉片，而不是為了精神上的空虛去追求上鴉片。”
對於自己抽鴉片，陸小曼曾寫到：“喝人參湯，沒有用，吃補品，沒有用。瑞午勸我吸幾口鴉片煙，説來真神奇，吸上幾口就精神抖擻，百病全消”。（《陸小曼詩文》 陸小曼）
此時的陸小曼，已經對翁瑞午産生了依賴，雖然這種依賴是從吸食鴉片開始的。染上煙癮後的陸小曼經常是與翁瑞午同榻抽煙，關係親密。 但對於兩人的關係，徐志摩一開始並沒有太多的怨言，只是認為鴉片會害了陸小曼。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紅萍介紹説：“徐志摩自有他的一套處世哲學。徐志摩説男女之間的情愛是有區別的，丈夫絕不能禁止妻子交朋友。鴉片煙榻看似接近，只能談情不能説愛。所以他認為這個男女之間鴉片煙榻是最規矩，最清白的。而最嘈雜和最曖昧的呢是打牌。”
翁瑞午教會了陸小曼吸食鴉片，同時由於他會推拿的手藝，所以每當陸小曼唱戲義演累了，便會叫翁瑞午幫自己推拿。上海的社交界裏便出現了關於兩人的一些傳言。三人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戲院的那場演出，讓陸小曼出盡了風頭，但徐志摩卻對此表現出了一絲厭煩的情緒。徐志摩在後來的日記中曾寫到：“我想在冬至節獨自到一個偏僻的教堂裏去聽幾折聖誕的和歌，但我卻穿上了臃腫的袍服上舞臺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戲”。（《志摩日記》）
1927年12月17日，也就是演完《三堂會審》後的第11天，上海一份名叫《福爾摩斯》的小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五大姐按摩得膩友》的文章，文章影射了有關三人的緋聞，伍大姐實際指的就是陸小曼，文章中的另外兩人余心麻和洪祥甲實際指的就是徐志摩和翁瑞午。為此，徐志摩把報社告上了法庭。
這件事情最後以報社公開賠禮道歉結束，但是關於陸小曼與翁瑞午的緋聞讓徐志摩很是難堪。結婚以來，徐志摩一直想改變妻子出入社交場的生活狀態，最讓他無法接受的是，陸小曼竟然粘惹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於是，思考過後的徐志摩準備和陸小曼好好地談一談，勸她戒掉鴉片，開始正常人的生活，儘管這種談話已經有過多次。
1931年11月17日這一天，徐志摩的嘮叨激怒了陸小曼，氣急的陸小曼順手拿起放在桌上的煙槍，用力朝徐志摩扔去。
這一擊，對徐志摩來説是致命的，它不僅擊碎了兩人之間的情感，也擊碎了徐志摩對愛情一直堅持的理想浪漫情結。於是，絕望之下的徐志摩，離開了這個他親手築起的愛巢。然而，令陸小曼沒有想到的是，徐志摩的這一走，卻再也沒有回來。
離開家後，徐志摩到了南京，準備搭乘19日上午的郵政班機回北平。
由於陸小曼在生活上是極盡排場，為了解決家中巨大的開銷，徐志摩同時在東吳大學、上海法學院、南京中央大學等處兼課任教，教書寫文，徐志摩的月收入接近千元，同時代的大作家魯迅，在廈門大學的月收入是400元，那已是最高級別的教授待遇了，而徐志摩則相當於做了兩個半教授的工作，儘管如此，這接近千元的月收入依舊無法滿足妻子陸小曼各方面的開支。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紅萍介紹説：“陸小曼的家庭開支是非常巨大的。那麼只房屋租金這一項就是一多百銀元。那麼她的吃鴉片吃藥這項又要二三百。那麼她家庭的開銷，出入有私人汽車，有眾多的傭人，這項又是二三百。所以她母親有一次就對王映霞説，他們家庭的開支一個月不能少於五六百。如果少於這個數，就無法安排了。”
陸小曼侄孫邱權也回憶説：“她一生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不知道金錢來之不易。那麼這一條包括連我們第三代，我們都感觸很深。特別是三年自然災害，你要買塊蛋糕什麼東西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母親把所有的這種蛋糕卷節省下來了去給了我姑婆。姑婆她送鄰居啊什麼她一點也都不心疼。包括香煙也是，香煙票也是。因為她一生最大的問題，她是不知道金錢來之不易。她一直到死，她沒有這方面的體會。因為我姑婆本身就是一個嬌小姐，你徐志摩娶她就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你有本事養得活她娶她，你沒本事娶，養不活她你就不要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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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姑婆這個揮霍，他徐志摩和她開始相識時就知道這麼一個情況。”
1930年底，徐志摩辭去中央大學的職務，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與陸小曼分居在京滬兩地，為此他不得不在兩地間來回奔走。而陸小曼也並不願意隨徐志摩一起北上。
陸小曼侄孫邱權回憶説：“我姑婆不願意到北京去，外面説的好像都是因為我姑婆生活奢侈，離不開上海當時一個很腐朽的這種，不像北京，是一個比較純樸的世界。而我從小聽到我們家裏面説，因為我姑婆非常在意徐志摩和林徽音的關係。而我姑婆呢，正好是要把徐志摩要千方百計把他留在上海，斷掉和林徽音的那一層關係。這就是我們這一代人，説在我們的家庭，站在我們陸家的立場上所提到的。跟外面所講的好像徐志摩要逼著我姑婆要回到北京去根本是兩碼事。”
1931年11月19日上午8點，南京明故宮機場上，天色陰沉，深秋的涼意在飛機螺旋槳吹出的氣流裏越發地明顯，徐志摩在飛機起飛前寫完了他生命中最後的幾行文字，那也是他寫給陸小曼的最後一封信。隨後，徐志摩搭乘郵政班機“濟南號”飛往北平。飛機上除了兩名駕駛員，乘客僅徐志摩一人。10點20分，飛機在濟南上空遭遇大霧，不慎撞上了濟南開山，飛機爆炸起火，三人全部遇難。這一年徐志摩35歲。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徐志摩在1928年重返英國時寫下了《再別康橋》。這一年，對陸小曼逐漸失望的徐志摩希望他的短暫離別能激起陸小曼的醒悟。
徐志摩曾經對陸小曼説：“眉，我的詩魂的滋養全得靠你，你得抱著我的詩魂像母親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給他穿，他餓了你得喂他食糧——有你的愛他就有命！“（《愛眉小扎》）
但結婚後的陸小曼，唱戲跳舞，與翁瑞午一起抽鴉片，成了生活的主題，徐志摩再也尋覓不到能激發他浪漫詩情的愛。
這一天深夜，南京航空公司主任保君健，敲響了上海徐公館的大門，保君健上門的目的是告訴陸小曼，徐志摩在昨天的一場墜機事故中不幸身亡。陸小曼卻把保君健擋在了大門外，她不相信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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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權回憶説：“自從徐志摩走了以後，她也不修邊幅。原來她也是要打扮的，現在從來就是不洗臉，不刷牙。唯一的一生最大的寄託就是想把徐志摩的書全集給他出版出來。那個時候我姑婆，因為她名聲在外，所以追求她的男的不少。為什麼我姑婆就是她等於自己在摧殘自己？就是充分説明了他對我姑公公的感情。”
徐志摩去世後，陸小曼閉門謝客，一心編輯徐志摩文集，在此後34年的時間裏，陸小曼
先後編輯出版了《志摩日記》、《徐志摩詩選》和《志摩全集》。（此處原文沒有，為後加）
在飛機的殘骸中有一件物品未被燒燬，它是徐志摩將其放在一個鐵盒子中的，陸小曼親手所繪的山水長卷，這幅山水長卷現存放在浙江博物館。
徐志摩死後，陸小曼依一直與翁瑞午同居，長達30年，但臥室裏一直懸挂著徐志摩的遺像，從沒有摘下。
1961年，翁瑞午在上海去世，4年後，陸小曼逝世，終年62歲。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