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走，向右走
——徐悲鴻和蔣碧微
1936年5月的一個夜晚,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經沉入了夢鄉.在一座西式建築的公館內幾扇窗戶還亮著燈光。從窗內傳出一陣陣爭吵的聲音，這聲音在寂靜的夜晚中，格外清晰，此時隔壁屋內被驚醒的小女孩，正悄悄的溜下床，向發生爭吵的房間摸索著走去。這個小女孩名字叫徐靜斐。
徐靜斐回憶道：“我母親跟我父親吵了一夜，那個時候我才六七歲。為了我父親不願意跟蔣介石畫像，我母親非常的不高興，跟他吵架。覺得蔣介石是個最高領袖嘛，你反對他那你還會有什麼好前途呢。你為了自己的前途，為了能掙更多的錢，那你當然不應該去得罪那個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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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在友人的資助下，徐悲鴻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公館。南京傅厚崗６號南京作為當時的首都雖然已經初步顯現出一派繁華的景象，但私人公館還是很少，於是這裡就成了達官顯貴文人騷客經常聚會的場所，而熱心操辦這些活動的，就是徐悲鴻的夫人蔣碧薇
徐靜斐介紹説：“我母親呢非常喜歡請客，常常在我們那個大花園裏面舉辦那個茶會，就是搞一個很大的傘，搞幾把很大的傘撐在那個花園裏面，傘的下面放一些凳子椅子小的桌子，桌子上面有各種各樣的點心，還有茶，什麼桔子嘍、汽水嘍桔子水嘍等等。那麼請了很多很多的客人朋友就在那個大院子裏面就開茶會。”
1936年2月，為指導全國各地婦女切實厲行新生活，南京政府在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內增設了一個附屬機關：婦女指導委員會。由宋美齡親自擔任會長，意在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這在本已風光無限的，南京交際圈內。更掀起了女性參與社交的熱潮。
這一天，徐公館內又舉辦了一場熱鬧的聚會。徐靜斐回憶説：“那個時候呢我母親是以一個女主人自居，非常表現得很得意的那個樣子。”
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的張道藩是徐家聚會上的常客。女主人對他的招待，也格外的殷勤。像往常一樣，徐悲鴻簡單地與客人寒暄後，就回到畫室繼續自己的創作。當時國民政府消極抗日的政策，徐悲鴻是非常反對的。對這種只談風月，不問政治的聚會。他甚至有一些厭惡，這段時期創作的國畫《逆風》也反應了他此時的心態
徐悲鴻不知道，聚會上的張道藩此行還有另外一個目的。5個月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五十歲生日就要到了。受蔣介石委託，張道藩是來邀請好友徐悲鴻為蔣介石畫像的。
為了慶祝蔣介石的50歲生日，國民政府在全國很多地方修建了中正堂 介壽堂`。從民間募捐購買的68架新型戰鬥機，也打算在蔣介石生日那天飛經南京上空。向最高領袖致敬。
然而，徐悲鴻卻不願意為蔣介石畫這張像。不管張道藩出多少錢。
張道藩只好請蔣碧微出面，説服徐悲鴻。於是在那天的夜裏，徐靜斐聽到了父母激烈的爭吵。
其實這種爭吵，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徐悲鴻和蔣碧微之間，性格與思想的差距，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顯露出來了。1917年，蔣碧微和徐悲鴻私奔到日本後，不久就回國了。蔣家隨後也原諒了他們，兩年後的1919年，徐悲鴻從教育總長傅曾湘那裏獲得了法國留學的公派名額。於是攜蔣碧微，雙雙去往法國勤工儉學。這些在國外的留學生們，除了攻讀自己的專業外，也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社會新思潮。
在法國，徐悲鴻夫婦和幾個好友成立了一個小團體叫天狗會。這個奇怪的名字，來源於天馬會。天馬會是劉海粟，在上海成立的一個美術團體：倡導美術改革，在美術教學中。首次實行人體模特寫生，並率先在美專實行男女生同校制度。這在當時的美術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一次，徐悲鴻和幾個朋友，在聚會中談起了天馬會。幾位朋友提出：我們何不組織一個天狗會。於是在半開玩笑中，一個海外留學生小團體成立了。
由於國內政局混亂，留學生的經費經常不能按時到位。所以徐悲鴻夫婦的生活，一直很拮據。從小家境富裕的蔣碧微，經常為開支窘迫而苦惱。徐悲鴻為了籌錢，甚至到新加坡為人畫過像。而徐悲鴻不在身邊的時候，張道藩的幫助讓蔣碧微又感受到曾經的優越生活。
徐靜斐回憶道：“我母親八年跟我父親在法國，給的那一個人的學費兩個人用，根本就買不起衣服。穿的都是很簡單的，自己縫的衣服。張道藩經常給母親買漂亮衣服，帶她到高級沙龍裏面去作客，那我母親簡直就高興得不得了。”
張道藩和徐悲鴻夫婦是在德國相識的，當時徐悲鴻夫婦到德國遊歷，在英國倫敦學習美術的張道藩慕名前來相見。一見面，他就被蔣碧微吸引住了。對朋友説真乃天人也。在一次單獨相處中，張道藩遞上了一封情書，表達對蔣碧微的愛慕之情。讀過信後，蔣碧微悄悄地把信毀掉了。她覺得既然嫁給了徐悲鴻，就應該做一個好妻子，不能再移情別戀
徐靜斐介紹道：“我母親是住在閣樓上面，閣樓便宜。樓底下一樓有一個洗衣店，那個洗衣店老闆的一個女兒叫蘇珊，長了一頭金黃色的頭髮，藍眼睛。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典型的法國女郎。我母親就把那個蘇珊就介紹給了張道藩。希望張道藩去跟蘇珊兩個人相愛。後來張道藩也果然就跟那個蘇珊結婚了，但是結婚以後呢他並沒有放棄對我的母親的感情。”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軍閥割據的時代結束了。國內形勢的好轉，在海外的留學生中。
又形成了一股歸國熱潮。
天狗會的四兄弟中,老大謝壽康回國後就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不久辭去院長一職，就任駐比利時公使館代辦，老四邵旬美回國後除了畫畫以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出版方面：讀書 買書 寫書 翻譯書 出版書。成了他最為熱衷的事情。
他甚至擁有了三個出版公司，出版的雜誌有20幾種。《自由談》就是比較著名一個。
張道藩回國後卻並沒有從事與美術相關的工作，而是走上了一條從政的道路。成了中統係
即陳果夫 陳立夫的嫡系骨幹。
1927年徐悲鴻回國後不久，就加入了田漢的南國社。田漢早年留學日本，1922年回國後在上海創辦了《南國月刊》。1925年他創立南國電影劇社。1927年在南國電影劇杜的基礎上成立了 南國社這是一個以：團結能與時代共痛癢之有為的青年，做藝術上之革命運動為宗旨的藝術團體。徐悲鴻在南國社負責教授繪畫，並且和其他人一樣是不拿薪水的.
徐靜斐回憶説：“那麼這件事情就引起了我母親蔣碧微的反感，我母親她認為跟我父親在法國吃了八年的苦，那麼現在回國以後就應該享享福了。怎麼又去找一個不拿工資的工作，這個在她看來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呢蔣碧微就非常惱火。有一天呢，就趁我父親不在的時候就把我父親的行李他的衣服，他的被子，所有的東西，畫具全部就搬到南京。”
為了顧及家庭，徐悲鴻于1928年受聘到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任教。國立中央大學，是由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合併而成。學科設置之全和學校規模之大，為當時全國各高校之冠。隨著徐悲鴻的聲譽日隆，他們的生活質量有了明顯的改善。
在當時南京市對於一般家庭來説，月收入30到50元。基本上可以達到溫飽，而徐悲鴻當時的月薪達到了300元。收入已經相當可觀，但是生活條件的改善。卻讓徐悲鴻和蔣碧微之間的不和諧漸漸顯露了出來。
徐靜斐説道：“那我母親是非常注意她的打扮，只要是有好的衣料，絲綢緞子的衣料比較講究的，那她馬上就要買。買了以後呢就做，一天換一身衣服，而且都是非常講究的衣服。所以我母親的這個旗袍大概，就我哥哥到台灣去繼承遺産的時候。整整兩箱子旗袍。”
而徐悲鴻除了授課 創作外，還經常關心時局。並經常借作品，抒發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徐悲鴻的一幅作品名字叫《徯我後》，取自《詩經》的徯我後後來其蘇 之句。意指百姓期待英明君主的解救，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徐悲鴻創作了這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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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畫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國民黨內主管宣傳的張道藩，找上門來以關心的口吻：告戒老同學不要自找麻煩，並且讓蔣碧微也勸一勸徐悲鴻。
徐悲鴻在政治上的左傾，讓蔣碧薇頗為反感。1935年，為了營救田漢的事徐家又掀起了軒然大波。徐悲鴻在中央大學任教期間，還經常回上海為南國社的學生無償授課，並與田漢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32年，田漢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産黨。1935年初，中共江蘇省委及上海文化工作委員會遭到破壞。田漢于2月19日夜，在家中被捕。被捕時田漢正在創作電影《風雲兒女》，而《風雲兒女》的主題歌就是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
正是田漢在獄中所作。為了營救田漢，徐悲鴻不避嫌疑， 四處奔走。他找到了張道藩。
張道藩的家，就在距離徐公館不遠的丹鳳街。蔣碧微每次舉辦的聚會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三十年代的社交圈中，上海的茶會大多是士紳 商賈文人 名士。南京的茶會則多是官員 政要。當時像汪精衛 陳果夫 陳立夫等都是蔣碧微府上的常客。而張道藩與這些政要的關係很不一般。
徐靜斐回憶説：“我父親就找到了張道藩，説能不能希望你能夠把田漢想辦法放出來。那個張道藩呢，也假惺惺地答應了。他説那怎麼辦呢，你悲鴻兄求我那我還能不辦嗎？於是呢隔了一段時間他就跟我父親説要放田漢可以，但是要有兩個知名的教授以性命擔保我們才能夠放人，而且要保證田漢出獄以後不再進行這個共産黨的活動。我父親説行行行，不管你怎麼樣，只要把田漢放出來就行。”
由於徐悲鴻和同為中大教授的，宗白華出面擔保，田漢出獄了。在擔保田漢的問題上
蔣碧微極力反對徐悲鴻的作法，擔心一家人被牽連進去。可是徐悲鴻不但出面擔保，還讓出獄後無家可歸的田漢，暫時寄住在徐公館。
徐靜斐説：“當時田漢是非常困難，所以田漢他們夫妻和田漢的母親都住在我們家。大概住了有兩三個月的時間。那麼就在這一段時間裏面我母親又發火，又吵架。跟我父親又吵架了。她説你就喜歡交這些窮朋友，整天把這些窮朋友，在家裏管吃管住你能管得起嗎？”
一次又一次的分歧，讓這對昔日相愛的伴侶已經有了難以抹平的裂痕。徐悲鴻剛剛搬進傅厚崗6號的時候，正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為了紀念淪喪的國土和流離失所的人民他給自己的新家，取了個名字叫危巢。後因蔣碧微的反對而作罷。
但是這個名字，卻為兩人的關係，昭示了不詳的徵兆。由於拒絕為蔣介石畫像張道藩被國民黨上層授意，要給徐悲鴻一點顏色以示警告，一場危機正在向危巢襲來。
徐靜斐回憶説：“張道藩就找了中大的一些就是思想比較靠近國民黨的一些學生就造謠。説我父親跟一個女學生好，怎麼怎麼怎麼。我母親本來脾氣就很壞就喜歡罵人，那麼一聽這個話，我父親一回來就跟我父親大吵大鬧，吵得一團糟。有時候一吵一整夜。結果吵得我父親昏頭昏腦，根本就沒法睡覺，到早上我父親昏頭昏腦地起來。那個時候事實上，他已經有高血壓了，自己頭也昏得很厲害，但是他為了去上課沒有辦法就把那個頭放在水龍頭上面用冷水衝。衝得好像比較清醒一點，這樣勉強去到中大上課。所以在那種情況下面，逼得我父親走投無路。”
吵到最後，家裏已無溫暖可言，兩人之間只剩下了冷漠。於是徐悲鴻接受了李宗仁的聘請出任廣西省政府顧問。于1936年6月離開了南京。
此時留在南京的蔣碧微，仿佛也有了一種解脫。並且樂此不疲地扮演著沙龍夫人的角色
充分體驗上流社會交際的樂趣。
這一年，日本經濟全面納入戰爭軌道。羽毛漸豐的華北駐屯軍，開始取代關東軍成為侵華的急先鋒。華北形勢空前危急，不久， 廣西廣東爆發了要求抗日的六一運動。兩廣通電全國，呼籲南京政府順從民意，領導抗日。徐悲鴻在《廣西日報》上公開撰文斥責蔣介石無禮 無義 無廉 無恥。
徐悲鴻在廣西的所作所為引起了蔣介石的憤怒，也引起了蔣碧微的不安。1936年的8月14日，蔣碧微來到桂林，試圖説服徐悲鴻回到南京。但當時徐悲鴻全身心地陷入了那個廣西
抗日的熱潮裏。他説他不能答應，不能負義。
19年前的那個深夜，離家出走的蔣碧微找到了徐悲鴻，也找到了幸福。但是這一次，他們卻走到了婚姻的盡頭。蔣碧微悵然而歸，徐悲鴻也再沒回到過傅厚崗6號。
1945年底在大律師沈鈞儒的見證下，徐悲鴻和蔣碧微宣佈解除同居關係，28年的姻緣劃下了句號。
1946年蔣碧薇在南京當選國大代表
1948年徐悲鴻拒絕南遷
1949年徐悲鴻力勸傅作義和平解放北平
1949年蔣碧薇定居台灣，兩個子女留在了大陸
1953年徐悲鴻病逝于北京，身邊珍藏著與蔣碧薇在法國生活時買的一塊懷錶
1978年蔣碧薇于台北去世，臥室裏挂著徐悲鴻為她畫的肖像——《琴課》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