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化蝶
——高君宇 石評梅
1924年5月15日，外交總長顧維鈞的住所發生爆炸，北洋政府對北京城內的國共兩黨成員展開大搜捕。5月21日，一夥軍警衝入了位於北京景山後街的臘庫衚同16號，這裡正是中國共産黨北方區委的骨幹成員——張國燾和高君宇的秘密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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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的義子高丕存回憶道：“當時我父親他好像正好是在那個廂房，靠近門口廚房的這個房間裏面住，張國燾他們一個在上房，還有一個在東廂房住，所以幾個軍警一進院，我父親就發現了，發現以後，當時看見是情況非常緊急，已經來不及通知上房的幾位去，最後就很快地趁軍警不注意他就溜到廚房去以後，就自己把臉上抹了一點灰之類的，換了一下廚子的衣服，提了一個菜籃，然後出去了。”
這個從軍警眼皮底下溜走的年輕人正是中國共産黨北方區的重要領導人——高君宇。張國燾等人的被捕，使北京城的氣氛驟然緊張。此時的高君宇已經接到上級指示，準備回山西建立當地的共産黨組織。臨走之前，他決定去看一眼北京女高師附屬中學的教師，石評梅。
在這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石評梅正坐在寓所裏給遠在家鄉的父母寫信。石評梅原名石汝璧，1902年出生於山西省平定縣的一個書香門第。因自幼酷愛梅花，後來改名評梅。父親石銘是清末舉人，評梅從小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底子。
1919年秋，石評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此時正值“五四”愛國運動過後不久，石評梅一方面在女高師勤奮學習課業，一方面開始創作詩歌和散文向各報刊投稿。不久，在北京校園和文學界，石評梅已是小有名氣，更有“京城才女”的美譽。
高君宇的突然出現令石評梅頗感意外，她意識到高君宇正身處危險之中。這不禁讓她想起了三年前與高君宇初次相識的情景。
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會館的同鄉會上，一個學生模樣的男子正在做一個反帝反封建的發言。石評梅和朋友走了過來，他們被演講者激昂高亢的情緒所感染，認真聆聽著他那新鮮而富有革命性的言論。這個演講的年青人就是當時還在北京大學英語系讀書的高君宇。
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錫三，號君宇。1896年出生於山西省婁煩縣的一個富商家庭。少年時代的高君宇就對社會政治問題非常關心，訂購了《晨報》、《申報》以及《康梁文鈔》等進步書刊詳加研讀。從山西省立一中畢業後，20歲的高君宇考入了北京大學預科學習。
當時正是五四運動前夕，北京大學是中國各種文化思潮和學術流派的匯聚地。 平常，除了校刊每天出版以外，宿舍樓和校園的墻壁上，隨時都會出現新的海報和佈告。甚至有人在廁所裏也開闢了“廁刊”，互相辯論。
1919年4月，巴黎和會舉行。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不顧中國的反對，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消息傳來，舉國震驚。
5月4號，北京各大高校學生3000余人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引發了“五四愛國運動”。作為學生運動的領袖，高君宇和許德珩等十幾個學生衝進了親日派官員曹汝霖的住所，痛打了出席巴黎和會的北洋政府代表章宗祥，高君宇也因此成為當時青年學生崇拜的偶像。
山西會館的這次偶遇，給高君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評梅也對這位同鄉産生了信任與好感。兩人通過書信往來逐漸建立了友誼。有時，他們會相約來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談中，他們發現彼此之間有著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負，而面對動蕩的社會和不可預知的國家未來，他們也會有相同的苦悶與徬徨。石評梅曾經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這樣寫道：
“我很信換一個制度，青年們在現在社會享受到的悲哀是會免去的——雖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決心來擔負我應負改造世界的責任了。這誠然是很大而煩難的工作，然而不這樣，悲哀是何時終了的呢？我決心走我的路了”；
這些文字令石評梅感受到希望與力量，她不但視高君宇為知己，更將他當作自己精神上的師長。而此時的高君宇已經認定，石評梅是一個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愛情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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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夏天，石評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師的學業，畢業後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屬中學擔任國文教員和體育教員。石評梅給自己的寓所起名為“梅窠”，她在這裡專心從事著自己的文學創作。
這一年秋天的一個傍晚，“梅窠”收到了一封來信。信封裏只有一片火紅的楓葉，上面用毛筆寫著幾行字：滿山秋色關不住，一片紅葉寄相思。 君宇
這封突如其來的信讓石評梅陷於了憂慮和矛盾之中。她知道，這是高君宇對她的愛情表白，石評梅的心被攪亂了！她想了很久，終於拿起筆，在紅葉上寫下了這樣一行字：
枯萎的花籃不敢承受這鮮紅的葉兒。
寫完以後，石評梅將這封特殊的情書寄還給了高君宇。這一夜，石評梅倚靠在窗前久久無法平靜，痛苦的往事又一次浮上她的心頭。
《高君宇傳》的作者王慶華介紹道：“石評梅的第一個戀人名叫吳天放，這是一個風流才子，曾經留學過，留美。他雖然有家室，但是一直瘋狂地追求石評梅，而石評梅就像一個剛剛出籠的小鳥，非常憧憬，單純，便把她的這一顆心交給了吳天放。”
在石評梅與吳天放相戀的第3個年頭，一次突然的造訪讓石評梅見到了吳天放的妻兒。最終，石評梅選擇了離開。這次的感情挫折，不僅給石評梅帶來了難以癒合的傷痛，也令她喪失了重新追求愛情和婚姻的勇氣。
高君宇也是一個結了婚的男人。1914年，18歲的高君宇在父親的一手包辦下，與本縣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從一開始，高君宇就試圖反抗這樁婚事，但是遭到了父親的嚴詞拒絕。在離開家鄉來北京求學的那一天，高君宇又一次向父親表示：自己終生都不會承認這樁舊式婚姻。在認識了石評梅以後，高君宇更加堅定了這個信念。在他看來，打破封建婚姻的束縛去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也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者所應完成的人生目標。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同樣是滿懷男女平等思想，追求個性解放的石評梅卻在這個問題上顧慮重重。
《春風青冢——石評梅》的作者都鐘秀介紹説：“她認為別人離婚是因為她的關係，她覺得這個不道德。她有兩句話就是説如果要完成愛情，理智將陷於絕境，我不願意做舊時代的徹底的叛逆，就是我不願意打散別人的夫妻。如果完成理智，愛情將陷於絕境，我不願意做忘恩負義的薄幸人，這兩個非常矛盾。”
被石評梅拒絕之後，高君宇曾經對弟弟高全德説：現在，我對石評梅的感情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深了。他在給石評梅的回信中這樣寫到： “你的所願，我願赴湯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願，我願赴湯蹈火以阻之。不能這樣，我怎能説是愛你！”
這個時候已經是1924年的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確認了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改組，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新的革命形勢下，高君宇接受了李大釗的建議，準備回山西建立黨組織。也正是在這一年的5月，發生了臘庫衚同16號事件，高君宇不得不儘快離開北京。然而這一別就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見面，石評梅非常擔心高君宇的安全。
時間已經很晚了，高君宇幾次想開口表達什麼，都被石評梅找個話題回避開了。起身告辭之前，高君宇告訴石評梅，這次回山西還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除自己的包辦婚姻。石評梅沒有説話，默默地送他到門口。高君宇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而此時的石評梅已經決心抱守獨身主義，終生不談婚嫁。
回到山西的高君宇給自己的岳父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書信，信中提到與妻子名存實亡的婚姻對二人實為不公，且自己是四海飄零之人，不敢以此而誤他人一生之幸福。1924年秋，這場延續了10年的婚姻劃上了句號。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廣州擔任孫中山的秘書，輔佐孫中山準備北伐。石評梅的生日快到了，高君宇上街買了一對白色的象牙戒指，並將其中較小的一枚戒指附在書信中，寄給了遠在北京的石評梅，另一枚戒指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
在這封信中，高君宇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是有兩個世界的，一個世界一切都是屬於你的，我是連靈魂都永禁的俘虜；在另一個世界裏，我是不屬於你的，更不屬於我自己，我只是歷史使命的走卒！”
此時，石評梅才真正體會到，高君宇早已把對她的純潔愛情和對革命的堅貞理想溶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
石評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高君宇的用心良苦，這對白色戒指，象徵二人會永遠保持“純潔如冰雪的友誼”。
1924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成立了以段祺瑞為首的北京臨時執政府，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這一年的最後一天，高君宇隨同孫中山抵達北京前門車站，北京市民30萬人齊聚歡迎，爭睹這位民國偉人的風采。
然而此時的孫中山已經身患晚期肝癌，病勢沉重。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回到北京的高君宇參加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多年以 來的艱苦生活和情感鬱積，讓這個年輕人的身體再也無法支撐。不久，高君宇住進了當時北京的德國醫院。
高君宇的義子高丕存回憶説：“在這期間石評梅差不多每天都來，或者隔一天總要來一次，來探視高君宇，所以我的生父和石評梅的接觸也就多起來。他有時候從外面回來以後，就發現本來石評梅還不應該來接班的時候，發現評梅早早地已經到了，兩個人談得很投機，有的時候他發現，他們兩個戴象牙戒指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從這當中他就發現兩個人的關係是非常親近的，説説笑笑，好像是外人一看，就看不出他們之間還有什麼隔閡來。”
農曆1925年的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場大雪。高君宇和石評梅又一次來到了陶然亭。面對一片白茫茫的蘆葦蕩，高君宇感慨到：“北京城這個地方，被他們糟踏得烏煙瘴氣，骯髒不堪。只剩下陶然亭這塊荒僻的地方，還算乾淨了！” 他指著亭子旁邊的一塊空地對石評梅説：“評梅，你是真愛我的朋友，倘若我有什麼不測，你就把我葬在這裡吧。”
剛剛出院不久的高君宇患急性闌尾炎再次住進醫院。因手術後突發大出血，1925年3月6日淩晨，高君宇去世。時年29歲。
高君宇的去世對石評梅的的思想是個很大的衝擊，她覺得是自己猶猶豫豫，太脆弱，太不決斷了，沒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結合。於是，石評梅經常到高君宇的墳上哭，她覺得她害死高君宇了，她欠他的太多了。
石評梅和朋友們將高君宇埋在了陶然亭畔的那塊荒地上。在墓碑的左側，刻著石評梅手書的碑文：我是寶劍我是火花。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這是君宇生前自題像片的幾句話，死後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無力挽住你迅忽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淚流到你墳頭，直到我不能來看你的時侯。
從此以後，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人們經常會看見一位憔悴的女子前來祭吊。她在這裡親手種下了幾株松柏，也留下了沾滿淚水的詩箋。
《墓畔哀歌》：
“假如我的眼淚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綴織成繞你玉頸的圍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顆一顆紅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愛心。我願意燃燒我的肉身化成灰燼，我願放浪我的熱情怒濤洶湧，讓我再見見你的英魂。”
1928年9月，26歲的石評梅病逝于北京。臨終前，她的手上仍舊戴著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人們把石評梅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兩個人“生前未能相依共處，願死後得並葬荒丘”的遺願。
1965年6月，周恩來總理特別強調要保存好“高石之墓”。
1970年代中期， “高石墓碑”被移至首都博物館保存。
高君宇烈士的遺骨火化後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石評梅女士的遺骨遷移別處。
1984年，“高石墓碑”安放回陶然亭。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