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同慶（《在歷史現場》總編導）
這個世紀開始的時候，我們仍然不太習慣忘卻，實在是因為我們走過太多的坎坷，經歷太多的苦難。如果説，對中國而言“返身”。
我總覺得我們這個民族走的太倉促，總是浮光掠影，那些沉甸甸的東西還來不及品味，就欣然前往了。於是走的總不踏實，磕磕絆絆，跌倒和爬起，如此反復。
“返身”回望，駐足靜思對一個正在前行的民族該多重要！
打造兩年的系列片《百年中國》是我們的一種努力，如今近400盤磁帶進了中央電視臺的播出庫，上了各地50多家電視臺的播出線，我們欣喜地聽到趙忠祥先生的解説一再響起，這是一種“提醒”，提醒我們別忘了過去。
現在，又一部“返身”的節目即將播出了。我們給它取了一個飽含提醒的名字：《在歷史現場--外國記者眼裏的中國風雲》。最初的創作自信來自於李輝，這位被許多世紀老人稱為“當代太史公”的作家的加盟。是本片奠就了紮實的理論基礎。
作為文獻紀錄片有著太多的苦惱，對許多洋人來説，這種既無功又無利的拍攝，難以調動配合的積極性。更別説，那些已經消失和正在加速消失的人和歷史了。東交民巷早已面目全非，我們希圖登高拍攝全景的要求，也被一家酒店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拒絕了。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我們聽到的最多的話是“我們要請示”“我們要討論”，還有一個隱隱約約，但頑強的提示：”我們要收費”。沒有一個人敢為自己負責的事務做主，很少有人願意無償為別人提供幫助，即使這是他分內的工作。
當然，這只是多餘的牢騷而已。言歸正傳。關於外國記者，許多人耳熟能詳，比如斯諾，比如斯特朗，曾經一度國內還有個”三S”研究會，可惜工作似乎並沒有延續下來，許多珍貴的資料也散失了。
從外國記者眼裏，看中國革命，我始終在強調另一種眼光。對他們中的許多人而言，中國成就了他們的事業，甚至可以説，中國是他們成為世界知名記者的搖籃。英國《泰晤士報》記者莫裏森因報道八國聯軍名噪一時，斯諾因為西北探險採訪紅軍，向世界首次公佈了一代中共領導人的政治主張和個人情懷，他的著作《西行漫記》影響了西方近一個世紀。他們在中國的歲月，艱難曲折，曆盡萬險，但幾乎無一例外愛上了中國。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對當時尚處在野黨的中國共産黨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並敏銳地從這個新興的政黨身上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個話題。關於二十世紀中國民眾的最佳”選擇”，從這些外國記者身上、筆下得到了客觀的反映，勝過許多繁瑣求證和自言自語。
許多外國記者以新聞介入中國政治，最終成為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如曾經做過袁世凱顧問的莫裏森，曾擔任張學良、蔣介石私人顧問的端納，曾被當成政治牽線人的斯諾，還有後來定居中國的斯特朗和愛潑斯坦，他們的身份、地位註定讓他們有效地進入中國歷史，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歷史。他們是第三者，介於中國于西方之間，這第三種眼光最值得我們珍視。這種眼光為中國留下了彌足珍貴的過去形象，中國歷史的許多瞬間定格在他們的鏡頭裏，從大革命失敗的慘烈，到一二九運動的悲壯，從浴血奮戰到民間萬象，中國的歷史在這些旁觀者的筆下和鏡頭中得到了延續。僅此，就該向他們致敬和鳴謝了。
關於“中國的話語”，關於“中國的形象”，一直是西方人的永久話題，從浪漫傳奇到“妖魔化”，眾聲喧嘩，世界太需要一種調整的目光。誤解，從來就有，更別説文明之間的衝突了。
如果本片對歷史現場的返回，能提供別的一種歷史眼光，目的也就達到了。
中國從過去走到今天，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化並不亞於上個世紀前半葉，同樣正在另一場革命的中更值得關注，只不過，對這一切，記者們隨時可以架好設備現場直播。
責編：李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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