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山
我要去那裏從事一次真正的研究，那裏是我們祖輩父輩以及我們自己曾經經歷的年代。對於一個按照大學的專業劃分，本來應該去當中學數學老師的紀錄片從業人員來説，這算得上一次令人興奮的旅程。我的這次探險配備有google、中央電視臺的磁帶庫、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發黃的臺本、國家圖書館總要排隊的查詢系統、西單圖書大廈裏數不清的人物傳記、歷史專著，以及製片人挑剔的眼光。
2004年快結束的時候，《見證 影像志》欄目要做一部《酉年記憶》，從百姓生活史的視角，講述之前五個酉年（1945年、1957年、1969年、1981年、1993年）的市井民生，我是這部片子的編輯之一。這是《見證 影像志》雄心勃勃的計劃中的一部分，欄目準備在之後每一個春節裏，都回望一下曾經的年代，十來年後，我們就會有六十集的紀錄片，來展現從1944年到2004年整整一個甲子的畫卷。
我們想要尋找的，是在一些特別的歷史時刻，中國小老百姓生活的狀況，以及命運改變的軌跡，然後用影像的手段把這些表現出來。比如淮海戰役的時候，一名國民黨的下級軍官如何死裏逃生，這段經歷對於他在美國成為歷史學博士後，寫《中國歷史觀》和《萬曆十五年》有過什麼樣的影響。這種工作很難，難度可能會大於印第安納 瓊斯從安第斯山脈裏找到耶穌遺留下來的聖杯。因為電影的編劇會讓這位考古英雄找到杯子，而宿命卻總讓我們在叢林裏轉悠迷惑。
原因有很多，第一，印第安納 瓊斯是考古學博士，而我在大學裏的專業是數學，函數逼近論或者群論對我在歷史的叢林中找到什麼東西很難有直接的幫助。在這個缺少路標的叢林裏，我們遺失的寶藏遠大於找到的東西。第二，中國的影像歷史很不豐富，我們很難找到太多能真實紀錄老百姓表情的資料。比如我很想知道1969年河南羅山的當地農民和下放五七幹校的知識分子之間，生活水平的差異究竟有多大，但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裏不可能有這樣的庫存。楊絳的《幹校六記》裏也只有對當地農民狡詐貪婪的抱怨。
不得不説的還有第三點，即使找到了很有歷史感的一些片斷，怎樣使用，以及能不能用仍然是個問題。舉例如下：1957年新影廠的紀錄片《向右派鬥爭》裏，的確有很多有價值的內容，想看看天字第一號右派，鐵道部部長章伯鈞正在受批判時的表情嗎？想看看清華大學的師生們舉著手喊口號時的眼神嗎？對不起，這些不會出現在《酉年記憶》裏。因為這裡是一片有禁忌的叢林。
我們的歷史都是有禁忌的，知道這一點的時候誰都不會大驚小怪。慶倖的是，隨著文明的進步和迷信的退縮，禁忌將會越來越少。《酉年記憶》裏，我們還是看得到反右鬥爭給一些家庭帶來的不幸，看得到當年知青們感受到的悲哀，看得到關押張志新的監牢，看得到李曉斌在天安門廣場拍攝的上訪者的眼神。
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的叢林將會離我們越來越遠，迷霧消散的同時，當年的記憶也會越來越模糊。《見證 影像志》所作的，其實就是在挽留曾經的真實的生活。
責編：李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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