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癢

　　曾磊

　　《棒棒劉曉簫》這部片子拍了七年。就像老外説的“七年之癢”，我已經感到有幾分厭倦，也許是到結束的時候了。

　　然而，直到現在，劉曉簫仍然在問我；“你當初為什麼要拍我？”。言外之意是，你怎麼知道我能夠有今天？

　　七年前，我們剛開始拍劉曉簫的時候，他還是一個一文不名的“棒棒”——就是重慶街頭最常見的用一根棒棒幹活的進城打工農民。現在他是一個年收入十余萬的小老闆。

　　套用時下流行的説法，這就是“變化”。

　　幾個月前，劉曉簫打電話來請我吃飯。在此之前，我們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了，也就是説，我對他的跟蹤拍攝中斷了一年多時間。

　　劉曉簫在一個台灣人開的火鍋館定了座。相對於遍佈重慶大街小巷的許多火鍋館來説，這已經算是一個講究的地方了。

　　和劉曉簫一起來的是他的妻子和兒子。兒子三歲多，非常調皮，剛剛坐下就打壞了一個碗和一個杯子。

　　酒過幾旬，劉曉簫説：“現在有好多煩惱，來往的人情多。老家來了客人，住賓館，吃飯喝酒，一般都是我接待。像我們在外面混的人，如果不講究一點，別人會説我們混得不好。再加上小孩上私立幼兒園，每月花費五六百元。這樣每個月的開銷要四千塊左右。”

　　我想起了七年前。

　　大約是在1996年的4月，一個朋友告訴我，有一個叫旦子的棒棒會寫文章，已經發表了四五十篇作品。

　　我打算去找旦子，做一個短片。我們當時有一個周播的欄目叫《重慶與世界》，每週都要播出有重慶特色的人和事。

　　費了好多週折才打聽到旦子的真名叫劉曉簫，住在一個叫硝房溝的小巷。從名字可以看出，這是過去熬製硝鹽的地方。距此不遠，有一條小街叫火藥局。“硝房溝”應該是“火藥局”的配套設施，它們是100多年前“洋務運動”時的産物。而今除了地名之外，已經沒有其它任何痕跡了。

　　過去的重慶城分上半城和下半城。下半城多是老房子，沿江修建；而上半城則是陪都時期才開始大量發展起來的新建築。連接上下半城之間的就是建在坡上的石梯、小巷和吊腳樓，這種格局使重慶具有典型的山城特色。

　　硝房溝就是連接上、下半城的一條小巷，到1990年代，這樣的小巷大多年久失修。而作為老重慶標誌之一的吊腳樓早就難以尋覓了。

　　在現代重慶，居住在硝房溝這種地方的大多是城市貧民，他們中有不少人家將住房改造後佃租給進城打工的棒棒，而棒棒們選擇這裡的唯一原因是房租比較便宜。

　　劉曉簫住在硝房溝35號，門牌早已銹跡斑斑。

　　這是一間大約10平方米的小屋，擺著三張由房東特製的上下鋪鐵床，每一張床都要比普通單人床寬20公分，8個棒棒住在這裡——有兩張床上分別擠著兩個青壯年。此刻正是天氣最熱的時候，空氣中充滿了一種亂七八糟的味道。

　　房間裏有一張桌子、一台14英寸黑白電視機和一把電風扇。這些都是房東提供的用品。

　　房子的租金按人頭計算，每月每人的租金是30元，最多的時候這間房子住過12個人。如果棒棒們每天都在外面吃飯（房東偶爾提供灶具供棒棒們做飯），一個月的最低生活費需要150元左右。也就是是説，一個棒棒在城裏打工的最低生活成本是180元左右。

　　而一個棒棒的最低月收入一般能達到四五百元，這是大量農民蜂擁到重慶當棒棒的最簡單原因。對進城打工的農民來説，當棒棒是最容易做的事情，不需要技能，不需要成本，也不需要任何人批准。只要有一身力氣就行。

　　劉曉簫卻與大多數棒棒不同，他戴著1000度的近視眼鏡，體重只有90多斤，身體比較單薄，靠體力當棒棒每月只能掙到100元左右。因此寫作不只是劉曉簫的業餘愛好，更是謀生的手段。

　　我找到劉曉簫的時候，他正躺在床上，兩眼空洞，不知道看著哪。幾句寒暄之後，劉曉簫趕緊找出他的自貢市作家協會會員證，他知道這是我來找他的原因。在此之前，他已接待過幾個記者。但我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後來劉曉簫告訴我，這段時間他經常過著吃了上頓愁下頓的生活，他必須多發表幾篇文章，才能勉強維持在城市中的基本生活。

　　我的感覺是，劉曉簫是一個矛盾的人。他在文學理想和現實生活困難之間糾纏不清。很難説是文學（稿費）幫助了他的生活，也很難説是“棒棒”在維持著他的文學夢。我對劉曉簫身上的這種“糾纏”很感興趣。後來劉曉簫為自己的總結是——“一個生活在夾縫中的人”。

　　節目很快在我們的欄目中播出，標題叫《我是一隻小小鳥》，後來又在央視的《紀錄片之窗》播出，再後來劉曉簫出現在重慶的各種報紙上。一時間，“棒棒作家劉曉簫”成了名人。

　　事情本該這樣就結束了，這是1996年的九、十月間。我們各自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軌道。

　　1997年初，劉曉簫給我來了一封信，他説他在硝房溝經常打麻將，這樣下去恐怕要“墮落”。他希望我能給他找個工作，離開硝房溝。當時我正在拍攝一個民間戲班子（這個片子也是一直拍到現在），我就把劉曉簫介紹到了這家劇團，劇團老闆專門為他安排了一份清閒的工作，還分給他一個很小的單間，這使劉曉簫有了一個安靜的寫作環境。

　　幾個月之後，劉曉簫打電話告訴我，他和一個叫夏進的朋友正在籌辦一家公司，希望我能出出主意。説實在的，我並不相信他們能開辦一個公司，畢竟兩人都是身無分文的打工青年。

　　但是，他們居然就東拼西湊的借了幾萬塊錢，執照很快就辦了下來，公司的名字叫“重慶棒棒軍勞動服務有限公司”。

　　他們又回到了硝房溝，畢竟這是劉曉簫最熟悉的地方。

　　我們的片子就這樣順理成章地拍了下來。

　　陳曉卿説，做一個長線就像做一把大牌，但要做成“清一色”之類的就太難了。因此我覺得長線更像是一門婚姻，時間長了“都有一點審美疲勞”。剛開始拍攝的時候，不斷地有震撼人心的內容。後來就逐漸地平淡了。原本沒有打算堅持這麼長時間，七年了，對誰都不容易。況且我們也沒有拍攝紀錄片的條件。因此，後來的繼續拍攝也沒有什麼理由，就像李商隱説的“錦瑟無端……”，自己都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可以這樣説，是劉曉簫讓我真正觸摸到了棒棒的生活，但七年時間並不能使我覺得能夠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我對自己的要求僅僅是，觸及到他們的“皮膚”之痛——當我在鏡頭前看到他們的號啕大哭，看到他們與城市下崗工人的劍拔弩張，看到他們為一毛錢爭的面紅耳赤，……我覺得抒情和讚美是不負責任的。

　　即使用最普通的價值標準來評判，棒棒群體中也有不少“人才”。在棒棒軍公司，就有因為家中缺錢而放棄上名牌大學的棒棒，過得快樂而坦然。但誰會否認這種快樂、坦然後面的苦澀呢？

　　有一次，我偶然開著攝像機隨劉曉簫進入公司，居然拍到了一個客戶找他吵架的全部過程。在我們的鏡頭前，這位仁兄取下“棒棒軍公司”的牌子，使勁往地上砸。他挽著袖子憤怒的對劉曉簫説：

　　“來吧，我們兩個打一架！”

　　…………

　　有關劉曉簫的故事就這樣斷斷續續拍攝了幾年時間。在此期間，我們經歷了許多大事：重慶成為中央直轄市，香港回歸，三峽大壩合龍，迎接新世紀，等等。

　　2000年8月，劉曉簫的妻子生了小孩，取名劉慶龍，意思是龍年生於重慶。

　　棒棒軍公司的經營逐步走上正軌，房間裏的幾部業務電話此起彼伏，日復一日地為劉曉簫傳來賺錢的信息。劉曉簫在來回奔忙的時候偶爾呵斥一下正在調皮的孩子。這種生活已經與一個普通公司的小老闆沒有區別。

　　後來，有一家報社做了一個特別策劃《關於重慶棒棒軍公司能否做大的的個案剖析》。他們派記者來採訪我，我説我已經停止拍攝半年多，我已經感到厭倦了。這時是2002年的9月。

　　大約又過了一年時間，如前面所述，劉曉簫請我吃飯，他説起了“有錢後的煩惱”。我才猛然想起，劉曉簫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煩惱，但只有“錢多了也煩惱”才是劉曉簫最大的“變化”，於是我想應該為這部片子劃句號了。

　　屈指一算，正好七年。想起西人説的“七年之癢”，有的事情真應該結束了。或許，我們都應該面臨一個新的開始。

　　有必要為“棒棒軍公司”做一數字化總結：

　　劉曉簫已購買住房，建築面積80平方米，已付清全部房款12萬元，這大約相當於他現在一年的收入。

　　夏進（原棒棒軍公司合夥人），創辦了重慶娘子軍服務公司，年收入約十萬元。

　　房天和（原棒棒軍公司合夥人），創辦了重慶下崗人服務公司，年收入約兩萬元。

　　原棒棒軍公司的員工已有數十人退出，其中有15人創辦了15個搬家公司，他們的員工無一例外都是“棒棒軍”。

責編：李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