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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自有風情

CCTV.com  2007年10月18日 16:36  來源:  

  陳曉卿

  從1995年開始,我基本上遠離了現實題材的紀錄片創作,一直浸染在歷史文獻片之中。從《朱德》、《劉少奇》到《百年中國》,快六年了。對一個電視工作者來説,這一時間並不短。它給我留下的“歷史情結”已經很難去除。積極一點講,自信已經摸索出一套創作歷史文獻片的經驗和技巧。這個過程是飽含艱辛和痛苦的,其不足向外人道者甚多,所能説的只是一些稱得上是創作經驗和思慮得失而已。

  一

  歷史本身有其特定的發展邏輯,真實與虛假,必然與偶然,宏觀與微觀,群體與個人,歷史與當代。其間的辯證關係不經過相當長的磨合與創作的陣痛很難深刻地體會。用影像來表現歷史同樣有它自身的創作規律,對於歷史題材的文獻片而言,它的創作首先不是依據個人的興趣愛好,而是必須本著對歷史負責,對黨的宣傳任務負責的精神。這一精神不是抽象的冠冕堂皇的而是必須滲透在創作的各個環節。

  在幾年的創作中,我愈來愈感到歷史自身所散發出的那種魅力,我在攝製組一直強調關注“歷史的風情” ,胡適曾經説過“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對於電視人來説,所謂“打扮” 並不是要篡改歷史,而是要通過影像的再創作,將歷史的風情體現出來。

  早在九十年代初期,我剛開始拍攝紀錄片的時候,追求的是鮮明的個人化風格,《遠在北京的家》、《龍脊》都帶有十分強烈的個人化視點和個性化敘述風格。轉入歷史題材紀錄片創作後的種种經歷,使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電視是國家的名義下的公共空間,一方面我們的文獻紀錄片必須嚴格遵照黨的關於歷史問題的若干決議,絕不能憑個人的好惡;另一方面,為了取得觀眾的共鳴與互動,我們必須改“個人化敘事” 為“集體敘事” ,也就是説,在完成的節目中實際上浸透著編導、歷史學家、撰稿人、音樂編輯等等創作人員對歷史的思考與積澱。

  《百年中國》與我以往創作的《朱德》和《劉少奇》也有不同,後者是人物片,線條比較單一,結構也並不複雜。領袖人物自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傳奇人生,本來就對觀眾充滿吸引力。而前者就不同了。一百年的中國歷史紛繁複雜,人物眾多,歷史線索更是不計其數。用什麼樣的主題貫穿整個歷史敘述,是第一位要解決的問題。這實際上更像一個歷史觀的命題,對於每一個電視編導來説,感性的內容和敘事無疑是他們追求的終極目的,而當我們面對一百年浩如煙海的歷史個案,理性的梳理便成為最重要的基礎。通過與歷史學家的廣泛討論,我們最終確定用三句話來概括百年曆史的主題,這就是“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社會進步” ,而最根本的一條線索,一言蔽之乃是“一個民族的現代化史” 。

  在我們所要敘述的1900——2000年這個時間段落裏,古老的中國經歷了其開天闢地以來最為驚心動魄的衝撞和變遷。令人鼓舞的是,中國的歷史終於擺脫了治亂相替千年循環的怪圈,展示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指向,這就是迎面走向全球性的現代化浪潮。百年中國的現代化艱難進程,成為本片最重要的表現主題。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社會進步是本片表現的三條主要線索。現代化並非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的認同過程,其間必然蘊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價值取向和模式的選擇。現代化也不僅僅是生産方式的轉變或工藝技術的進步,它是一個民族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經濟、社會、文化諸層面在內的全方位的轉型。因此我們在選材時,十分注意從經濟、文化和百姓生活方面尋找歷史變遷的故事與細節,儘量使歷史的過程豐滿起來。鮮明的主題可以使紛繁複雜的歷史變得線條明晰。

  二

  主題確立以後,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片子的謀篇佈局和創作風格。經過多方討論,我們最終確定了以編年體為主,輔以十個專題的結構方式。

  我們提出了一個口號:“追求可觸摸的歷史” ,百年曆史風雲激蕩,一波三折,充滿懸念和故事,它是生動的感性的。只要進入歷史的深處,把握住歷史的脈動,就一定能將歷史的動人之處發掘出來。本片的365期,事實上也是365回,內容和節奏上環環相扣,成為有機的整體。我們是把365期5分鐘片子當作一篇大文章來寫的,在每一集的謀篇結構上力求創新。比如《南京大屠殺》,我們在結構上採用複合式:通過中國和日本兩方面拍攝的影像資料,用兩個角度、兩種眼光來審視當年的歷史碎片,在輔以精巧的剪輯手段全景式、立體化地再現大屠殺的真相。

  一些歷史含量高、內容豐富的題材,我們在專題中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表現,比如《婚姻》、《學堂》、《時尚》、《發現》、《歌聲》等等都收到良好的藝術效果。

  《百年中國》力圖採用新的“範式” 重新反思中國的百年史。所謂史學新範式,即擺脫舊有的精英歷史模式,通過民間眼光觀察歷史,小視角大視野。把歷史看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孤立地就事論事,而是在空間上、時間上努力建立和展開紛繁的關係。政治風雲、經濟風暴、文化潮流、體壇狂熱、科學世界,二十世紀不僅僅是王侯將相、王朝更迭、政治事件的歷史,而且也是人類精神和心理的流變,是中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民俗時尚由傳統向現代的巨大變異。我們充分關注了歷史的潛層次和歷史的民間性,把一部百年大歷史融會在饒有興趣的故事敘述之中。採用“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 的象徵手法,既詩意盎然又充滿理性穿透力。從而以小見大,見微知著。同時,我們把中國的百年巨變放在世界的大潮流中敘述和思考,使我們在開闊的全球視野中,真正理性地考察中國走向現代,走向世界的艱苦歷程,展示中國人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以及對改變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所作的巨大貢獻。

  在《百年中國》的創作過程中我十分強調建立歷史的時空坐標,不僅關注“此時此刻”,同時十分注重歷史的橫向(空間)縱向(時間)的關聯,在那些看似不經意的小細節中,無不蘊含著歷史深長的意味。比如在説到袁世凱稱帝的時候,我們加進了這樣一個細節,“這一天,京城的百姓並沒有看到皇帝的登基大典,街頭巷尾議論更多的是剛剛開通的的環城鐵路” ,這個細節看似閒筆,對表現復辟帝制沒有什麼關聯,但它卻説明了在復辟帝制的倒退中中國的現代化正深入人心。

  對歷史而言細節的力量是無窮的,在第一集中的開篇,我們特意選擇了光緒二十五年臘月初一這一天,這一年是公元紀元的元旦,我們專門派人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了清宮裏的關於這一天的檔案,看看慈禧在幹什麼,光緒在做什麼。自後期編輯時我們又及時地切入了一些西方國家在同一時刻發生的相關事件。歷史的對比一下子充滿了真實感和形象性。諸如此類的對天氣的描繪,對人物性格的描繪,對數字的關注,都可能體現出歷史的深意。

  這些細節的意義不僅體現在對歷史的描摹更加真切,使單線條歷史敘述增強了立體感和厚重感,更使節目在畫面語言的組合過程中呈現出有秩序的節奏和豐富的變化,進而有效的調節了觀眾的視聽覺疲勞。

  在黨史表現方面我們同樣做了有意義的探索。以往的共運史和黨史比較注重黨內路線鬥爭、階級鬥爭、政治紛爭,這些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共産黨的歷史更應該是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社會進步的歷史,是為人民服務的歷史。像在蘇區,中共曾經非常注重人權的保障,先後制定過十幾個保障人民基本人權的法令、法規,這些即使在當時,也在世界上是很超前的。人民是擁護的。國民黨來了,人民把刻在墻上的法令遮蓋起來,保存完好。再比如民主建設,當時的解放區進行的民主選舉很得人心,老百姓不識字,就用染色的大豆當選票來投票,被譽為“豆選” ,這些生動的細節都表現了中國共産黨在政治制度上的可貴的探索和進步。所以,後來才會有歌曲唱到:“她堅持抗戰八年多,她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她開闢了敵後根據地,她實現了民主好處多” 。這些方面的內容,常常為以前的黨史所忽略。我們認為,本片適當淡化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內容,注重黨在為人民服務、政治民主和經濟建設方面的成就和探索,可能會對黨史做出更有説服力的解釋。

  三

  每一代人對下一代都可以成為財富,都可以留下寶貴的資料,但必須真實和有思想。本片的製作完成也許是二十世紀最後一次對百年史料的大搶救,通過電視手段充分表現百年中國的時代氣氛、民生狀態、人物命運、歷史頭緒,無疑給後世留下寶貴的史料。通過艱苦的努力,我們從各地圖書館、博物館、音像館蒐集了上百部關於中國晚清至1949年的紀錄片,這些都是了解舊中國文化和民俗的珍貴史料。

  這些歷史影片由於拍攝時間久遠,影片難以尋找,因此歷久彌新更加珍貴,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八國聯軍入侵》一集中,我們大段使用了美國士兵攻打永定門的資料。由於這些資料第一次面世,我們儘量不作剪輯,保持資料的完整性。在文獻紀錄片中影像資料的“詞彙” 作用十分重要。恰當地運用和編輯影像資料更為重要。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一位美國魔術師在北京天天橋表演“大變活人” 的戲法,他先用八國的旗幟變出一個個威武的士兵,然後用一面黑旗變出一個矮小的中國小丑,戲法的最後結局是中國人遭到洋人士兵的集體痛打,編導完整的使用了整個資料片段,並在結尾作了定格處理,這是編導情感的延伸,也就是把當年觸目驚心的場景延長到最大程度,把前面故事鋪陳的積累作了一次徹底的釋放。1900年的事變,實際上是基督教文化和東方文化的衝突,於是我們用了一組八國聯軍殺人的照片,輔以教堂彌撒的合唱音樂,聆聽道貌岸然音樂,看看他們的所作所為,觀眾自然會體會其中的深意,這種聲畫分離的反襯手法體現了我們的立場和情感。

  除了努力挖掘歷史影像資料不可替代的獨特魅力之外,《百年中國》主要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一是對畫面語言形態的選擇和把握。結合畫面語言的功能,我們把紀錄片的畫面語言分為三種形態:敘述性畫面語言、描述性畫面語言和表現性畫面語言。如果把文獻紀錄片比成一棵大樹,那麼敘述性畫面語言是它的樹榦,描述性畫面語言是它的樹葉和樹枝,表現性畫面語言是它的花朵和果實。

  目前我們看到的《百年中國》,仍然是一部“正史” ,所謂“正史”就是它的主要線索仍然是以政治變遷為主。我們之所以沒有堅持最初的“民間史” 想法,是因為這一百年中國的政治變遷實在是太激烈太具有影響力了,中國的現代化首先面臨的難題就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的統一,沒有這個前提,一切都無從談起。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從一開始就蒙上了沉重的困難和恥辱。在外國列強軍事、外交、經濟多重壓力下,民族的獨立,領土的完整和國家的尊嚴始終受到嚴重的挑戰。近代歷史上幾次重大的轉折,從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護國戰爭、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一二九” 運動,無不與民族的生存和國家的尊嚴受到外來威脅有關。總之,國民的基本溫飽,民族的獨立生存,社會的統一安定諸問題重疊並存,整個民族的即時生存成為中國現代化不容回避的焦點問題。為了緩解這一總體性的民族生存危機,為未來的經濟起飛創造前提,首先必須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現代國家。在1800至1949年這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歲月中,中國的現代化就是環繞著這一基本主題展開其歷史的演變邏輯的。但我們在秉筆正史的同時儘量將眼光向民間尋找向社會尋找向人物尋找。儘量尋求歷史的立體化、感性化和故事化。做到這一點已經相當不易。因為二十世紀留下來的影像資料,鏡頭對準老百姓的實在是太少太少了。經過我們的挖掘和整理,這一部堪稱“二十世紀中國影像史” 的文獻片所具有的無法替代的史料價值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它的歷史觀價值觀以及由此所生發出的歷史感悟有多大的意義有多深遠的影響就見仁見智了,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寫史者都是主觀的,這個“小姑娘” 怎樣來“打扮” ,完全由當時的意識形態、社會時尚和人們的觀念所決定,我們就沒有必要武斷未來了。

責編:李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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