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一天，接到師兄張煥琦的電話，他告訴我，《我們的留學生活》續集第二天即將在富士電視臺播出。他説：“心裏很激動，所以給你打了個電話。十年了，我堅持下來了。”
喜愛紀錄片的人肯定都還記得1999年底北京電視臺播出的那部系列紀錄片《我們的留學生活》，它當時曾經影響了許多有志於出洋留學的青年，而我和這個片子的緣分是從一位日本同行那裏開始的。1996年在東京參加中日紀錄片研討的會上，我認識了富士電視臺的導演橫山隆晴。那次，我的一個節目給橫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後，兩人便有了默契。一來是對紀錄片的理解和判斷比較相投，二來，我們倆的英語都不好，所以在一起經常指手畫腳地比劃著説話。
1998年初，我第二次去日本，這次是為了參加國際紀錄片共同製作會議，除日本之外，還有韓國、新加坡、泰國、印尼以及美國的同行參加。由於會議的主題更多涉及的是紀錄片的投資、經營、製作以及銷售，我的興趣不大，這時候就格外思念老朋友橫山。那天是中國農曆的大年初一，會議特地為我製作了餃子，不過是帶湯的，爛爛的，幾塊面皮和肉圓，完全不是中國的水餃。我正在猶豫如何對這些“當不靈”下嘴的時候，橫山到了。
看上去橫山比兩年前憔悴了許多，這時他已是富士電視臺特別節目部的製片人。本以為他會帶我去一家中國飯館過個年，沒想到他一定邀請我去看一個片子，神情激動。一路上，我們繼續比拼著誰的英語蹩腳，但他大致的意思我已經明白了，他想請我去看一部紀錄片的粗剪版本。穿過異常擁擠的東京，我們來到了一條不知叫什麼名字的河邊，一棟燈火通明的大樓，那是橫山工作的地方，日本最大的民營電視臺。
看的片子就是《我們的留學生活》的縮編版，不需要任何的翻譯，因為裏邊的人以及他們的語言都是我熟悉的。那個蘇北小城去東京的小夥子，那個每天唱著《我的太陽》的博士生，那個剛剛入小學的中國女孩子……一個小時的片子居然把我看哭了，我站起身，走到窗前，靜默了很久，外面燈火闌珊的東京，夜色如水。
橫山介紹説，片子是幾位中國留日學生的作品，他拿來名片，我一看，天吶，原來是張煥琦－－比我高一年級的學長（不知為何，後來更多的人知道這部片子的作者是它的製片人，一個叫張麗玲的女士）。在學校的時候，他留著藝術家的長髮，很精神的樣子，後來聽説他去了日本，沒想到世界如此之小！很快，和張煥琦通了電話，得知橫山給了他們非常大的支持，甚至在片子的開始階段，拍攝都是由富士臺的日本攝影師完成的。在電話裏，張煥琦告訴我，片子即將在富士電視臺播出，但他更渴望能和國內的觀眾見面，特別想讓國內的人知道他們在日本“活下來的過程”。
張煥琦在國內是拍電視劇的，但在這部紀錄片裏面更加感人的是畫面語言的真實。片中人物的故事和情感，其實也是張煥琦及其同伴的經歷。跟蹤拍攝這部片子，他們用了將近兩年時間，而此時的他，生活並不安定，也正是這種生活狀態，讓他與拍攝對象有交流、有共鳴。更難得的是，他用了特別平等的視角和平靜的心態去記錄、去講述了這一切。用橫山的話説，這個攝製組就是中國留學生背後的一雙忠實的眼睛。
整整一年之後，1999年春節，我在北京電視臺租用的一間機房裏再次見到了張師兄。此時，該片已經在日本獲得了成功，由於種種原因，它並沒能與國內觀眾見面。最後，北京電視臺一位姓王的女領導伸出了援助之手，出資三十萬人民幣，這部片子才得以在國內重新剪接。播出的時候，給國內業界帶來的震撼是巨大的。
因為節目的反響，張煥琦的生活條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後來在某屆上海電視節上見到，他已經完全一個華僑富商的模樣。但我確實沒有想到，張煥琦像影子一樣一直跟隨著當年他的那些主人公的生活，用心記錄著他們生存環境和心理上的點滴變遷。這次，他在電話的最後仍然重復著八年前的那句話，“我還是想能讓這個片子在國內播出，讓他們的父母看著自己的孩子在日本的艱辛、奮鬥、成功、淚水。”張煥琦希望，片子最好能在央視黃金時間播出，以便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故事。煥琦強調説：“我不需要靠這個片子掙錢，多少錢能買來我的十年。”
這部續集已經做完中文版，昨天，張兄已從日本寄出，估計用不了幾天我就能收到樣帶，具體內容到時再向大家描述。基於我對張煥琦的了解，能夠肯定的是，續集還會是一部又叫好又叫座的紀錄片。但本人在臺裏人微言輕，怎麼才能讓這個片子在央視播出，讓更多的人看見，和八年前一樣，我還是沒有主意。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