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老城門（上集）

---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6年08月01日 13:21 來源：

　　重現老城門 （上集）

　　北京有許多城門的地名，但是看不見城門的模樣。有名有實的只剩下了德勝門和正陽門，可是從老北京過來的人都知道，就是德勝門和正陽門也不能算完整的城門。2001年，申辦第二十九屆奧運會成功之後，北京市政府作出了一個決定：在老城區中軸路的南端復建一座跟古代完全一樣的永定門城樓，於是，一個抽象的地名將變得重新可以觸摸。

　　擔任復建永定門城樓設計工作的專家是北京市古代建築研究所所長韓揚。從建築學意義上來説，造一座古代樣式的城門並不是一項很複雜的工程，但複製一座已經消失了的城門，卻是一件不容易討好的事。因為復建後的永定門必須在原來的位置，尺寸和樣式都要保持歷史原狀。一旦出現誤差，人們就會指責這是在提供錯誤的歷史信息。

　　為了尋找準確無誤的設計依據，韓揚來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這裡收藏著一本1924年英國出版的圖書《北京的城門與城墻》。書的作者是奧斯伍爾德喜仁龍，瑞典國家博物館的一位學者。

　　20世紀20年代喜仁龍看到的北京正處在新舊時代的轉捩點，經歷了五百年歲月洗禮的古都，正在風雨飄搖的氣息裏散發著最後的光輝。在這本嚴謹的學術性著作裏，喜仁龍感動地寫道：“當你熟悉這座大城市以後，就會覺得這些城墻是最動人心魄的古跡——幅員遼闊，沉穩雄勁，有一種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的氣派。”

　　喜仁龍踏進北京城的時候，火車已經開進這座古老的城市，或許是懷著和喜仁龍一樣的感動，一個叫阿爾貝爾卡恩的法國人在城墻外的京張鐵路上記錄下了這段影像，隆隆的火車似乎在宣告，一座延續了五百年的古都已經從深沉的帝國夢境裏甦醒。

　　喜仁龍在書中説他從1920年到1921年花了兩年的時間，在中國建築師的協助下，對北京的城門建築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考察、測繪、和研究。我們不知道他在做這一切的時候是否已經預見到古都毀滅的命運，從他拍攝下的照片來看，有些城門已經露出了頹敗的跡象。

　　事實上在1900年，當20世紀的曙光剛剛透露的時候，這座固若金湯的兩朝王城已經開始了毀滅的命運。這一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侵略者的炮火轟塌了正陽門箭樓、崇文門箭樓、內城西北角箭樓和外城東北角箭樓。1903年，清政府下令修復正陽門箭樓，英國軍隊為修築京奉鐵路，在崇文門甕城東西兩側各開了一個門洞。

　　到1906年，正陽門的東西兩側各建起了一座火車站，東站是京奉線，西站是京漢線，正陽門成了全國交通樞紐，每天車馬行人的流量非常大，擁堵是不可避免的了。

　　1915年，北洋政府為解決交通堵塞下令拆除正陽門甕城，在這次改善交通的過程中，正陽門箭樓也被一位叫羅斯凱格爾的德國建築師改裝成了一種土洋結合的風格。這座鑲著西式花邊的箭樓被老北京人親切地稱為前門樓子，在前門樓子的東南側，一百年前英國人設計的京奉鐵路火車站依然保持著當年的外觀特色。

　　火車輪子的速度與激情註定要改變老城門裏的寧靜與從容。1915年北京修建環城鐵路。火車從正陽門出發穿過崇文門門洞、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到西直門是終點。因為鋪鐵路，沿途四座城門的甕城被拆除。

　　1920年至1921年，宣武門箭樓、德勝門城樓和東北角箭樓由於年久失修，梁架朽壞，被當局下令拆除。

　　1921年的一個秋日，來自瑞典的學者喜仁龍站在北京城南的護城河畔拍下了永定門永恒的一瞬間。

　　“從西側，你可以看到永定門最美麗、最完整的形象。寬闊的護城河邊，蘆葦挺立，垂柳婆娑。”

　　韓揚在喜仁龍的著作裏找到了有關永定門的記載和實測圖，這些圖片和數據成為他設計復建方案最初的依據。

　　就在韓揚為復建永定門尋找設計依據時，北京城裏，有一群年輕人正在為一個再現老城門的夢想而四處奔波。

　　他們聽説清華大學建築系保存著一批老城門照片，拍照的人是已故建築學家中國建築史研究的開拓者梁思成。照片一共有三百多張，記錄了一個建築學家眼裏城門建築的各種特徵。

　　30年代的古都，從歐美吹來的新思潮正騷動著年輕一代的心靈，一位留洋歸來的青年卻懷著對古老文化的敬仰登上了城樓：“我們北京的城墻，加上那些美麗的城樓，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華人民的瓔珞。”

　　梁思成是著名學者梁啟超之子，他23歲赴美國留學，先後在賓西法尼亞研究院和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建築。在和夫人林徽因一起遊歷歐洲的時候，梁思成看到希臘、意大利等國保護古典建築的做法，深受啟發。回國以後，他加入了朱啟鈐開辦的中國營造學社，開始踏訪中國各地，全面調查研究古代建築。

　　保存在清華大學的老城門照片，應該拍攝于1931年以後梁思成在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的那段日子。

　　也許是為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印象，梁思成經常安排一個人在鏡頭裏面，作為城門的參照和對比。

　　1945年，梁思成在顛沛流離的戰時避難生活中寫完了中國第一部建築史，對自己生活過並深愛著的北京，梁思成這樣評價：

　　“明之北京，為世界現存中古時代都市之最偉大者。”

　　夢想再現老北京的是一群學建築和計算機的青年，他們每天的工作是繪製各種建築效果圖，如火如荼的土地開發和城市建設給他們帶來了繁忙的生意。可是就在描繪現代化樓盤的過程中，一些正在消失和已經消失的城市風景深深地吸引了他們，他們萌生了一個念頭：用數字科技為北京保存一份永不褪色的記憶。

　　製作人員把梁思成的三百多張城門照片，和從其他途徑蒐集的城門影像資料輸入了計算機。

　　雖然時光不能倒流，復建永定門城樓卻打開了一座老城門記憶的閘門，在中國文物研究所，一份封存已久的文獻檔案終於得以重新發揮用途。

　　1941年至1945年間，中國文物研究所的前身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曾對中軸線建築進行過一次系統全面的測量，承擔測量的中標單位是中國近代最負盛名的建築師事務所基泰工程司，作為中國人，基泰工程司的建築師比喜仁龍更了解中國建築的規律，因此這些圖紙數據也更為精確可靠。

　　韓揚介紹説，中國文研所存的這些資料，可能比喜仁龍的資料更深入一些。技術細節，好比説正屋脊的做法，內檐彩畫的形式，包括樓梯的位置，這些東西它要比喜仁龍書那本書裏的資料更豐富一點兒。

　　水晶石公司從各種途徑蒐集了大批老城門的照片，他們要為北京建立一份可以永久保存的數字影像資料，並通過技術處理讓人們看到一個原初的北京。

　　2003年1月，永定門城樓復建前夕，在北京市城市規劃委員會支持下，北京大學建築學研究中心、水晶石數字科技有限公司聯合舉辦了題為“北京城記憶”的展覽。

　　孔慶普先生是北京市政工程公司的退休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曾負責修繕過城門，但是隨後又參加了對城門的拆除。北京本來有十六座城門和近40公里城墻，但現在能看到的只是兩座不完整的城門和幾百米殘墻，其餘的就到老北京人的記憶裏去尋找了。

　　今天一位新華社記者來採訪孔慶普。

　　作為新華社北京分社的記者，王軍一直在調查北京城門城墻的歷史。

　　孔慶普回憶到：“那個時候調查城門，是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提案，要了解這個情況，城門城樓，它著重的是城樓，還有沒人管的古代建築，把這個題目交給建設局，建設局交給我，我那個時候最年輕，我就走著，坐噹噹車，有軌電車，把城樓、箭樓、還有城墻角樓都查了一遍。

　　我調查的時候，損壞的比較嚴重的是東直門、西便門還有安定門，我調整了以後都寫了報告，報到市裏，市裏把這個情況報給中央了，後來總理批了，那時候叫政務院，不叫國務院叫政務院，是周總理批的，給了北京市15個億，還是舊幣，還沒改呢。

　　我們第一座是開始做的是東直門，東直門城樓，安定門城樓箭樓，有阜成門城樓，東便門的城樓和箭樓，這是1951年就做了這麼多，到1952年接著還剩了一部分錢，報1952年計劃的時候，後來不批了。”

　　王軍一直在報道北京的城市建設，在擊現實矛盾衝突的過程中他逐漸走進了北京城的歷史，早在十年前王軍就對老城門城墻發生了興趣，在查閱檔案和走訪當事人的過程中，他發現有一個人物總是反復出現，這個人就是梁思成。

　　抗日戰爭勝利後，梁思成回到了北京，他在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系並擔任系主任。 1949年年初，梁思成在家中接待了兩位秘密來客，他們是解放軍圍城部隊的代表，因為中共中央剛下了一道命令，要求保護好北大清華的教師和北平的古建築，兩名代表特地來請梁思成標出北平的文物古建，以免炮火轟擊。

　　1949年1月31號，北平和平解放，解放軍部隊從永定門進城，古都逃過了戰爭厄運。受中共中央的委託，梁思成為解放軍南下作戰編制了一份《全國重要建築文物簡目》，其中第一條就是“北平城全部”。

　　1949年，北京的城市面積是62.5平方公里，人口有130萬。

　　這是1949年從高空拍攝拍攝的北京城，我們可以清晰地辨認出一個由近40公里城墻圍繞出的凸字形輪廓, 城墻上有16座互相對稱的城門，這個凸字形輪廓形成于公元1553年，四百年間一直沒有改變。直到20世紀50年代。人們進出北京，依然要通過十六座高大厚重的城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首都行政中心規劃的問題擺在了新政府的面前。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開了一個會，蘇聯專家提出一個方案，行政中心區要放在老城裏面來建設，沿著長安街兩側進行建設。

　　這就是蘇聯市政建設專家巴蘭尼剋夫在那次會上提交的規劃方案，其總體思路是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建設首都行政中心，發展大工業，以提高工人階級所佔人口的比重。

　　王軍介紹説：“當時會議就引起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以梁思成，以陳佔祥為代表的，他們堅決反對這麼來做，梁思成就認為就把行政中心擺在一個馬路的兩側這樣來建，沿著大馬路蓋大樓，這已經是被西方證明是一種錯誤，讓辦公樓長期與車塵和噪音為伍，陳佔祥就説真正的一個城市規劃應該是面對一個城鄉的區域來進行設計的。”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從留英回來的城市規劃專家陳佔祥一起提交了《關於中華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提出在舊城外的西側另辟新區，建設新中國的政治心臟，而一條便捷的東西幹道連接新舊二城，如扁擔一樣擔起中國的政治心臟和中國的城市博物館。

　　王軍感慨地説：“當時梁思成和陳佔祥提出的方案純粹是為了這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絕對不是簡單的一個為了保護老城的概念，他們認為老城區人口密度那麼大，每平方公里是兩萬多人，你看現在紐約才八千多人，密度那麼大，如果你把這些行政中心擺進去的話，你只會使你城市功能和人口密度不斷膨脹，你把什麼人趕走呢，可能要上班的人趕到外面去了，外面的人上班每天要進城，梁思成説如果哪天北京的交通出大問題，這是禍根。”

　　但是梁陳方案被看成了一個小資産階級不切實際的幻想。蘇聯專家認為，應該把行政中心放在老城區，象莫斯科那樣，利用現有的基礎設施，節約建設成本。

　　王軍在查檔案的時候發現“那些年建設量不小，而恰恰是在新區建房子少花錢，像北京市現在來拆遷的話，百分之五、六十的錢全賠進去，那個時候這個問題同樣存在，我查了一下五十年代的檔案，那會兒北京市一調查，那些年建設量不小，三分之二的房子全部蓋在外面去，沒有進城，一調查問為什麼，怕拆遷花錢。”

　　梁思成希望建設一個新城區，把老城區完整地保留，成為一座中國城市博物館，然而在一個破舊立新的時代，他的聲音很快被聲勢浩大的建設浪潮淹沒了。

　　孔慶普回憶道：“我們對這個建議不感興趣，那個時候我們這些小年輕，説實在我們小年輕對這個有這麼一個現象，黨中央怎麼説我們怎麼幹，我們那個時候有個這樣的。還有一些老同志也講了，我們就管梁思成陳佔祥他們是西洋派。”

　　1951年修完第一批城門後，孔慶普遞交了第二年的修繕報告，但是報告一直沒有批下來。等來的是一場拆除城墻和城門的運動。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