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關於紀錄片的文章原來的題目叫《看梁碧波如何做雞》,是從梁碧波談起的。
梁碧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認識的中國拍紀錄片的人裏面英文最好的,因此他有大把的英文名字,比如叫Biboliang,用成都話發音就是屁婆娘,屬於街邊吵架才能用到的詞彙。為此,他很苦惱,就又給自己取了另外一個英文名字,叫Bimbo,據説這個詞今年已經被正式收入韋伯詞典,至於什麼意思,大家可以到百度上google一下哈,但成都人相當不解風情,總説他“腦殼頭有binbom”。當然,很多外國女人還叫他 Honey,你知道這是昵稱,他原來還有一個英文乳名兒叫haber……
青年時代,梁碧波是老家著名的足球運動員,真事兒。三台縣是全國N個青少年足球試驗基地之一,當時,梁碧波就是偉大的三台縣左後衛!他不是人,他不是人……你千萬不能給他任何的機會,比如,成都電視臺剛一招聘,他就成了紀錄片編導,他足球的靈魂便附體在魏群、馬明宇他們身上了……扯得有點遠,還是回到梁碧波做雞吧。
梁碧波熱情好客,在圈子裏很有名。每次有朋友到成都,他便帶著去找雞--千萬不要想歪了--他找的是吃的那種雞,在鄉下,黑腳桿,能飛半裏多地,農民家自養的那種,梁大腿自己烹飪。梁碧波説,“這種雞我們叫土匪雞,吃起巴適,你們在北京吃的那種雞,都是在養雞場裏面用飼料和激素催到市場上的,那種雞我們叫政府雞。”
政府雞就是我們俗稱的西裝雞,口感有點像柴火,而土匪雞動物性強,肉質鮮嫩柔韌,這可能和它們經常踢球有關。從這個話題,滿肚子學問的梁碧波又談到了紀錄片。
他説,做紀錄片的人也分兩種,一種就是我們這種電視臺工作的,尤其是做欄目的,三四個月就要完成一部紀錄片,這其實就是政府雞。而那些獨立製片人,他們自由自在,可以拍一些自己想拍的紀錄片,也沒得啥子週期限制,想拍好久拍好久,做得簡直是純天然綠色無污染紀錄片,表達的也是自己想表達的東西,他們更像是土匪雞。
從受歡迎程度來説,獨立製片人的作品更好看一些,更深刻一些,在國外紀錄片電影節上得的獎也更多一些。而從産量上來説,電視臺的紀錄片數量更多,但像政府雞一樣,它從味道、思想以及個性的角度和土匪雞沒有辦法相比。
我覺得梁碧波分析得極是,儘管他腦殼裏有binbom。
我小的時候,院子裏誰家燉了一隻雞,滿院子都是雞湯的香味。那時候的雞都是滿世界亂跑的,吃青草,吃蟲子,自由自在,不像現在大型養雞場的雞,腦滿腸肥,每天就在狹小的範圍裏生活,從不運動,因此,它的雞肉也充滿了腐朽的氣息。
電視臺的紀錄片欄目每天都不能空播,所以製片人提出的口號幾乎都是“我們需要的是産品,而不是作品;我們需要的是欄目的共性,而不是節目的個性”。加上經費、週期和話語空間的限制,本來就不多的紀錄片欄目裏,播出的都是和政府雞一樣的節目,它的口感、氣質都變得越來越快餐化,越來越講究結構技巧,越來越講究整體包裝,但那個花裏胡哨的塑料袋裏包的還是雞本身嗎?它沒有異化嗎?尤其是有些欄目,還特地打上了“作品某某號”的字樣,每次充滿期待地看那些“作品”時,我都不禁啞然失笑。
反觀那些獨立製片人的作品,紀錄片對他們來説更像是表達對生命理解的一種形式,一如詩歌、音樂、繪畫……它們的外觀看上去更加醒目,表達更加犀利,胸懷更加開闊,更主要的是,它們有自覺的智者的憂患和精英的使命感。有一次,和一位外國同行交流,他説,“紀錄片最吸引人的兩個東西,一是非政府立場,二是個性化表達。陳,你在主流媒體,你不可能做到。” 我無言以對,但在內心裏我是認同《浩劫》或者《麥考恩的保齡》的,同樣,我也認同《鐵西區》。
紀錄片究竟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難度幾乎等同於回答雞是什麼一樣。
如果從藝術思潮的角度對中國紀錄片發展進行分析,那是呂教授他們的事情,我只能從拍紀錄片的人以及他們的創作狀態的角度,同時比照科學養雞指南談一點看法。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大家認同的中國紀錄片大熱的那幾年,當時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界限並不是那麼清晰,紀錄片在電視臺是一個蒙著面紗的神秘的部門,魚龍混雜,圈養等同於放養,所以體制內也出現了《沙與海》、《天安門》那樣帶有強烈的個人表達的作品。儘管吳文光説,紀錄片是泡屎,不拉出來不舒服,但《流浪北京》這泡屎也是蹲在中央電視臺這個廁所裏一個叫做《中國人》攝製組的坑上拉出來的。
後來就不同了,紀錄片不單純是一個創作部門,同時更像一個生産車間,各種飼料搭配得和其他的電視欄目已經幾乎沒有什麼差別,支部也建在了連上。一些人受不了這種大型現代化養雞場的污濁氣息,便出去做了一隻特立獨行的雞,比如蔣樾同志,林旭東同志。這樣,差別就看出來了,電視臺留下的是常規性的,欄目型的,商品型的紀錄片形態節目,而真正意義上的人文紀錄片的重擔就落在了這些獨立製片人的肩上。
所謂的責任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分化。主流媒體播出的紀錄片要對觀眾負責,為了爭取更多的眼球,他們把更多的力氣用在了製作紀錄片的技巧上。製片人張口《Discovery》,閉口《60分鐘》,當然我也是他們其中的一位,但我是電視臺的人,掙著電視臺的工錢,我必須這麼做,而且我覺得這樣取悅觀眾也沒有什麼不對,這就是我徒弟所説的“職業讓我們的靈魂倉皇出逃”的意思。
獨立製片人其實只需要對自己負責就行,他們表達著自己內心的某種感受。當然你知道,獨立製片人也有靠選題走商業道路的,比如去年曾經很有影響的一部紀錄片,拍的是一個髮廊妹的生活,為了賣出好價錢,紀錄片幾乎做成了口水連篇的電視連續劇。在這部紀錄片好評如潮的時候,我更多的看到的是它關心弱勢群體外衣下的赤裸的商業肉體。這其實和媒體紀錄片已經沒有了區別。和這種賣錢的紀錄片相比,我顯然更敬重那些在關注和記錄當下社會,並通過影像表達自己思想的獨立製片人,那些影像向我傳達著某種焦慮或者沉著。
或許你看出來了,我在把自己往高深裏面整,其實,我是一個非常淺薄的、沾了一點紀錄片邊兒的人,那麼就讓我用更加通俗的語言來區分一下政府雞和土匪雞吧。
1、體重上差異明顯。政府雞體重高於土匪雞,比如段錦川體重只有98斤,而高國棟已經什麼都不吃還250哪……體重和生活質量成正比。
2、扮相上差異明顯。政府雞著裝比較統一,一般是九十年代攝影背心+四十年代大褂+1919年圍巾+前清的片兒懶。土匪雞則五花八門,總體説來比較像藝青,當初蔣樾進劇組,老同志就給他提意見,説他“二長”,一是頭髮長,二是鞋帶兒長。
3、生活環境差異明顯。政府雞生活在現代化的牢房裏,風吹不著,雨淋不著,飯菜定點兒定量供應,還給打預防針。土匪雞尋找食物要辛苦得多,萬一來了個禽流感還沒人給瞧病,就像康老師。
4、精神狀態差異明顯。土匪雞天性自由,天南海北,無組織無紀律。政府雞每天在籠子裏,還要經常開會,所以大都精神委頓,神情恍惚,眼神游離,還多有抑鬱症發生。
差別肯定不止這麼多,歡迎大家繼續補充。
那麼,有沒有一種雞,既有安定的生活保障,同時又沒有很多的約束和限制呢?難道就不可以又做雞又立牌坊麼?兩周之前,梁碧波給了我一個答案。
成都電視臺新開了一個美食頻道,梁碧波還當了三、四天梁道長。前不久,我被邀請前去品嘗,我首先提出來要吃土匪雞。道長説,北京來的人太多,土匪雞都吃絕種了,但現在有一種介於土匪和政府之間的雞,它是土匪的種,骨子裏是土匪,吃的卻是飼料,也就是拿著政府津貼的,比較肥,但還有土匪的味道……
這種雞,梁碧波稱之為“警察雞”。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