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們看電影
作者:總政話劇團創作室主任 燕燕
那一年秋天,我正在潛心寫一部長篇小説,有點修行的狀態,閉門謝客,推掉了其他稿約以及所有與電視臺合作的事情。黃昏時分,電話響了,親切熟悉而溫和的南方口音,是中央電視臺余培俠主任,説要辦個新欄目,晚間時段的、談話類的,交給了我的老朋友李艾東導演,任務相當緊,他希望我與艾東好好合作,儘早策劃,從錄製樣片到少兒頻道播出時間只有不到兩個月。開始時,我望著電腦上的文字。注意力渙散並有點漫不經心地聽著,我甚至在腦海裏快速組織幾個單詞句子,盤算著如何婉拒,又不會傷害領導,於是我隨口輕輕問了一句,這新欄目是關於什麼的?他説,是關於老電影的!一剎那,只是這 “老電影”三個字,如同電擊一般地將我迷蒙的大腦瞬間激活了,所有零星的影像碎片,在眼前聚攏,飛轉,瀰漫著,電影是我的摯愛呀,在時間的河流中,它給我帶來了多少歡樂和苦澀,我相信我當時渙散的眼神一定聚焦,發亮,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行!
那是2003年的深秋。白天寫作晚上開會連軸轉,一天睡四小時,我們攜手開始了策劃製作《童心回放》的艱難歷程。
至今,四年過去,我依舊感謝這一份信任,這個電話邀請。不然,我將與《童心回放》擦肩而過,失之交臂,那些熱愛老電影的美好日子,或許永遠塵封而不能與人們共同分享。
策劃欄目形態的那些日子,我和艾東,同齡人又是兩個電影迷,每天都處於激情澎湃的狀態中。説起看電影,便手舞足蹈,不能自已。她和我,與電影都有特殊的感情,都有過拿小板凳,佔座位,在機關大院的大禮堂、在農村的打谷場、在部隊看露天電影的經歷和有趣故事。我們都有著坎坷的人生經歷,對那時的每個老電影,每一時刻,都有自己的獨特感受。同樣為了欄目精心製作,艾東抱病工作,她母親去世,都未能趕去看最後一眼,
留下了終生憾事。我們慶倖的是,在童年的懵懂時期,認識了一個叫“電影”的老朋友,它的身上具有一個好友能夠擁有的所有美好東西,它帶著我們在時光隧道裏穿行,給我們的心靈帶來了難以忘懷的慰藉。
總政話劇團創作室主任 燕燕
我曾經在散文集《女人獨自上路》中寫過一段故事,便是關於看電影的《也算白日夢》。細想想,我們那個年代看電影的故事,説也説不完。70年代初期,物質貧乏不説,軍隊沒有電視、錄像、影碟、電腦等玩意兒,露天電影就成了士兵經常盼望的文化大餐。那時我們基層部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順口溜:“當兵的有三喜──家信,電影,大包子。”可見電影在官兵心目中是何等地位。寂寞時光,在我們心裏,有電影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就是過年。
那一年,我們看電影。這個話題讓人總有説點什麼的慾望。
記得一次陰雨天,我們開完了策劃會離開臺裏,已是後半夜淩晨一點多,我上了出租車,司機師傅是個中年漢子,鬍子拉碴貌似兇相。閒聊當中他問,你們錄製的啥節目?我告訴他是關於看老電影的,師傅立即來了精神頭兒,説了自己很多看老電影的感受和小故事,還説至今家裏還收藏了很多老電影的碟片,不光自己看,八十歲的老媽媽和小兒子也愛看,在北京空曠的大街上,我們興奮地聊著,車子竟然差點開過了我家的小區。是電影,在北京深更半夜的路上,讓兩個陌生人,一下子沒了設防,仿佛是熟稔的朋友。
同樣,如此溫暖的認同感,一直是做這個欄目所獨有的現象。
燕燕與《童心回放》製片人艾東演播室合影
我與電視臺合作已十多年,目睹過很多欄目從無到有的發展,也了解諸多所謂名人的心態,面對媒體來訪和出鏡邀請,斷然拒絕的有之、生拉硬拽死也不來的有之、給編導甩臉子的更不足為怪。有的即便千呼萬喚地來了,也是出於無奈或礙于其他因素勉強來,來了是給你面子,給你應付而已,自然就缺乏從心裏流淌出來的敘述衝動,不動真格兒的,節目錄製出來,也不可能有深人的質感。然而,唯有《童心回放》不一樣,從我們這個欄目一開播至今,我們前後邀請過了近二百多個嘉賓,他們有著各自的人生經歷,來自各個不同的行業,有很多人早可謂“功成名就”了,但只要他們一聽是談看電影的故事,二話不説,格外興奮,就可能推掉其他應酬,千里萬里地要來,趕赴與《童心回放》老電影的約會。他們講述的那些小故事、那些感情都是從內心之泉流淌出來的,常常讓人感動。於是,我們感動了四年……
那一年,我們看電影──僅僅這一個話題,就像一根導火索,引燃了無數的激情,無盡的人生感慨,便讓我們所有的嘉賓,回到純真年代,不由自主打開話匣子,因為電影,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復活了!因為電影,我們與嘉賓,嘉賓與觀眾,有了共同分享的快樂。那一年的一個小小瞬間,成了永恒!
那一年,我們看電影的故事,還會講下去。感謝電影,感謝熱愛電影的日子,感謝熱愛電影而走來的人們,更要感謝關注《童心回放》的,始終注視著我們的眼睛……
2007年10月深秋
責編:白秀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