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集——北京圓夢（上）》
1909年前的那個春天，剛剛從歐洲考察歸來的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回到天津，在一個田徑運動會發獎儀式上，他用幻燈機給大學生們放映了第4屆倫敦奧運會的照片。
對於那些年輕學生來説，一切都是新鮮的：“幻燈”是新鮮的，“倫敦”是新鮮的，“奧運會”更是新鮮的。
不久，這些受到震動與啟發的學生投書《天津青年》雜誌，發出了“奧運三問”：
中國，什麼時候能夠派運動員去參加奧運會？
我們的運動員什麼時候能夠得到一枚奧運金牌？
我們的國家什麼時候能夠舉辦奧運會？
這三個問題同樣纏繞著滿懷報國之志的張伯苓。
第一次觀看了倫敦奧運會的南開學校校長，曾經是天津水師學堂的高材生。
1894年9月17日，在黃海海面上，震驚中外的中日甲午海戰爆發。
一位18歲的青年，親身經歷這次慘痛的失敗，他就是北洋艦隊“通濟”號的見習軍官，張伯苓。
作為甲午海戰的倖存者，張伯苓親眼目睹無數戰友的鮮血染紅了海面，大清國用白銀堆砌的艦隊，在日本艦隊的密集炮火中沉沒。戰火的洗禮讓年輕的張伯苓變得沉默而冷峻。
甲午海戰之後，清政府曾經短暫的收回原北洋水師基地威海衛，恢復行使主權，然而又在外國列強的威逼利誘下，被迅速轉租給英國，張伯苓所在的“通濟”艦受命執行主權接收和再度轉讓這一充滿屈辱的任務。
在威海衛，張伯苓目睹了日本太陽旗、中國黃龍旗、英國米字旗的“三次易幟”。作為一名軍人，張伯苓的心被深深刺痛，這件事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悲憤交加的張伯苓對洋務派的“海軍救國”的口號感到了失望。他意識到，假如沒有勇武的精神，沒有健壯的體魄，即使把全世界威力最大的巨艦快炮交到我們手裏，那也只是徒增擺設而已。
從北洋水師退役後，張伯苓胸懷富國強民的理想，兩次東渡日本參觀考察。他看到，此時的日本正在國家意志的強力推動下興起了軍事體育狂潮。
而這時的東西方列強們，一直露骨的對中國地表現著蔑視和詆毀。當時一篇英國人的文章《中國實情》中這樣寫道：“中國——東亞病夫，麻木不仁很久了”。
但即便在那個充滿屈辱的時代，“奧林匹克”這個名詞也開始在中國流傳。《萬國公報》預告了1900年第二屆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中國對奧林匹克最早的記載。
張伯苓將這一新生事物視為希望，他決定投身教育，去鍛造國人精神；推廣體育，來強壯國人體魄，他在天津創辦了南開學校，並預言，“奧運舉辦之日，就是我中華騰飛之時！”
當我們回望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工商業發達的天津得風氣之先，是近代體育在中國發端最早的地區之一。
1895年，大清帝國新式陸軍開始在天津小站編練，他們決定放棄武術，請德國人擔任部隊的軍操教練。清兵們高唱著用普魯士軍歌《德皇威廉練兵曲》曲調填詞的《大帥練兵歌》操練“兵式體操”，景象看上去頗為振奮。
那些士兵們在歌中唱到：
朝廷欲將太平大局保
大帥統領遵旨練新操
第一立志要把君恩報
第二功課要靠官長教
這首《大帥練兵歌》流傳輾轉，今天，關於這首曲子的諸多演變版本中，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值得一提的是，這首樂曲在九十多年後，伴隨了中國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的步伐和隊伍。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式，中國隊和中國台北隊正是踏著這首在中國歷史最長、廣為流傳的軍隊進行曲相繼步入會場的。
自晚清起，中國一度掀起了“軍國民體育”，也就是軍事體育的熱潮。
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不約而同地提出“強兵、強種、強國”的思想，“體育救國論”一時成為社會輿論的共識。
天津、香港、廣州、上海這些較早開放的口岸，伴隨西方文化的傳播，現代體育的實踐正在逐漸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當20世紀初葉變革之風吹遍的時候，帝國的皇城北京也正在發生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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