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3年，一個由英國派出的龐大使團，分乘五艘船隻，經過10個月的航行後抵達天津大沽。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勳爵這樣描述了他在天津的見聞：“我們的小船停靠在總督府對面的碼頭上，在靠近河邊的地方，正在搭起一個巨大華麗的戲臺，一群演員正在這裡演出種種不同的戲劇……”

隨著明清漕運業和長蘆鹽業的興旺，此時的天津成為北方重要的商貿港口城市。

 “滿街爭唱三簧腔，曲院處處賽京城”，許多天津人就是在淺吟低唱中迎來了每天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的。天津人對戲曲曲藝的癡迷，從那時起就已經深入骨髓，成為這個城市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王秀勳：“天津市曲藝之鄉由來是已久的，在100的年以前，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當時搞了一個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就是由軍事工業民用工業發展起來了，發展起來以後當時工人都是來自於北方的農村的農民，這些農民進城以後，他們也沒帶家屬，所以他們的業餘時間呢，就有欣賞文藝的需求，……所以他們和天津的市民，自由職業者，形成了一個廣大的觀眾群，這個觀眾群，他的文藝欣賞需要，也就造就了各個曲種門類來天津演出的可能性。”

1860年，隨著《北京條約》的簽訂，天津被迫辟為通商口岸。

天津開埠以後，英、法等九國爭先恐後地搶佔地盤，強劃租界。在天津老城的南面，曾經有一大片水洼地，開始並沒有人居住。隨著人口的增多，這裡漸漸形成了一片陸地，由於這裡位於法國和日本的租界之外，因此被稱為“三不管”。

周春玲：“就是這個地方可以説是，沒有行政機構，也沒有什麼法制機構，但是它也就給這個窮苦的人提供了一個居住的地方，也就是這樣。人多了，自然就有，做買賣的，走江湖賣藝的，到這些地方去打錢謀生，都是很低下的。所以它整個來説，這個居民的檔次和這個社會的檔次都在最低層。”

到清朝末期，天津已經出現了蓮花落、大鼓書、數來寶、弦子書、馬頭調、時調小曲、相聲、雙簧等民間藝術形式，由於無法在租界和城裏演出，因此“三不管”就成了這些民間藝人聚集的地方。

董湘昆：“那時候人挺雜，隨便，破破爛爛的。那麼個三不管。可是那個地方就是打把式賣藝的，説書的，摔跤的，算卦的，拔牙的，那時候真是那樣。真是那樣啊。所以那麼著就隨便，怎麼混混都行那麼個意思。三不管沒人管。”

到了二十世紀20年代，天津不僅薈萃了北方的京韻大鼓、梅花大鼓、單弦、相聲、河南墜子等曲種，還在吸收外地各曲種演唱特點的同時，結合天津當地人的性格、方言及欣賞口味等，逐漸形成了一些獨具特色的曲種，如天津時調、京東大鼓等等。

當時天津人稱曲藝為“十樣雜耍”。據1934年出版的《天津市概要》記載“十樣雜耍者，蓋以吹、打、拉、彈、説、學、逗、唱、變、練為十樣。坐其間者，費有限之金錢，能使目不暇接，耳不暇辨，五花八門，靡有所止。”

1935年的冬季，在“三不管”一個不大的書館裏，館主崔老太太正在整理著桌椅板凳，準備著這一天的演出，一個十四五歲的男孩子來到她面前，央求崔老太太能否讓他在這裡試著表演一段數來寶，這個孩子就是後來的一代快板大師高鳳山。

高鳳山1921年出生在河北三河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4歲時隨家人到北京，7歲在天橋流浪時，遇見了第二代“天橋八大怪”之一，著名數來寶藝人“曹麻子”曹德奎，從此便拜他為師，學習數來寶。

劉國器：“學徒是期限最早是五年零一節，後來一搬定三年零一節，三年好五年好整年頭都好説，一節的概念是什麼意思。過去藝人到哪兒演出，一説我演一節，西和大鼓書也好，評書也好，都長篇的，一演就演一節，一節的概念是一年的三分之一，從春節到五月節，也就是到端午節這算一節，從端午節到八月節又是一節。從八月節到春節又是一節。”

魏文亮：“那陣拜老師要定合同，定生死合同。三年零一節，給老師效力。畢了業之後説現在的話，就是出師之後，還要給老師效力一年。在這三年零一節當中，那就寫上打死勿論。就在教徒的時候，打死勿論，投河覓井跟老師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