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炮轟瀋陽北大營，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征服中國的開始，中華民族被推向了危亡的邊緣。
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民間藝人對時事的變遷有著高度的敏感。早在1928年6月4日，日本關東軍一手製造了炸死東北軍閥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民間藝人就馬上創作了名噪一時的數來寶《血濺皇姑屯》。
高玉琮：“這個皇姑屯據説唱的最早的藝人曹德奎，藝名曹麻子曹德奎，他唱最早，然後他傳授給了後來因為他們在北京大概也説了，後來傳給了高鳳山，王鳳山是偷學的叫偷藝，王鳳山也會，乃至這個段子一直唱到49年還在唱，天津解放前夕在天津在天津小但，在天津鹹水故，在楊村李潤傑一直唱這段子，皇姑屯影響很大，把皇姑屯的真相唱出來了，但是只有東北知道，京津不知道。所以這個段子影響非常大，他們不知道真相。”
1933年夏天，愛國將領吉鴻昌率部進攻佔領察哈爾北部的日偽軍，連克康保、寶昌、沽源、多倫四縣，將日軍驅出察境。成為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從日偽軍手中收復失地之舉，對全國抗日力量産生極大鼓舞。然而，吉鴻昌率領的抗日同盟軍卻被蔣介石指責為破壞國策，遭到何應欽部隊的夾擊。
消息傳到天津時，著名相聲演員張壽臣正在天津泰康商場內的小梨園説相聲。
張立材：“我父親在臺上就宣傳抗日。他就説，他那時候最愛使的活就是《揣骨相》，他自己創作的，這個現在沒人演了。他那個結構仿佛就是現在老使的相面的意思，你們可能聽過相面，他用這個揣骨就説這個人是好人，這個人是壞人，比如好人就是叫骨，壯士骨，英雄骨，忠烈骨，然後底下都有評語。壞人，壞就是骨頭。壞骨頭損骨頭沒骨頭賊骨頭。其中有一個就是大賊骨頭。大賊骨頭的評語是嘛呢，大賊骨頭賣國求榮。”
吉鴻昌此時已經秘密來到天津，住在惠中飯店。惠中飯店地處和平路和濱江道交口，與張壽臣演出的小梨園就是一街之隔，喜好曲藝的吉鴻昌就常常抽空到小梨園去看演出、聽張壽臣先生説相聲。
張立材：“能見到吉將軍那太榮幸了，倆人談了很久很久，吉鴻昌就問他情況，藝人的情況，同時也讚揚了我父親，就説我這忠馬半生，沒想到在藝人這個堆裏頭，我還能見到一位知己的朋友。倆人説了很久，後來吉鴻昌派了一個人，給我父親送了一本書，上邊有他的簽字，這本書可惜就是民國28年鬧大水的時候衝沒了。”
抗日救亡的熱潮，使藝人們空前地團結起來。在民族危亡關頭血與火的洗禮中，民間曲藝的民族意識和創作熱情，得到了進一步的激發和加強，民間曲藝正以前所未有的積極姿態向時代和民族靠攏。
張海濤：“在國統區裏邊東北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東北大部分逃亡了，有部分藝人堅持在當地説書，在村子裏屯子裏邊，那個時候藝人們都講什麼，講那些個楊家將胡家將，十二寡婦征西。就類似金戈鐵馬的故事，通過這部分故事來號召團結人民一塊抗日，另外當時有些個藝人也創作了許多非常精煉的，我們今天看了有些像順口溜似的，有的鼓詞有的快板，用這種形式起到團結人民團結群眾共同抗日的作用。”
那些以往輕鬆愉悅、幽默逗笑的民間曲藝正逐漸地轉變為反映侵略者的殘酷和百姓流離的疾苦，民間藝人們利用自己熟悉的藝術形式進行著愛國抗戰的宣傳。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上海、南京相繼失守，文人云集武漢，一時間，位居長江中游的武漢成了全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各種群眾團體如雨後春筍般建立，全民族抗日救亡運動聲勢浩大，如火如荼。
張海濤：“因為日本打到南京，南京政府往南遷了，南遷了以後，當時大後方武漢，就有一批文化人到了武漢，隨著這批文化人到武漢，還有一些個藝人，像滑稽大鼓的藝人傅少華，還有京韻大鼓的藝人傅貴花，還有山東大鼓的藝人董連芝、相聲藝人歐少九，他們就一同到了武漢。他們到武漢以後在武漢也是參加抗日宣傳工作。”
1938年4月，由郭沫若擔任廳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組成。隨後，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在武漢宣告成立，武漢的曲藝界人士，如京韻大鼓、梨花大鼓、相聲、金錢板等曲種的藝人，不僅參加了成立大會，而且還積極參與各種宣傳演出。
1940年，成都的“四川清音職業公會”更名為“成都市抗敵後援會”，眾多的曲藝藝人被組織起來，四川清音、花鼓、竹琴、金錢板等曲種的藝人紛紛加入到宣傳抗敵的隊伍裏來。在宜賓及周圍地區，就有不少的藝人白天在街頭演唱，晚上或在茶館或在酒館演唱抗戰內容的民間曲藝。
成都老市民：“抗戰期間街頭宣傳很多打金錢板的，什麼這些各種曲藝，還有街上學生這些宣傳最多，另外我們成都人喜歡坐茶館，閒來空時間沒事兒就去聽揚琴，當時抗戰期間書上比較多，書上最興旺的是在西南門。”
這一年，鄒忠新只有15歲。抗戰爆發時，他正跟著義父在四川永川靠演唱金錢板賣藝，在這裡，他遇見了一個叫周敬承的人。
鄒忠新：“周敬承，他是教教學的，這個人抗日戰爭一爆發了，他就寫抗日新聞。他就在現在喊文化館，過去喊民眾教育館外面。大黃果樹外邊有一個臺階，有一個土臺子，他就在上邊唱，好多農民呀，可以説是上千千萬萬在那兒聽他唱，唱抗日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