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星期六的下午，有許多來自北京各區縣的快板書愛好者匯聚在這裡，互相切磋技藝交流感情，他們給這兒起了一個時尚的名字，叫“快板沙龍”。今天梁厚民、孟新等快板書名家也來到了這個沙龍。

梁厚民，著名的快板書演員。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演唱的《奇襲白虎團》、《西安事變》等許多作品曾經是那個年代的人最深刻的記憶。

梁厚民：“這每一次到這底下鼓掌，就演這個周總理的時候，我這個段子裏用了七十多句周總理的臺詞，完全是這麼處理的。就因為這個問題，北京市委，壓，壓這段子壓了我半年，為什麼，拿不準，一個説唱節目，演領袖人物，又演這麼大的題材，這行嗎，誰也拿不準，因為總理逝世以後，馬上就到了西安，到了延安去了解材料，去寫這個，我這個是在電影和話劇之前寫出來的。”

《西安事變》是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後梁厚民創作的快板書，這時已經是“文化大革命”後期。

在十年浩劫中，文藝界成為“左”傾路線影響的重災區。曲藝事業從組織機構到藝術人才和活動，都受到了破壞、衝擊和干擾。正規的曲藝表演團體大多處於解散或癱瘓狀態，各種以“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為名的曲藝演出組織紛紛成立。

曲藝的藝術規律被徹底歪曲，出現了“對口詞”和“三句半”等簡單的表演形式，曲藝作品和演出一概都被烙上了深深的政治印跡。除極個別的節目，如相聲《海燕》、快板書《奇襲白虎團》、山東快書《賠茶壺》等之外，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曲藝的藝術園地幾乎是一片荒蕪。

趙連甲：“當時在首都掀起了一個遊園活動，五一、十一，開始遊園，遊園當時就演文藝節目了，就審查，很嚴格的，什麼歌，舞啊，什麼曲藝呀，包括什麼片段，組織好多人，像中山公園，頤和園，北海哪都是，人很多，老百姓沒有文化生活嗎，到那個時候又不花錢，而且裏面把人都集中一個地方，去的很多，很熱鬧。我們那是最累的時候，天不亮集合，帶著吃的，沒人管飯，帶著吃的出法，頂一天，那沒場的，都露天演出，（）趕集趕廟會那樣了，這樣有遊園活動，然後就好起動一些。也是文化小組，他們後來出了一個，也寫了遊園什麼什麼文藝延長，文藝材料什麼的，大本，像我寫的賠茶壺什麼什麼都是那個時期。”

就在趙連甲創作山東快書《賠茶壺》的1976年，持續了十年的文革終於結束了，相聲憑藉其最大的藝術特色——諷刺，很快就回到了舞臺。
  這一年，常寶華、常貴田創作演出的相聲《帽子工廠》，尖銳地諷刺了“四人幫”的醜惡嘴臉，一時風行全國。

張海濤：“因為在文革當中人們長期受壓抑，長期心靈受壓抑，提倡思想解放以後，從心理鬱悶的那種氣一直想找個地方宣泄出來，這時候相聲恰逢其時，正好代表了人民的心聲。所以在那個時候相聲曾經一度應該説是非常輝煌的時期吧。”

賈得臣：“曲藝界馬上就産生了《如此照相》，《江青做夢》、《江青赴宴》啊，馬季的《舞颱風雷》啊，就出來樂趣，曲藝界出來的最快，像東北的楊震華出的特殊生活啊，這就開始了，曲藝界受到表揚的就是這個時候，一粉碎四人幫就産生作品了。”

    1977年1月，一些被長期禁錮的作品，如話劇《豹子灣戰鬥》、豫劇《朝陽溝》、京劇《八一風暴》及歌劇《洪湖赤衛隊》等優秀文藝作品先後開禁，重返舞臺，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1979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經過一年多的籌備，終於在北京召開，這時與文革前最後一次文代會已經相隔了整整19年。

鄒忠新：“後來鄧小平宣佈，喊起立，聲音都沙啞了，同志們請你們起立，聽到他那個聲音都有一點惱火了，他最後就説了一句，“為我們在文革當中，文藝的戲曲界，死亡的同志們，為他們默哀三分鐘。”就光聽到下面哎呀呀，就全是這些聲音，那個眼淚流在地上，可以説流成河，我跟你説一點都不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