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的一天清晨，上海十六鋪碼頭，一艘剛剛靠岸的江輪走下來一位年輕船客。碼頭上正在等候的人，看準來人後急步上前，交換過暗號、接過行李，便匆匆將其引到路邊的小轎車上。來人是湘贛邊蘇區紅五軍軍委書記滕代遠。接應的這位“司機”名叫李一氓，是剛剛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員。
中共中央決定這年的五月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活動在秘密戰線上的“左聯”作家為這個前所未有的會議從籌備到召開，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一氓回憶錄》生動地講述了這段白色恐怖下秘密的紅色一幕。
“中央決定由我去做這個開會的房子的主人。那時趙毅敏和李一超才從蘇聯回國不久，他們都是1928年冬天回國的，就讓他們一個人當我的弟弟，一個人當我的妹妹。當然那時我還有妻子和兩個小男孩，結合在一起，自然很像是一家人了。”
《李一氓回憶》中提到的李一超就是後來的抗日英烈趙一曼。
以紅五縱隊和鄂東南區軍事代表身份參加會議的何長工回憶：
“會場專門租了一棟樓，周圍佈置了很多上海特科工作人員。會場做了應付突發事件的準備：樓外是由中央機關抽調的同志扮成小商販和修補破爛的工人，一旦有事他們即刻保護與會者；二樓設置成“醫院”，一些同志裝扮成醫生；樓下放了很多油桶、酒精桶，以備不測；樓後租了一些汽車，萬一敵人闖來，就點燃汽油酒精，掩護與會人員從樓後乘汽車撤退。開會的場所則變成賭博場，桌子上放了牌九、骰子和麻將，若有敵情就裝作賭博模樣蒙蔽敵人。所以，凡從根據地來的同志，都深深地感到，中央在上海白色恐怖下，工作環境真實太險惡了。”
正式出席這個代表大會的有蘇區、紅軍、遊擊隊和城市工運的代表五十余人。會議由時任黨中央秘書長的李立三主持，項英、關向應、董必武、任弼時等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朱德雖然沒有出席會議，也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
在兩個月前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也派出正式代表，其中有柔石、胡也頻、馮鏗等。
九天以後，“左聯”召集在上海的全體盟員會議作了傳達，時刻關心和支持著“左聯”的魯迅也秘密地來到了會場。
從此，堅持在白色恐怖中發起革命文學陣營的“左聯”作家們知道了一塊塊蘇區，是怎樣面臨著反革命的軍事“圍剿”，又是怎樣將星星之火，向燎原之勢推進的。
針對蔣介石軍事上對蘇區的“圍剿”和文化上對白區的 “圍剿”，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時期。這時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
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進步作家始終把“左聯”當作中國共産黨在文化界的領導組織。我們在上海見到今年103歲、有80年黨齡的夏徵農老人，他向我們講到他在失去黨組織聯絡時的情況。
夏徵農：“這個，有人説，既然你又找不到黨，你就參加‘左聯’吧！‘左聯’就是黨領導的。我就這樣參加‘左聯’的，於是我就參加了‘左聯’。”
“左聯”作家們在創辦雜誌，翻譯、介紹馬列主義思想的同時，也寫下了一批介紹蘇區和紅軍的作品，如柔石的《一個偉大的印象》、馮鏗的《紅的日記》。
1930年2月“左聯”成立之際，遠在江西吉安，一個叫渼陂的村落，毛澤東主持了中國工農武裝革命中的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和紅五、紅六軍軍委聯席會議。
這次會議後，贛西南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土地革命高潮。
中國工農紅軍和紅色政權在贛南、閩西、贛東北、鄂豫皖、湘鄂西、湘贛、湘鄂贛、陜甘邊和陜北、瓊崖等紛紛建立根據地。
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重兵，任命14個“剿匪”督辦，開始向各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剿”。從此中國工農紅軍開始進入反“圍剿”的新階段。
毛澤東、朱德領導下的贛南、閩西根據地和由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組成的紅一方面軍，當時在全國各根據地中力量最強。中共中央決定將蘇區中央局和蘇維埃中央政府設在贛南根據地。此後人們把紅一方面軍所控制的贛南、閩西根據地稱為中央根據地或中央蘇區。
在共産黨領導下，中國大眾的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紅色的搖籃中萌發。1931年11月7日，全國蘇維埃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和中央臨時政府。設立了主管教育工作的國家行政機構——中央教育人民委員部，建立了從適合於學齡兒童的列寧小學到以幹部教育為核心的紅軍大學、中央農業學校、高爾基戲劇學校等。
時任教育人民委員部代部長的徐特立是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他提出“遍地是教材”，將蘇區戰時狀態與地區實際結合起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這是一冊列寧小學使用的《共産兒童課本》
與左翼作家聯盟同年在上海成立的左翼美術家聯盟，曾組織盟員為蘇區的小學課本繪製插圖，今天，我們還能在當地博物館裏看到當年列寧小學所用的語文課本上，那些栩栩如生的畫面。
這是一個蘇區鄉級蘇維埃消滅文盲協會的識字牌。列寧小學的孩子們課餘時間，要在交通要道對通行的每一個人，耐心地教認 “識字板”上的字，直到學會了才能放行。
鄂豫皖蘇區列寧小學有位教員用民歌《八段錦》的調子創作了《八月桂花遍地開》。兒童團的孩子們又把這首歌變成了舞蹈，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演出。於是，這首歌從鄂豫皖傳到了中央蘇區。長征中，伴著紅軍的足跡，八月的桂花真是遍地開放了。
革命詩歌在群眾的歌咏中迅速推廣。《革命歌曲集》、《紅軍歌曲集》在蘇區軍民的手中是表達思想傳遞激情的至寶。 革命的山歌手層出不窮。
興國山歌就成了蘇區音樂的一個主要形式了，比如説有這麼一首歌叫做《蘇區幹部好作風》。
當時蘇區最流行的文藝活動就是歌咏。每一次戰鬥，每一次擴紅，宣傳員就把上級的要求編成歌詞，套上曲調，教給軍民們。
這些報刊較早設立文學副刊的是《紅色中華》報。1933年3月3日創辦了《紅色中華副刊》，這一天的文學副刊是“‘三 八’特刊” 4月23日。該副刊定名為《赤焰》，並且出了“‘五 一’紀念專號”。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説，文學的魅力是集中以戲劇和詩歌的表演形式傳達給蘇區軍民的。
羅瑞卿在中央蘇區任紅四軍宣傳部長、紅一軍團保衛局長的同時，還兼任紅一軍團俱樂部主任。這是一部由他親自編劇並導演的話劇，名叫《誰給我的痛苦》。這位編劇兼導演還扮演了劇中的反派地主。
為了演得逼真，他這個“地主”給紅軍叩頭，常常把額頭叩起大包。紅一軍團把這一排練成熟的劇目作為保留節目，部隊每到一個新的駐地，就調查一番，將劇中人物的名字改成當地相關人的真名實姓。觀眾看了説：“紅軍真神了！才來兩天,就把我們村裏的事情編進了戲文！”
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方志敏，在贛東北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建立紅色政權，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他在鬥爭中不但主筆創作了話劇《年關鬥爭》，還扮演了貧農團長張三。
方梅：“他自己演的那個農民，就是他呀。結果他在臺上演戲的時候，大家不曉得是方志敏。卸了粧以後，他出來，我就是方志敏，大家都很驚奇，掌聲不斷。”
在他的影響下，贛東北蘇區的領導邵式平、方志純也參加了演出。
汪木蘭採訪：演完這個《年關鬥爭》，暴動就起來了。
國民黨在三次“圍剿”失敗後，被迫在較長時期內處於守勢。
1932年6月，蔣介石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組成左、中、右三路軍，計30萬人，及四個航空隊，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
曾在上海從事特科工作的陳賡，此時擔任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十二師師長，在鄂豫皖蘇區指揮反“圍剿”的戰鬥。1932年9月，他因腿部負傷，化裝前往上海就醫。
“當時我們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很關心蘇區的情況，我曾給他們講了一些我們紅軍在反國民黨軍隊‘圍剿’時的戰鬥故事。哪些戰鬥的艱苦和劇烈，我們紅軍所表現的忠誠和勇敢，真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要是比起當代那些描寫戰爭的作品裏所表現的，不知要超過多少倍了。我們當時很希望人民能知道革命和紅軍所經受的這一切艱難和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