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的一天黃昏，瑞金城外的梅坑村異常忙亂。為避開敵機的轟炸，中革軍委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均轉移至此，以待西移于都。人們在做著撤離蘇區的種種準備。時任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的何叔衡被通知留守，他設法找到一些清酒和花生，約請即將遠征的老友林伯渠話別。
秋風瑟瑟，何叔衡脫下身上女兒親手編織的毛衣贈與林伯渠。同志愛，戰友情，難分難捨。林伯渠感懷至深，賦詩《別梅坑》記之。
“共同事業尚艱辛，清酒盈尊喜對傾。贈我綈袍無限意，殷勤握手別梅坑。”
詩中林伯渠借戰國時期須賈贈范雎綈袍的典故表達了依依惜別、盼望革命成功早日重聚的同志情。
幾個月後，58歲的何叔衡，在福建長汀縣水口鎮遭遇強敵，激烈戰鬥中負傷。他縱身跳崖，壯烈犧牲，實踐了生前“要為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誓言。
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項英為分局書記兼軍區司令員和政委，陳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瞿秋白被任命為蘇區的中央江西分局宣傳部長兼政府留守後方辦事處教育人民委員。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夕陽西下，于都河畔站滿了前來送行的父老鄉親。幾年根據地的建設，讓老百姓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而眼前這支開拔的隊伍中也有他們的親人。在紅軍出發前的幾個月，中革軍委進行了大規模的擴紅，蘇區人民積極響應，他們唱著《送郎當紅軍》把自己的兒子、兄弟、丈夫送到了這支革命的隊伍，但是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們這一走，什麼時候還能再回來。
中央紅軍轉移前夕，朱德曾致信廣東軍閥陳濟棠建議秘密談判。
時在會昌南線的何長工、潘漢年，受命于尋烏同陳濟棠的代表達成協定，留下了紅軍突圍借道的伏筆。
1934年10月上旬的一天，正在與廣東軍閥陳濟棠部秘密談判的潘漢年、何長工接到周恩來事先商定的密語電報：“你喂的鴿子飛了。”這是紅軍已經要實施戰略轉移的意思。潘漢年、何長工在談判結束後，迅速趕回于都和大部隊匯合。
就在紅軍從於都出發的前一天，蔣介石躊躇滿志地攜夫人宋美齡從南昌登上飛機，前往西北視察。
但是蔣介石沒有想到，他所依賴的國民黨南路軍陳濟棠部已經讓開大路20公里，在他的防區內沒有對紅軍進行堵截。紅軍通過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接著又突破第三道封鎖線，進入廣西北部地區。
由於博古、李德等主張“大搬家”式的轉移，攜帶大量笨重的物資器材沿山路西進，在通過敵人的三道封鎖線後，紅軍這支長龍還是慢吞吞地向前移動著。蔣介石終於弄清了紅軍西征的意圖和路線，迅速集結16個師約30萬軍隊搶在紅軍沉重、遲緩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險築起第四道封鎖線。
在這危急時刻，博古和李德拒絕了毛澤東關於乘各路敵軍正在調動之際，組織力量進行反擊以扭轉時局的建議，一味向西退卻，消極避戰，以致喪失了紅軍殲敵的良機，導致了長征中最險惡的一仗：湘江戰役。
11月28日，湘江之戰開始，紅軍與優勢之敵苦戰5晝夜，終於撕開了敵重兵設防的第四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湘江以東的企圖。但紅軍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
在突破湘江之後，紅軍隊伍中有一位25歲的青年用鍋底灰就著一張隨手找來的紙畫下了這紅軍過江的場面，他叫黃鎮。
行軍、打仗、畫畫，在兩萬五千里的艱險中，為了及時的宣傳，也為後世的播種，從黃鎮手中産生了數百幅真實生動的畫作。1938年，親歷長征的肖華把流傳在手中，小心珍藏而尚不知作者何人的24幅畫作，帶到上海交給“左聯”作家阿英。阿英在白色恐怖中，冒著生命危險將這24幅畫出版，取名為《西行漫畫》。
第一版的《西行漫畫》的封面選用的是黃鎮所畫的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的畫像。
寧都起義誕生了紅軍第五軍團，但是身處南方的北方將士水土不服、情緒波動。
毛澤東在這所房子裏，把紅色戲劇工作者錢壯飛、胡底和李伯釗召集在一起。
按照毛澤東的建議，錢壯飛、胡底、李伯釗夜以繼日地創作出大型話劇《為誰犧牲》。
從1931年12月開始，話劇《為誰犧牲》在中央蘇區巡迴演出長達一個月。
紅五軍團在黨的教育下，從軍團長董振堂到下屬的士兵都成長為合格的紅軍戰士。在長征途中，他們擔任掩護全軍的後衛任務。
湘江戰役中，五軍團為了保證其他紅軍部隊和軍委縱隊能夠渡過湘江，必須阻止敵人的追擊，他們在渡口與國民黨軍激戰了兩天兩夜，承受了巨大的傷亡損失。其中，陳樹湘任師長的紅五軍三十四師被阻截在湘江東岸，陷入了敵人的重重包圍。
一場激烈的突圍戰後，全師被打散，陳樹湘師長身負重傷，被敵軍抓獲。就在敵人押送路上，陳樹湘乘敵不備，用手從腹部傷口處絞斷了腸子，壯烈犧牲，時年29歲。
紅色戲劇家李伯釗站在滔滔的江水邊，無奈地輕裝掉了她和戰友在蘇區辛苦寫下的劇本和歌本。也許此時的她，心中最大的願望就是留在蘇區的瞿秋白和紅色戲劇戰士們能夠把這些劇目保存下來。
1934年10月，留守蘇區的紅色戲劇戰士在瑞金之外的戰區演出，他們被瞿秋白急電召回。
瞿秋白告訴他們，主力紅軍已經開始轉移了，百餘位紅色戲劇戰士心情異常沉重。瞿秋白鎮定地安慰大家：“不要難過，將來我們一定會再看到他們的。我們留下來的同志要參加打遊擊，繼續發揮紅色戲劇的戰鬥作用。”
戰事雖然激烈緊張，紅色戲劇活動仍在堅持。中央局決定撤銷後方辦事處，瞿秋白堅持主辦的《紅色中華》報也面臨停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瞿秋白殫精竭慮將報紙辦到最後一期，這一天是1935年1月21日。
這位老人名叫鐘紹滄，他指示的地點在於都城郊的一個村莊。1935年的元宵節，瞿秋白召集三個劇團，在這裡舉行匯演。
樹叢中搭起簡易舞臺，臺口挂起兩盞明亮的汽燈。觀眾人山人海。瞿秋白、陳毅、項英、陳潭秋、何叔衡、毛澤潭、劉伯堅等領導人都擠在觀眾中興致勃勃地觀看。
這是留守蘇區的軍民冒著隨時襲來的炮火，最後一次悲壯的文藝盛會。在十多個創作劇目中，瞿秋白選出《犧牲》、《非人生活》、《遊擊》、《李保蓮》、《不要臉》五個優秀的文學劇本，油印成冊，寫了序言，取名《號炮集》，並計劃將這紅色文學的戲劇成果送到上海出版。可惜的是，這一珍貴的劇本集，在戰火歲月中被湮沒。
蘇區形勢更加危機，瞿秋白的肺病也情勢嚴重。黨組織決定送他到上海隱蔽就醫。瞿秋白與同行的何叔衡、鄧子恢等在二百人的武裝護送下，從瑞金九堡出發。
2月23日，一行人在長汀遭遇國民黨保安團，激戰中，何叔衡犧牲，鄧子恢突圍，瞿秋白被俘。
1935年4月，上海大陸新村9號，一封來自長汀監獄的信件，投遞到魯迅先生的寓所，署名“林祺祥”。